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改革
孔子所謂小康之世，大約從有史時代就開始的。因為我們有確實的歷史，始於炎黃之際，已經是一個干戈擾攘的世界了。至於亂世，其機緘，亦是早就潛伏的，而其大盛，則當在東周之後。因為封建制度，是自此以後，纔大崩潰的(封建制度的崩潰不是什麼單純的政治作用，實在是社會文化進步，而後政治作用隨之的，已見第三章。新文化的進步，就是舊組織的崩潰)。然在東周以後，社會的舊組織，雖已崩潰，而人們心上，還都覺得這新成立的秩序為不安；認為他是變態，當有以矯正之。於是有兩漢時代不斷的社會改革運動。醞釀久之，到底有新室的大改革。這大改革失敗了，人們纔承認社會組織的不良，為與生俱來，無可如何之事，把病態認為常態了。所以我說小康的一期，當終於新室之末。
漢代人的議論，我們要是肯細看，便可覺得他和後世的議論，絕不相同。後世的議論，都是把社會組織的缺陷，認為無可如何的事，至多隻能去其太甚。漢代人的議論，則總是想徹底改革的。這個，隻要看z著名的賈誼、董仲舒的議論，便可見得。若能細讀《漢書》的《王貢兩龔鮑》和《眭兩夏侯京翼李傳》，就更可明白了。但他們有一個通蔽，就是不知道治者和被治者，根本上是兩個對立的階級。不知領導被壓迫階級，以圖革命，而專想借壓迫階級之力，以進行社會改革。他們誤以為治者階級，便是代表全社會的正義的，而不知道這隻是治者階級中的z少數。實際，政治上的治者階級，便是經濟上的壓迫階級，總是想榨取被治階級(即經濟上的被壓迫階級)以牟利的。治者階級中z上層的少數人，隻是立於兩者之間，使此兩階級得以保持一個均衡，而實際上還是偏於治者一方面些。要想以他為發力機，鼓動多數治者，為被治者謀幸福，真是緣木求魚，在理論上決不容有這回事。
理所可有，而不能實現之事多矣，理所必無，而能僥幸成功之事，未之前聞。這種錯誤，固然是時代為之，怪不得古人。然而不能有成之事，總是不能有成，則社會科學上的定律，和自然科學上的定律，一樣固定，決不會有例外。
在東周之世，社會上即已發生兩種思潮：一是儒家，主張平均地權，其具體辦法，是恢復井田制度。一是法家，主張節制資本，其具體辦法，是(甲)大事業官營；(乙)大商業和民間的借貸，亦由公家加以干涉(見《管子·輕重》各篇)。漢代還是如此。漢代儒家的宗旨，也是要恢復井田的。因為事不易行，所以讓步到“限民名田”。其議發於董仲舒。哀帝時，師丹輔政，業已定有辦法，因為權戚所阻撓，未能實行。法家的主張，桑弘羊曾行之。其z重要的政策，是鹽鐵官賣及均輸。均輸是官營商業。令各地方，把商人所販的出口貨做貢賦，官販賣之於別地方。
弘羊的理論，略見《鹽鐵論》中。著《鹽鐵論》的桓寬，是反對桑弘羊的(《鹽鐵論》乃昭帝時弘羊和賢良文學辯論的話，桓寬把他整理記錄下來的。賢良文學都是治儒家之學的。弘羊則是法家，桓寬亦信儒家之學)。其記錄，未必會有利於弘羊，然而我們看其所記弘羊的話，仍覺得光焰萬丈，可知歷來以弘羊為言利之臣，專趨承武帝之意，替他搜刮，實在是錯誤的。但弘羊雖有此種抱負，其籌款的目的是達到了，矯正社會經濟的目的，則並未達到。漢朝所實行的政策，如減輕田租，重農抑商等，更其無實效可見了。直到漢末，王莽出來，纔綜合儒法兩家的主張行一斷然的大改革。
在中國經學史中，有一重公案，便是所謂今古文之爭。今古文之爭，固然自有其學術上的理由，然和政治的關繫亦絕大。提倡古文學的劉歆、王莽，都是和政治很有關繫的人。我們向來不大明白他們的理由，現在卻全明白了。王莽是主張改革經濟制度的人。他的改革，且要兼及於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兩方面。今文經是隻有平均地權的學說，而無節制資本的學說的。這時候，社會崇古的風氣正盛。欲有所作為，不得不求其根據於古書。王莽要兼行節制資本的政策自不得不有取於古文經了。這是旁文。我們現在且看王莽所行的政策：
(一)他把天下的田，都名為王田(猶今言國有)；奴婢名為私屬；都不得賣買，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的，分餘田與九族鄉黨。
(二)設立六筦之制：(甲)鹽，(乙)酒，(丙)鐵，(丁)山澤，(戊)五均賒貸，(己)鐵布銅冶。其中五均賒貸一項，是控制商業及借貸的。餘五項，繫將廣義的農業和工業，收歸官營。
