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地火

歷史不論多麼精彩紛呈、多麼驚心動魄，當活動於其中的那些鮮活的生命逐漸消失之後，也就逐漸變成了書架上一排又一排積滿灰塵的故紙。

靜悄悄的圖書館內，靠角落那個書架上，有本如秋葉般枯黃脆裂的書，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10月重慶初版。翻到第195頁，見一篇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12月12日的日記：

……凌晨五時半，床上運動畢，正在披衣，忽聞行轅大門前有槍聲，立命侍衛往視，未歸報，而第二槍發；再遣第二人往探，此後槍聲連續不止……

頗像一部拙劣驚險小說的開頭。可以想見，當年寫到這裡，作者握筆的手定在不住顫抖。

接著往下寫：

……出登後山，經飛虹橋至東側後門，門扃，倉促不得鑰，乃越牆而出。此牆離地僅丈許，不難跨越；但牆外下臨深溝，昏暗中不覺失足，著地後疼痛不能行。約三分鐘後，勉強起行，不數十步，至一小廟，有衛兵守住，扶掖以登。此山東隅並無山徑，而西行恐遇叛兵，故仍向東行進，山巔陡絕，攀援摸索而上……

竟然連“離地丈許”的高牆也認為“不難跨越”，上牆之後未及細看又飛身縱下而跌入深溝，出逃之狼狽倉皇與求生之急切魯莽，渾然一體。

難以想像，這個越牆攀山身手不凡之人已年逾五十。

他就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

所記之事發生在1936年12月12日，史稱“西安事變”。

事變第二天上午，中共中央在保安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大多數人的意見是審蔣、除蔣。當天中午，毛澤東、周恩來致張學良電，14日紅軍將領致張學良、楊虎城電，15日紅軍將領致國民黨、國民政府電，都是這個態度。

事變第三天，蘇聯《真理報》發表社論：“毫無疑問，張學良部隊舉行兵變的原因，應當從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幫助日本帝國主義推行奴役中國的事業的那些親日分子的陰謀活動中去尋找。”他們認為張學良是日本特務，事變乃日本陰謀所主使。

日本政府則認為莫斯科同張學良達成了“攻防同盟”，張學良是蘇俄工具。蘇俄纔是事變真正的後臺。東京《每日新聞》發表社論：“中國中央政府如在抗日容共的條件下與張妥協，日本決強硬反對。”

南京方面，何應欽調兵遣將要動武，宋美齡穿針引線欲求和，戴季陶摔椅拍桌、大哭大叫，連平日頗為持重的居正也用變調的嗓音呼喊：“到了今日還不討伐張、楊，難道我們都是飯桶嗎？！”

量變堆積歷史，質變分割歷史。人們能夠輕松覺出每日每時不息不止的量變，卻不易覺出行將到來或已經來到的質變。

1936年12月12日，當中國政治包含的量變已經足夠時，所有各方便被一隻看不見的手，猝不及防地推到了前臺。

歷史來到十字路口。

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蘇聯和共產國際、日本昭和軍閥集團，都在既謹慎又頑強，既堅定又遊移地探索自己真正的位置，表白著自己的立場，又修改著自己的立場。表白的同時又在修改，修改的同時又在表白。

在華清池跌傷了腰腿的蔣委員長，更是一瘸一拐來到十字路口。

委員長方寸大亂。他連衣帽都未穿戴整齊，沉重的歷史帷幕便落下了。隻容他將終生最為心痛的一句話，留在那頁干枯得幾乎要碎裂的紙張上：

此次事變，為我國民革命過程中一大頓挫：八年剿匪之功，預計將於兩星期（至多一月內）可竟全功者，竟坐此變幾全隳於一旦。

和共產黨苦鬥八年，最後就差了兩個星期。八年共2920天。兩個星期為14天。八年與兩個星期之比，為1000∶4.7。所謂差之毫釐，便失之了千裡。

他把這句話一直默念到1975年4月5日清明節。

該日深夜11時50分，他在臺北市郊草山腳下的士林官邸內病逝。

共產黨人終剿不滅，是其終生不解之謎。

第一節 孫中山的困惑

18歲時，毛澤東知道了孫中山。

1936年，長征到達陝北的毛澤東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說，1911年他考入長沙的湘鄉駐省中學，看到同盟會黨人於右任主編的《民立報》，上面刊載著廣州起義和七十二烈士殉難的消息。從此，毛澤東知道了孫中山和同盟會的綱領。

