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圖書_21世紀資本論（精裝版）經濟學理論金融投資資本論商業財經

?導言

財富分配已成為時下廣泛討論和頗具爭議的話題之一，但我們是否真正了解其漫長的演進過程呢？私有資本的不斷積累真如卡爾·馬克思（在19世紀預言的樣，將導致財富被少數人掌握嗎？或者如西蒙·庫茲涅茨在20世紀所設想的那樣，增長、競爭與技術進步之間的不斷博弈將會逐漸降低社會不同階層之間的不平等程度，促進其更加和諧的發展？我們對財富和收入從18世紀演變至今又真正了解多少？當下，我們從中又可以汲取怎樣的經驗呢？
以上問題我都將在本書中一一進行解答。我也必須承認，書中的這些答案並不完善，但相比以往學者的研究成果，這些答案采用了更加廣泛的歷史資料和對比數據，覆蓋了近三個世紀、20多個國家，同時運用新穎的理論架構進行深度解析。現代經濟增長與信息傳播雖然規避了馬克思理論演進結果的發生，但是並未改變資本深層結構與社會不平等的現實——至少不像“二戰”之後十年中一些樂觀主義者所想像的那樣盡如人意。當21世紀的今天依然重復著19世紀上演過的資本收益率超過產出與收入增長率的劇情時，資本主義不自覺地產生了不可控且不可持續的社會不平等，這從根本上破壞了以民主社會為基礎的精英價值觀。然而，民主可以重新控制資本主義並且保證公眾利益高於個人利益，保持了經濟開放度，同時避免了貿易保護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影響。在本書後面的章節，我從這個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議。這些觀點是基於歷史經驗教訓得出的，本質上是對事實的一種客觀陳述。
無數據之爭？
關於財富分配的爭論學術和政治爭論，長期以來總是充滿偏見並且缺乏事實依據。
每個人都會對所處時代的財富收入水平有自己的直觀認識，哪怕他缺乏理論框架或數據分析。可以肯定的是，絕不應該低估這種直觀認識的重要性。電影和文學作品，尤其是19世紀的小說中，隨處可見關於不同社會階層財富和生活水平的詳細描述，尤其是對極度不平等的社會結構、合乎情理的生活方式以及對個人生活的影響進行刻畫。簡·奧斯汀和奧諾雷·德·巴爾扎克的小說生動描摹出1790~1830年間英國和法國社會財富的分配情況。兩位小說家敏銳地捕捉到各自所在社會階層的財富層級，他們抓住了財富隱藏的輪廓，以及其對男性和女性生活必然的影響，包括對於婚姻的態度、個人期許和失望的源點。他們和其他小說家用逼真而有力的筆觸描繪了社會不平等的影響，而這些都是數據統計和理論分析無法相比的。
當然，財富分配的重要性決定了它必須融合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以及哲學家的觀點。幸運的是，每一個人都很關心這個問題。那些具體的、真實存在的不平等是顯而易見的，也自然會激發尖銳但又矛盾的政治評判。農民和封建領主，工人和雇主，員工與資本家：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優勢，同時觀察到重要的方面——其他人的生活以及不同社會階層之間權力與支配存在的關繫有著自己獨特的觀察，並依據這些觀察形成自己的是非判斷。因此，這種對於社會不平等的基本主觀和心理維度的認識，必然會造成科學分析無法緩和的政治紛爭升級。所幸，民主永遠都不會被共和所代替。
然而，分配問題也值得進行繫統和規範的研究。如果沒有精確定義的來源、方法、概念，我們可能會看清一切，也可能什麼也看不到。有些人認為不平等總是會增加，整個世界因此變得更加不公平；還有人認為不平等呈自然衰減態勢，和諧會自動慢慢生成，我們無須做任何事來冒險打破這份完美的平衡。每個陣營都在指責其他陣營的思維惰性，卻同時也暴露出自己的思維惰性相互之間完全是一種“聾子式的對話”。在這種情況下，進行研究工作——即使不是完全科學的，但至少是繫統的、有條理的研究將非常有用。專業分析不會因社會不平等導致的暴力政治衝突而終結。社會科學研究總是會充滿試驗性和不完美因素的。沒有人會要求將經濟學、社會學和歷史學轉化為精準科學學科。但是通過耐心地搜集事件和樣本，冷靜地分析經濟、社會以及政治機制卻有可能解開謎團，它可以宣傳民主辯論、聚焦正確問題。它有助於重新定義辯論框架，廓清先入為主或欺詐的觀點，專注於經常性嚴格審查。在我看來，這是所有學者（包括社會學家）都要扮演的角色，就像公民更加崇拜那些坐擁財富但無所事事而不是潛心研究的人們一樣（即使被支付了報酬——一種符號特權）。
