莉莉

布蘭琪死了。

“死”有時反倒是一件幸事，我覺得對布蘭琪來說就是這樣，因為她生前是那麼鮮活明媚，當她的生命戛然而止時，定格在我腦海中的，永遠是那個活力四射的形像：布蘭琪唱著水手的歌，手背上穩穩地托著一杯香檳酒；布蘭琪向街頭的妓女演示怎麼跳查爾斯頓舞；布蘭琪對待一個不值得給好臉色的人溫暖如春；布蘭琪倔脾氣發作，一扭身，一跺腳，像個孩子。

布蘭琪嫉惡如仇，傻乎乎地反抗得罪不起的人。

然而，關於她的記憶，最清晰、最生動的，是第一次見到她在那個最s合她的地方：麗茲，她心愛的麗茲。

1940年，納粹來的那天，她還在路上，正從法國南部趕回來，還沒到家，但她向我講述了那天的情形。

一開始，麗茲的員工和客人隻聽到他們的聲音：一路轟鳴的坦克和呼嘯而來的吉普駛入那個巨型廣場，圍著方尖碑停下（拿破侖雕塑站在高高的碑上，驚恐地俯視著腳下）；隨後傳來靴子的金屬後跟叩擊鵝卵石和人行道的聲音，一開始隱隱約約，繼而越來越響，德國人來了，一步一步逼近，他們快到門口了。麗茲的員工和客人兩隻手絞來絞去，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些人衝向樓下的員工通道，但沒能跑多遠。

裡茲夫人，個子小小的，儀態萬方，穿著她最好的一條黑裙子，還是愛德華七世時代的款式，她候在自己家的大門內。她的家，就是這座全巴黎z豪華的酒店。她雙手在胸前交握，那兩隻佩戴著珠寶的手一直在抖。不止一次，她的目光瞥向那幅掛在上方的巨幅肖像，似乎亡夫的肖像能告訴她該怎麼做。

有些員工從1898年起就跟著她——還有他——直至今日。他們還記得開業第一天的盛況：這幾道門突然間敞開，衣著光鮮、滿面春風的賓客首次踏足富麗堂皇的“大殿”（對，裡茲先生的新酒店沒有“大堂”，他不想讓“庶民”有流連之處，因為這會令金碧輝煌的酒店正門失色），都無法掩飾驚嘆的神情。這些客人，不外乎王公貴族、闊老鉅子，或者像馬塞爾·普魯斯特和莎拉·伯恩哈特那樣的社會名流。然後，樂師奏響音樂，枝形弔燈熠熠生光，廚房裡送出一道道出自奧古斯特·埃科菲之手的精品——點綴著薰衣草和紫羅蘭糖漬花瓣的香草糖霜蛋白甜餅、羅西尼牛排、肥美的肉醬，甚至還有以奈麗·梅爾巴夫人之名特制的梅爾巴氏桃子冰激凌（她已經答應為賓客獻唱小夜曲）。他們最後整一整自己的新制服，綻開笑容，帶著滿腔的工作熱情，搬啊，擦啊，切啊，剁啊，撢啊，安撫，寵溺，各盡所能。他們興奮極了，為自己能參與這家豪華的新酒店開業——這可是世界上唯一一家帶獨立衛生間、每間客房都配電話、引入新的電燈照明、全部用電燈替代傳統煤氣燈的酒店。

旺多姆廣場上的麗茲酒店。

但今天，他們沒有笑，有些人甚至還在德國人闖進前門的那一刻不加掩飾地哭了起來。這些德國人挎著槍，沾滿塵土的黑靴子玷污著地毯。他們沒有摘下帽子，那盛氣凌人的帶鷹徽的帽子。灰綠色（四季豆的顏色）的軍服，在門廳耀眼的金色、大理石和水晶，牆上華麗的掛毯和鋪著地毯的大樓梯那雍容的帝王藍的映襯下，顯得丑陋又粗鄙。

他們胳膊上那截血紅的袖章上爬著一隻兇狠的黑蜘蛛——卐字——在場的人無不瑟瑟發抖。

德國人來了，正如大家聽到的那樣。在法國軍隊像埃科菲先生的精致酥皮糕點一樣潰散之後，在事實證明馬其諾防線不過是小孩子的幻想之後，在英國盟軍拋棄法國、在敦刻爾克越過英吉利海峽潰逃之後，大家都聽說德國人要來了。真的來了，他們就在這裡，在法國，在巴黎。

旺多姆廣場上的麗茲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