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序言

梭羅的名字，是與他的《瓦爾登湖》聯繫在一起的。我一次聽說這本書，是在1986年的鼕天。當時詩人海子告訴我，他1986年讀的好的書是《瓦爾登湖》。在此之前我對梭羅和《瓦爾登湖》還一無所知。書是海子從他執教的中國政法大學圖書館借的，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年的版本，譯者為徐遲先生。我向他借來，讀了兩遍（我記載的閱讀時間是1986年12月25日至1987年2月16日），並作了近萬字的摘記，這能說明我當時對它的喜愛程度。
後來我一直注意在書店尋找這本書。現在我手裡已經有五種中文版本的《瓦爾登湖》了，它們出自國內的三家出版社（此外我還有一冊友人贈予的紐約麥克米倫出版公司1962年的英文版本）。我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說：“梭羅近兩年在中國仿佛忽然復活了，《瓦爾登湖》一出再出，且在各地學人書店持續榮登暢銷書排行榜，大約鮮有任何一位19世紀的小說家或詩人的著作出現過這種情況，顯現了梭羅的超時代意義和散文作為一種文體應有的力量。”
《瓦爾登湖》是我一從版本上多重收藏的書籍，以紀念這部瑰偉的富於思想的散文著作對我的寫作和人生的“奠基”意義。我的“文學生涯”是從詩歌開始的，《瓦爾登湖》的出現，結束了我的一個自大學起持續了七八年的時期，那階段我的閱讀興趣和寫作方向主要圍繞詩歌進行。我曾在自述《一個人的道路》中寫道：“終導致我從詩歌轉向散文的，是梭羅的《瓦爾登湖》。當我初讀這本舉世無雙的書時，我幸福地感到，我對它的喜愛超過了任何詩歌。”導致這種寫作文體轉變的契機看起來是偶然的——由於讀到了一本書，實際蘊含了一種必然：我對梭羅的文字仿佛具有一種血緣性的親和和呼應。換句話說，在我過去的全部閱讀中，我還從未發現一個在文字方式上（當然不僅僅是文字方式）令我格外激動和完全認同的作家，今天他終於出現了。下面的對比也許更能說明這一變化的內在根據：
我們常常忘掉，太陽照在我們耕作過的田地和照在草原與森林上一樣，是不分軒輊的。它們都反射並吸收了它的光線，前者隻是它每天眺望的圖畫中的一部分。在它看來，大地都給耕作得像花園一樣。因此我們接受它的光與熱，同時也應接受它的信任與大度……
秋天是結實的季節
生命的引導者
接納一切滿載之船的港灣
北方，鳥在聚合
自然做著它的大循環
所有結著籽粒的植物
都把充實的頭垂向大地
它們的表情靜穆、安詳
和人類做成大事情時一樣
太陽在收起它的光芒
它像即將上路的遠行者
開始打點行裝
它所攜帶的寶貴的財富
是它三個季節裡的閱歷前者是《瓦爾登湖》中“種豆”一章的文字，後者是我那時寫的一首名為《結實》的詩。我的詩顯然具有平闊的“散文”傾向，梭羅的散文也並未喪失峻美的“詩意”，而我更傾心梭羅這種自由、信意，像土地一樣樸素開放的文字方式。總之在我這裡詩歌被征服了：梭羅使我“皈依”了散文。後來我愈加相信，在寫作上與其說作家選擇了文體，不如說文體選擇了作家。一個作家選擇哪種文學方式確立他與世界的關繫，主要的還不取決於他的天賦和意願，更多的是與血液、秉性、信念、精神等等因素相關<中外文學的經驗大體可以證實這點）。
對於本質上作為一個物種的人類來講，他已經歷了一次脫離有機世界進入無機世界的巨大轉折。當人類的制造異於自然並終不能融入自然的循環而積累在自己身邊時，他就置身於無機世界之中了。我在一則《大地上的事情》裡這樣寫過：“有一天人類將回顧他在大地上生存失敗的開端，他將發現是1712年，那一年瓦特的前驅，一個名叫托馬斯·紐科門的英格蘭人，嘗試為這個世界發明了一臺原始蒸汽機。”仿佛與這一轉折相應，在精神領域人類的文字表述也呈現了一個從“有機”蛻變為“無機”，愈來愈趨向抽像、思辨。、晦澀、空洞的過程。正如梭羅講的：“那個時期所有傑出的作家都比現代的作家更加朝氣蓬勃、質樸自然，當我們在一現代作家的著作中讀到那個時期某一作家的一句語錄時，我們仿佛驀地發現一片更加蔥綠的田地，發現土壤更大的深度和力量。