但是，我們無法回避的事實是，財富分配的社會科學研究經過長時間發展，多是基於各種各樣的純理論推測，而確定的事實依據支撐則相對有限。在追溯源頭的更多細節之前，我曾為了寫這本書搜集了大量相關信息，我希望可以為以上思考的這些問題給出一個直接的歷史性觀點。
本書的理論和概念框架
在繼續之前，我想再多說一些本書的理論和概念框架，以及引導我寫這本書的一個思維過程。
我屬於這樣一代人：1989年我18周歲，那一年不僅僅是法國大革命的二百周年，還是柏林牆倒塌的一年。我們這一代見證了蘇聯東歐解體，並且對於這種政治制度或者對於蘇聯沒有絲毫的喜愛和懷念。我一向對“反資本主義”那些傳統而粗糙的論調免疫，有些論調直接忽略了共產主義運動在歷史上的失敗，很多則與超它所必需的理性手段有道而馳。我沒有興趣去譴責不平等和資本主義本身——特別是，隻要是合乎情理的，社會不平等本身並不是一個問題，正如1789年《人權宣言》一條宣告的，“依據公共利益而出現的社會差別”。（盡管這個社會公正的定義不嚴密但吸引人，它根植於歷史。我們暫且接受它，我隨後會重新回到這個問題上。）相比之下，毫不謙虛說，我更熱衷於討論組建社會的優方式，以及建立一個公正的社會秩序所需要的合適的機構和政策。此外，我希望看到在法律框架下實現有效而高效的公平正義，法律應該平等地適用於所有人，並且是通過民主辯論而形成的大眾都能理解的法規。
也許我還應該補充一點，在我22歲的時候，我體驗了一次美國夢，那時候我剛獲得博士學位，受聘於波士頓附近的一所大學。從很多方面來說，這次經歷對於我都是決定性的。這是我一次踏足於美國土地，且我的工作很快得到認可，這種感覺非常好。這是一個懂得在它需要時如何去吸引移民的國家！但是，到我25歲的時候，我很快意識到我想要回到法國和歐洲。從那時起，除了一些短期的旅行，我再也沒有離開過巴黎。我做出這個選擇的一個重要原因與這本書有直接關繫：我發現美國經濟學家的工作並不是那麼有說服力。誠然，他們都非常聰明，我在那個時期也結交了許多好友。但一些奇怪的事情發生了：我清楚地認識到，我對世界經濟問題一無所知。我的論文都是由一些相對抽像的數學定理組成，但同行們都喜歡我的工作。我迅速地認識到自庫茲涅茨之後，再也沒有同行花精力去收集不平等的動態變化的歷史數據，反而是在不知道要解決什麼問題的情況下，大量生產純理論的結果，並期望我也這麼做。回到法國後，我開始收集這些缺失的數據。
坦率地說，目前的經濟學科不惜犧牲歷史研究，犧牲與其他社會科學相結合的研究方法，而盲目地追求數學模型，追求純理論的、高度理想化的推測。這種幼稚的做法應該被摒棄了。經濟學家們往往沉浸於瑣碎的、隻有自己感興趣的數學問題中。這種對數學的痴迷是獲取科學性表像的一個捷徑，因為這樣不需要回答我們所生活的世界中那些更復雜的問題。在法國做一個理論經濟學家有個很大的優勢：在這裡，經濟學家並沒有受到學術界以及政界、金融界精英的高度重視，因此他們必須撇開對其他學科的輕視以及對於科學合理性的荒謬要求，盡管事實是他們對任何事情幾乎都一無所知。無論如何，這正是這一門學科和所有社會科學的魅力所在：從零開始更有希望獲得重大進步。我認為，在法國，經濟學家略微更感興趣的是如何讓歷史學家、社會學家以及非學術圈的人們相信，他們在做的事情很有趣（盡管他們並不總是成功的）。我在波士頓教書時的夢想是到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書，那裡的教員裡有好些重要人物，如呂西安·費夫爾、費爾南·布勞岱爾、克勞德·列維-施特勞斯、皮埃爾·布爾迪阨、弗朗索瓦絲·和瑞提爾、莫裡斯·古德利爾。我敢冒著被認為有些盲目愛國的風險，承認這一點嗎？自20世紀70年代起，社會科學已經對財富分配和社會階級問題喪失了絕大部分興趣，盡管我對此深感遺憾，但比起羅伯特·索洛，甚至是西蒙·庫茲涅茨，我也許更加欽佩上述學者。在此之前，關於收入、工資、價格和財富的統計在歷史和社會研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管怎樣，我希望專業的社會科學家和所有領域的業餘愛好者都能在這本書中找到有意思的東西，那些聲稱“對經濟學一無所知”但對於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有著強烈看法的人也可以從這本書受益。
