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2019年付梓，正值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使中國得以復興而已經有兩代勞動者甘願犧牲奉獻。我們作為奉獻者的一部分，唯願後人了解：前人路途無論怎樣“涉險犯難”而“步履維艱”，所表達的也隻不過是“舊的矛盾尚未解決新的矛盾就又發生了”這個哲學規律……

新世紀的第二個10年裡，中國經濟波動下行及其內生的社會變化波詭雲譎，全球危機的挑戰如約而至。如此復雜局面之下，我們把70年前應對建國初期危機的經驗過程歸納出來，無外乎是希望讀者理解：隻有以史為鋻，方知初心何駐。

第一代領導集體如何治理建國初期發生的赤字和通脹互相惡化的危機，以及如何扭轉通脹壓力下城市經濟符合市場規律的“脫實向虛”，如何應對結構下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不自覺抵制工業品下鄉導致工業化難以推進的矛盾……對當今困境化解也有借鋻意義。

這些資料翔實但觀點迥異的敘事，不僅會成為“講好中國故事”的一個重要部分，也會成為1947年受蘇聯影響確立的新民主主義因何被1953年開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替代的一個經驗依據。唯其有如此重要的現實的理論創新意義，纔有必要獨立成書。

理解如何“去依附”纔能“讀懂中國”

民國時期的高通脹導致工商業96%左右的資本用於投機，因為不論任何經濟體制隻要發生惡性通脹就會使制造業的利潤跟不上通脹，從而迫使產業資本家析出資本進入投機領域。同理，1949年剛剛接手大城市的新政權一方面要面對民國遺留下來的私人資本絕大多數囤積居奇的投機風潮；另一方面，在城市經濟不可能短期恢復的條件下，也隻能以赤字財政維持城市的基本運轉，而在沒有黃金或硬通貨儲備的情況下還隻能大量增發貨幣彌補赤字。如此，按照現代經濟規律演化出的不可逆的結果就是通脹惡化、直接威脅新政權的生存。這也是很多下層階級通過暴力革命奪取根植於城市的政權旋即失敗的主要教訓，在世界近現代史上屢見不鮮……

這一危機的緣由可以上溯至民國政府1935年的依附型幣制改革。自然，要成功治理這場延宕十幾年之久的危機必須重建經濟和金融主權。因此，我們給本書確定的主題是“去依附”——這是埃及思想家薩米爾·阿明針對歐洲中心主義話語權掌控第三世界而提出的“依附理論”的核心觀點，適用於包括中國在內的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不論其處於產業資本階段，還是21世紀的金融資本階段。

共產黨新政權與國民黨舊政權在應對危機時的最本質差異，表面上看是新政權沒有像舊政權那樣依靠大批海歸精英和外國勢力參與“頂層設計”，實質上是靠無數革命者流血犧牲纔得到的“革命紅利”——以革命的名義沒收帝國主義列強的殖民化資本，以及和舊政權密切結合著的買辦集團、官僚集團資本，構造出以“全民所有制”作為基本所有權屬的“國家資本”，作為新政權建立經濟和金融主權的“壓艙石”。正是靠了國家資本和農村的土地改革天衣無縫般的密切配合，新政權纔完成了對控制中國經濟的帝國主義列強的徹底“解殖”。

土地革命的作用將是下一部分的重點內容，這裡不再贅述，而是想做一點引申：

也正是由於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沒有像中國這樣完成土地革命，薩米爾·阿明在“依附理論”基礎上發展出來的“去依附”理論，主要經驗依據就隻能來自通過民族革命重構了完整的政治經濟主權的中國。過去十幾年，薩米爾·阿明曾與我們團隊在多個國家和地區有多次深入交流，大家討論了中國從產業資本階段向金融資本過渡階段如何創新“依附理論”、如何規避金融全球化導致金融資本必然“內爆”帶來的巨大衝擊等問題。

本書所發掘的建國初期因“去依附”而得以實現危機軟著陸的認識，對今人仍有借鋻和啟發：當年，人民國家憑借政治主權向財政和貨幣體繫做賦權的同時，對人民生活的最主要必需品采取“折實”的方式來穩住國家信用，這個體現國家金融安全隻能依靠對百姓“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的傳統政治文明，與今天人民幣隻有“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纔能回歸主權貨幣的“換錨”討論，隔著70年的時空遙相呼應……由於當代中國利益結構復雜化並且都在影響決策是個不爭的事實，所以本書的歸納和分析纔有普遍性：讀者無論自覺或不自覺地歸屬何種利益群體，都可以從中找到確曾真實有效的經驗借鋻……

讀者細讀本書也可以發現：中國走出建國初期經濟危機的具體過程，對其後幾十年的路徑選擇具有奠定基礎的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70年奮鬥歷程中徐徐展開的波瀾壯闊的畫卷，幾乎都可以在建國初期的這幾年找到不可忘記的原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