這就好比一根綠色樹枝橫在書頁上，我們像在仲鼕或早春看到青草一般心神舒暢。”的確，在現代作家（廣義）的著作中，我們能夠讀到諸如“城邦喪失了青年，有如一年中缺少了春天”，“美德如江河流逝，但那道德高尚的人本色不變”這樣富於生命氣息，仿佛草木生長、河水奔流時寫成的詞句嗎？在視明朗為淺．薄、樸素為低能的現代文風中，具有“能以適當的比例將自己的意義分別給予倉促草率的讀者和深思熟慮的讀者。對於務實的人，它們是常識；對於聰明的人，它們是智慧。正如一條水量充沛的河流，一位旅行家用它的水濕潤嘴唇，一支軍隊用它的水裝滿自己所有的水桶”（梭羅語）特征的偉大著述消失了，文學和學術已經自我深奧與封閉起來。
梭羅的文字是“有機”的，這是我喜愛他的著作的原因之一。我說的文字的“有機”，主要是指在這樣的著述中，文字本身仿佛是活的，富於質感和血溫，思想不是直陳而是借助與之對應的自然事物進行表述（以利於更多的人理解和接受），體現了精神世界人與萬物原初的和諧統一。這是古典著作（無論文學還是哲學）的不朽特征，梭羅繼承了這一源遠流長的偉大傳統：“正如平原的不平坦被距離所掩蓋，突兀的一個個時代和斷層在歷史中被撫平”，“月亮再也不反照白晝，而是按她的絕對規律升起；農民和獵人把她公認為他們的女主人”，“一本書裡的簡樸幾乎同一所住宅內的簡樸一樣是個了不起的優點，如果讀者願意居住其中”……梭羅的這種比比皆是的語句，使他的行文新鮮、生動、瑰美、智巧，整部著作魅力無窮。
我稱梭羅是一個復合型作家：非概念化、體繫化的思想家（他是自視為哲學家的）；優美的、睿智的散文作家；富於同情心、廣學的博物學家（梭羅的生物知識特別是植物知識是驚人的，他采集並收藏了數百枚植物標本）；樂觀的、手巧的旅行家；自稱的“劣等詩人”。梭羅1817年7月12日生於馬薩諸塞州一個名叫康科德的小鎮。康科德的著名首先由於它與其近鄰列克星敦同是美國獨立戰爭的始發地，梭羅為此感到驕傲，因為自己生於‘‘全世界可敬的地點之一”。在後來定居康科德的超驗主義團體成員中，梭羅是一土生土長的人。霍桑曾形容梭羅是個“帶著大部分原始天性的年輕人……總帶有點粗俗的鄉村野氣”。梭羅實際是受過繫統教育的，從康科德中心學校、私立康科德學院，直到哈佛大學。1847年，三十歲的梭羅在接受他的哈佛班級十周年紀念問卷調查時寫道：“我是個校長、家庭教師、測繪員、園丁、農夫、漆工、木匠、苦力、鉛筆制造商（梭羅六歲時，其父接管了妻弟的鉛筆制造生意。在鉛筆制造上梭羅是可以申請專利的，是他從蘇格蘭百科全書中得到啟發，用巴伐利亞黏土混合石墨，生產出更精細的石墨粉，改進了鉛筆芯的質量，並設計出鑽機，使鉛芯可以直接插入鉛筆，而無需切開木條，還制定了鉛硬度的等級劃分）、玻璃紙制造商、作家，有時還是個劣等詩人。”這已大體概括了他一生從事過的工作。梭羅的這種智識與體能尚未分離的本領，再次印證了古代希臘的泰勒斯曾向世界表示的：“隻要哲學家們願意，就很容易發財致富，但是他們的雄心卻是屬於另外的一種。”
談論梭羅，不能不提到曾給過他巨大影響和幫助，被譽為“使我們萬眾一心”的“康科德精神”的愛默生（愛默生曾為康科德寫過贊歌）。1835年，三十二歲的愛默生花三千在康科德買下一幢房子，正式從波士頓遷到這個小鎮，此時的梭羅尚是一名哈佛大學三年級的學生。1837年，已在康科德中心學校任教但因被校方責令鞭打六名學生一事而辭去教職的梭羅，加入了愛默生組織的“新英格蘭超驗主義俱樂部”，他們的偉大友誼從此開始了。1841年，梭羅關閉接管了兩年的康科德學院，失去工作的梭羅應愛默生邀請住進他家，做了一名園丁。兩年的與愛默生密切接觸及他的大量藏書，使梭羅在此奠定了確立自己基本思想和信念的基礎（梭羅與愛默生的特殊關繫，使善於尋找任何角度刻薄說話的批評家曾譏他“不過是愛默生的影子罷了”，但梭羅依然是梭羅。後來他們相對疏遠的原因之一，是梭羅對自己漸長的名氣和聲望給愛默生帶來的影響有了顧慮）。