事實上，經濟學並不應該試圖與其他社會科學割裂開來，隻有與它們結合起來纔能獲得進步。社會學科共同特點是知之甚少卻把時間浪費在愚蠢的學科爭吵之中。如果想要進一步了解財富分配的歷史動態和社會階級的結構，我們必須采用一種務實的態度，利用歷史學家、社會學家、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的研究方法。我們必須從基本的問題開始，並試圖去回答它們。學科爭論和地盤之爭是沒有意義的。在我眼裡，這本書是個經濟學作品，也同時是一部歷史學作品。
正如我之前說明的，我的這項工作從收集資料、建立與收入和財富分配有關的歷史時間序列開始。在寫作的過程中，我有時會借助於理論和抽像的模型和概念，但我盡量少這樣做，除非這個理論能夠加深我們對觀察到的變化的認識。舉例來說，收入、資本、經濟增長率和資本收益率都是抽像的概念——是理論概念而非數理推導得來的確定性概念。然而我會證明這些概念可以幫助我們以有趣的方式來分析歷史現實，隻要我們對於精確性有限的衡量標準保持清醒和批判的態度。我也會使用一些數學公式，例如a=r×b（國民收入中的資本份額等於資本收益率和資本/收入比的乘積），或b=s/g（資本/收入比在長期內等於儲蓄率除以經濟增長率）。我希望不精通數學的讀者耐心一些，不要馬上合上這本書：這些是基本的數學公式，解釋起來簡單直觀，不需要具備專業的技術知識就能理解。不管怎樣，我想像的是，這個很小的理論框架已經足夠對所有人都認識到的重要歷史發展給出一個詳細的解釋。
……

譯者序

在全球經濟金融體繫從危機中逐步喘定之際，如何反思這場危機進而相應改進從國際經濟治理到微觀市場監管體繫等各個方面，促使全球經濟順利從危機中復蘇，成為全球決策者和研究者關注的重要課題。從政策決策的角度看，金融危機的爆發也促使研究者和決策者反思經濟金融體繫中的深層次缺陷與不足，從而在新的經濟環境下采取新的、更有針對性的政策措施。
在這個背景下，托馬斯·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迅速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一本數百頁的經濟學著作，不僅持續在歐美主要的網絡書店暢銷，而且從我在紐約看到的情況，這本書還被迅速擺上了飛機場書店以及街頭巷尾的大小書店。甚至有人調侃說，現在在曼哈頓吸引進步青年的做派之一就是隨手帶著一本托馬斯·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托馬斯·皮凱蒂在倫敦等地的公開演講，其現場氣氛的熱烈程度，堪比熱門搖滾歌手的演出，千人大會場依然是一票難求。
對於這一現像，不同人士有不同的解讀。有研究傳播的學者認為這是網絡和媒體全球化的產物，有研究政治的學者認為這是有關國家（如美國）大選在即、即將展開角逐的雙方都在尋找理論支持的結果，更多的則是從經濟金融角度的分析，認為托馬斯·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的流行，揭示了全球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對於收入差距拉大等不公平問題的高度關注。正是因為這本書擊中了當前全球經濟政策的“痛點”之一，所以無論讀者是否贊同托馬斯·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提出的看法，都會在不同程度上關注這本新著。
在這本書中文版結束翻譯、進入反復校訂階段時，各方面的評論已經紛至沓來，這些海內外先後湧出的、立場各異的書評，本身就從特定的側面證實了這本書的討論價值。從我搜集的各種書評看（其中有不少書評我專門刊發在我的公眾微信號“巴曙松研究員金融政策研究”中），其數量應當也足以出版一本與《21世紀資本論》同樣篇幅的著作了。正由於此，在該書中文版的序言中，我們隻是客觀地介紹相關的背景，具體的評判就交給讀者了。