(三)五均，《漢書·食貨志》《注》引鄧展，謂其出於河間獻王所傳的《樂語語》。臣瓚引其文雲：“天子取諸侯之土，以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強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民矣。”這是古代的官營商業。其為事實或法家的學說未可知，而要為王莽的政策所本。王莽的制度：是改長安東西市令，又於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五處，都設司市師(師是長官之意)。各以四時仲月(二、五、八、十一月)，定該區中貨物的平價。貨物實繫有用而滯銷的，照他的本錢買進。物價騰貴，超過平價一錢時(漢時錢價貴，故超過一錢，即為騰貴)，則照平價出賣。又在司市師之下，設泉府丞。丞是副官的意思。經營各種事業的人，都要收稅，名之為貢(其額按純利十分之一)。泉府收了這一筆貢，用以借給困乏的人。因喪祭等事而借的，隻還本，不取息，借以營利的，取年息十分之一。
王莽的變法，成功的希望是不會有的，其理由已述於前。固然，王莽的行政手段很拙劣，但這隻是枝節。即使手段很高強，亦不會有成功的希望。因為根本上注定要失敗的事，決不是靠手段補救得來的。但是王莽的失敗，不是王莽一個人的失敗，乃是先秦以來言社會改革者公共的失敗。因為王莽所行，並不是王莽一個人的意見，乃是先秦以來言社會改革者公共的意見。王莽隻是集此等意見的大成。經過這一次改革失敗之後，人遂群認根本改革為不可能，想把亂世逆挽之而至於小康的思想，從此告終了。中國的社會改革運動，至此遂告長期的停頓。
……
雖然在停頓時期，枝節的改革，總還不能沒有的。今亦略述其事如下：
當這時代，z可紀念的，是平和的、不徹底的平均地權運動。激烈的井田政策既經絕望，平和的限民名田政策還不能行，於是又有一種議論，說平均地權之策，當行之於大亂之後，地廣人稀，土田無主之日。於是有晉朝的戶調式，北魏的均田令，唐朝的租庸調法。這三法的要點是：(一)因年齡、屬性之別，以定受田的多少。(二)在北魏的均田令中，有露田和桑田的區別。唐朝則名為口分田和世業田。桑田和世業田，是可以傳世的，露田和口分田，則受之於官，仍要還之於官。(三)唐制又有寬狹鄉之別。田畝之數，足以照法令授與的為寬鄉，不足的為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四)有餘田的鄉，是要以給比連之鄉的。州縣亦是如此。(五)徙鄉和貧無以葬的人，得賣世業田。自狹鄉徙寬鄉的，得並賣口分田(口分田非其所有，無可賣之理。這該是獎勵人民從狹鄉遷到寬鄉去的意思。法律上的解釋，等於官收其田而賣卻之，而將賣田所得之款，發給為獎勵費。許其自賣，隻是手續簡便些罷了)。(六)雖然如此，世業田仍有其一定制限，買進的不得超過此限度，在z小限度以內，亦不得再賣卻。統觀三法，立法之意，是不奪其私有之田，無田者則由官給，希冀減少反抗，以漸平均地權，其立法之意誠甚善。然其實行至何程度，則殊可疑(晉法定後，天下旋亂，曾否實行，論者甚至有懷疑的。北魏及唐，曾實行至何程度，歷史上亦無明確的記載)。即使實行了，而人總是有緩急的；緩急的時候，不能不希望通融，在私產制度之下，誰肯白借給你來？
救濟的事業，無論如何，是不能普遍的(救濟事業之量，決不能等於社會上需要救濟之量，這是有其理論上的根據的。因為救濟人者，必先自覺有餘，然後能斥其所餘以救濟人。然救濟人者的生活程度，必高於所救濟的人，因而他所拿出來的，均攤在眾人頭上，必不能使被救濟者之生活程度，與救濟之者相等。而人之覺得足不足，並不是物質上真有什麼界限，而往往是和他人的生活狀況相比較的。如此，故被救濟者在心理上永無滿足之時。又在現在的社會組織之下，一個人的財富，往往是從剝削他人得來的，而他的自覺有餘必在先，斥其餘以救濟他人必在後。自剝削至於救濟，其中必經過相當的時間。在此時間之中，被剝削者，必已負有很大的創傷，即使把所剝削去的全數都還了他，亦已不夠回復，何況還不能全數還他呢)。於是不得不有抵賣之品。而貧民是除田地之外，無物可以抵賣的。如此，地權即使一度平均，亦很難維持永j。何況並一度之平均而不可得呢？再者：要調劑土滿和人滿，總不能沒有移民，而在現在的文化狀況之下，移民又是很難實行的。所以此等平均地權的方法，不論事實，在理論上已是很難成立的了。
據記載，唐時，其法業已大壞。至德年(前一千一百三十二年)，楊炎為相，改租庸調法為兩稅法，人民的有田無田，田多田少，就無人過問了。
自晉武年(前一千六百三十二年)，平吳行戶調法至此，前後適五百年。自此以後，國家遂無復平均地權的政策。間或丈量，不過為平均賦稅起見，而亦多不能徹底澄清。兼並現像，依然如故，其中z厲害的，為南宋時浙西一帶的兼並。因為這時候，建都在臨安，浙西一帶，闊人多了，競以兼並為事，收租奇重。宋末，賈似道要籌款，就用低價硬買做官田。田主固然破產了。佃戶自此要向官家交租，又非向私家交租時“額重納輕”之比，人民已受了一次大害。到明初平張士誠，太祖惡其民為士誠守，對於蘇松、嘉湖之田，又定以私租為官稅。後來雖屢經減免，直到現在，這一帶田賦之重，還甲於全國。兼並的影響，亦可謂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