這是毛澤東有生以來看到的第一份報紙。“我是如此的激動，以至於寫了一篇文章貼在學校的牆上。這是我第一次發表政見。”

第一份報紙導致的第一次政見是什麼呢？

風吹日蝕，湘鄉駐省中學校園牆上，一個來自韶山的18歲青年寫的那篇東西，早已無蹤無影。幸虧還有個冒險闖進陝北的斯諾，通過他，毛澤東能夠把那篇政見的內容留下來：“我在文章裡鼓吹必須把孫中山從日本召回，擔任新政府的總統，由康有為任國務總理，梁啟超任外交部長！”

康、梁是早年毛澤東心中的偶像。梁啟超寫的很多東西他一直要讀到能夠背誦。在梁啟超的一篇文章上，青年毛澤東有這樣一段批語：“立憲之國家，憲法為人民所制定，君主為人民所推戴。”

當年毛澤東崇拜康、梁，贊成君主立憲。

但一個孫中山橫空出世，便奪去了他心中的第一把交椅，他的“第一篇政見”就拋棄了君主立憲而改為共和。他提出來的不再是君主，而是總統、總理和外交部長。

孫中山知道毛澤東嗎？

他年長毛澤東27歲。1925年3月他在北京病逝時，毛澤東正在湖南家鄉搞社會調查、辦農民協會。後來震驚中外的湖南農民運動，當時還隻是運行的地火。

但孫中山知道毛澤東。在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國民黨“一大”上，有兩個剛剛加入國民黨的青年共產黨員，以能言善辯、詞鋒激烈給老們留下了深刻印像。

一個是李立三，另一個就是毛澤東。

李立三單刀直入，大段闡發自己的觀點，其中不乏率直批評國民黨的言論；毛澤東則主要以孫先生的說法為依據，論證自己的觀點。

許多國民黨人驚異地注視著這兩人，連汪精衛也發出由衷感嘆：“究竟是五四運動的青年！”

孫中山以贊賞的眼光注視著中共的這兩個新銳。他親自批準毛澤東為章程審查委員。

客觀講，如果沒有俄國十月革命，孫中山、毛澤東這兩個背景和性格都差異巨大的人，他們的生命軌跡也許永遠不會交會。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改變了一切。

但最先聽見這聲炮響的中國人，既不是孫中山也不是毛澤東，而是北洋政府的駐俄公使劉鏡人。

1917年11月7日，劉鏡人給國內發回一封電報：“近俄內爭益烈，廣義派勢力益張，要求操政權，主和議，並以暴動相挾制。政府力弱，鎮壓為難，恐變在旦夕。”

次日，劉鏡人再發一報：“廣義派聯合兵、工反抗政府，經新組之革命軍事會下令，凡政府命令非經該會核準，不得施行。昨已起事，奪國庫，占車站……現城內各機關盡歸革命黨掌握，民間尚無騷擾情事。”

這是最早向國內傳遞的十月革命已經發生的消息。劉鏡人的俄譯漢有些問題，布爾什維克本應譯為“多數派”，卻被他翻譯為“廣義派”，讓人看了有些摸不著頭腦。

翻譯有些問題、讓人有些摸不著頭腦的這些電報被送到北洋政府外交部，也因電訊不暢整整晚了二十天。外交大員草草閱過，便將其撂在一邊。北洋政府的外交當然是以各協約國的立場為立場，所做的決定也如出一轍：拒絕承認十月革命後的蘇俄，召回公使劉鏡人。無人想到劉鏡人發回來的很快被歸入檔案的電報，預示著世界東方將要發生天翻地覆的巨變。

十月革命使中國奔騰運行的地火終於找到了突破口。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被那場俄國革命所促發的歷史合力推向一起。

被革命之力推向一起的中國國民黨人和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革命未來走向的判斷卻截然不同。

包括孫中山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