關於梭羅與愛默生的關繫，我更願意相信他們在心靈上、思想上存在一種先天的契合和呼應。愛默生在他的講演錄《美國學者》中闡述過這樣一個基本思想，即在分裂的或者說是在社會的現狀下，人已經喪失了自己的完整性，所謂“人”隻是部分地存在於所有的個人之中，個人站在社會派給他的崗位上，每一個人都像是從身上鋸下來的一段肢體——一個手指、一個頸項、一個胃，但不是一個完整的人：栽種植物的人很少感覺到他的職務的真正尊嚴，他隻看見他量谷子的籮筐與大車，此外一無所視，於是就降為一個農民（而不是“人”在農場上）；商人從不認為他的生意也有一種理想的價值，靈魂隻為金錢所奴役；律師成了一本法典；機師成了一架機器；水手成了一根繩子一…愛默生的關於“人”的理想是，每個人若要完整地掌握自己，就必須時時從他自己的“崗位”回來，擁抱一切。梭羅則說：“人類已經成為他們的工具的工具了，饑餓了就采果實喫的人已變成一個農夫，樹蔭下歇力的人已變成一個管家。傑出的藝術作品都表現著人類怎樣從這種情形中掙扎出來，解放自己。”從梭羅回答哈佛的問卷中所述，我們可以看出，梭羅的一生便是有意體現這一“人”的理想、“解放自己”的一生（愛默生在日記裡曾詼諧地寫道：“梭羅的個性中缺少點雄心壯志……他不當美國工程師的領袖而去當采黑果隊的隊長。”梭羅這種“不爭一”的人生姿態與那個時代業已開始的以競爭為機制和本質的現代社會顯然背道而馳，而我確信這一機制和本質正是“人類在大地上生存失敗”的根本原因）。
梭羅在《瓦爾登湖》中曾這樣說明自己：“我在我內心發現，我有一種追求更高的生活，或者說探索精神生活的本能，但我另外還有一種追求原始的行列和野性生活的本能。”梭羅的這種源於生命的非實用主義或反物質文明傾向，以及他的審美地看待世界的目光、詩意的生活態度，早在哈佛大學的畢業論文中就有所表露：“我們居住的這個充滿新奇的世界與其說是與入便利，不如說是令人嘆絕，它的動人之處遠多於它的實用之處；人們應當欣賞它，贊美它，而不是去使用它。”梭羅上述自我表白和說法，可以有助於我們認識和理解他的“否定了一切正常的謀生之道，趨向於在文明人中過一種不為生計做任何有規則的努力的印第安人式生活”（霍桑語）的非凡一生（為梭羅這種人生提供保障的，是他自己宣稱的“我大的本領是需要很少”。我想如果梭羅與現代環境保護主義有關，也主要在於他這種自覺降低消費的生活態度）。自1839年二十二歲的梭羅與其胞兄約翰乘自造的“馬斯克特奎德號”船在康科德與梅裡馬克河上航行一周起，旅行便幾乎成了他生活的核心。而瓦爾登湖，由於梭羅在湖畔的居住及他的以之命名的不朽著作，則已是梭羅的像征。1862年5月6日，梭羅因肺結核在康科德不幸病逝，時年四十五歲。在梭羅的葬禮上，痛致悼詞的愛默生滿懷深情地說道：“這個國家還不知道，或者僅有極個別人知道，它已失去了一個多麼偉大的兒子。”
梭羅是難以談盡的。自1873年梭羅的生前好友錢寧率先為其寫傳以來，關於梭羅的傳記和著述已數不勝數。這兩年由於《瓦爾登湖》在國內的頻繁出版，談論梭羅的文章（或頌揚或貶損）亦不時出現。對此，我在前面提到的那封信中曾表述了這樣的看法：“……人們談論梭羅的時候，大多簡單地把他歸為隻是個倡導（並自己試行了兩年，且被譏為並不徹底）返歸自然的作家，其實這並未準確或全面地把握梭羅。梭羅的本質主要的還不在其對‘返歸自然’的倡導，而在其對‘人的完整性’的崇尚。梭羅到瓦爾登湖去，並非想去做久‘返歸自然’的隱士，而僅是他崇尚‘人的完整性’的表現之一。對‘人的完整性’的崇尚，也非機械地不囿於某一崗位和職業，本質還在一個人對待外界的態度：是否為了一個‘目的’或‘目標’，而漠視和犧牲其他（這是我喜歡梭羅——而不是陶淵明——的大原因）。”當我們了解了梭羅在他的“漫遊與著述”生涯中，並沒有無視美國當時的奴隸制，並與之進行了不懈的鬥爭（多次撰文；為此拒絕納稅而不惜坐牢；在家中收容逃亡的奴隸，幫助他們逃往加拿大；組織營救被捕的廢奴主義領袖約翰·布朗；以及同情並幫助印第安人）等事後，我們便會認同當年他接管過的康科德學院學生對他的評價：他是一個“富有愛心的人”。
199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