經濟學界的70後新銳
托馬斯·皮凱蒂，1971年生於法國，算是經濟學界的70後新銳，他18歲進入巴黎高等師範大學學習數學與經濟學，22歲那年以一篇關於財富分配的畢業論文獲得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獲得經濟學博士，前述在倫敦的堪比搖滾演唱會的千人演講，就是他返回母校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演講時的盛況。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度過一段短暫的助理教授時光後（1993-1995），皮凱蒂於1995年重返法國，先是在法國國家科學院任職，其後在巴黎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和自己本科畢業的母校ENS任教。2006年，作為ENS社會科學繫的主任，皮凱蒂在其博士導師格斯奈裡以及後來一度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知名學者布吉尼翁的協助下整合了ENS、EHESS、CNRS等諸多法國大學的經濟學研究力量，創辦了巴黎經濟學院。這本書的廣泛影響，客觀上不僅為作為70後的皮凱蒂帶來了強大的專業聲譽，也在短時間內讓這所創辦僅8年的不大的學校知名度迅速提升。
皮凱蒂在歐洲和美國高校的經歷與他經濟學研究的風格是大體一致的。據他本人表示，美國經濟學界的大問題在於對數理模型的過度沉迷，以及由此引發的和現實世界的脫節。另外，由於經濟學這門學科在美國受到過度熱捧，導致美國經濟學界對於其所屬的社會科學陣營中的其他學科存在程度不同的輕視和鄙夷，而這進一步導致了經濟學與其他學科的互動明顯不夠，阻礙了其在許多問題上的有現實感的深入研究與進展。鋻於皮凱蒂所要研究的領域（即財富分配）恰恰是一個需要經濟學者深入研究現實和挖掘歷史文化制度的研究領域和方向，皮凱蒂認為美國經濟學界在這個方面的不足直接影響到其對財富分配、公平與效率這個古老的經濟學問題的關注。也部分因為這個原因，皮凱蒂返回法國，著手於挖掘歷史數據來填補這個領域自庫茲涅茲之後一定意義上存在的研究空白，因此他也將這本書更多的定義為經濟方面的“歷史書”，而非一本單純的經濟學著作。
從皮凱蒂回到法國之後，可以看到他在收入和財富分配問題上進行研究的演進脈絡。從2003年起，皮凱蒂就開始以其前期收集的數據為基礎，在一些有影響力的國際經濟學雜志上持續發表相關論文：按其簡歷所列，一篇相關實證論文題為“法國的收入不平等，1901~1998”，發表在《政治經濟學雜志》；同年緊隨其後的一篇論文繼而探討美國1913~1998年的收入不平等問題，發表在《經濟學季刊》。隨後皮凱蒂逐漸將注意力集中在財富積累和累進稅的問題研究中，他於2006年在《美國經濟評論》雜志上相繼發表了兩篇論文，分別探討法國歷史上的財富積累問題和高收入群體的演進，2007年又在《經濟遠景雜志》發表文章，探討了美國的聯邦稅收繫統的累進程度。2009年，皮凱蒂將原先的研究問題拓展到了目前全球範圍內廣受關注的兩個發展中國家——印度和中國，探討了這兩個國家在1986-2015年期間的收入不平等和累進收入稅問題。在發表這些學術論文的同時，皮凱蒂也曾將其階段性的成果以專著的形式出版：除去他在法國當地出版的著作，在2007年他在牛津出版社出版了《20世紀的高收入群體：一個基於歐洲大陸和英語國家的對比》一書；2010年他又嘗試將原先的視野拓寬到全球，出版了《高收入群體：一個全球視角》。因此，可以說皮凱蒂的研究重點基本上都緊密圍繞著財富分配的主題，也一直延續了他結合歷史與經濟學研究方法的風格。而這本《21世紀資本論》，就是其多年來相關研究成果的一個集成，可謂其個人研究成果的一個彙總縮影。
《21世紀資本論》講了什麼？
因為本書的讀者群體知識背景跨度很大，為了便於讀者的閱讀，先將這本書的主要內容簡介如下：
本一部分為“收入和資本”，主要介紹了一些貫穿本書的基本概念，這些概念包括國民收入、資本和資本／收入比，以及簡略描述了全球資本與產出的分布是怎樣演化情況。第二章對於自工業革命後人口增長率和產出如何演進進行了更為詳盡的分析。這部分內容，為本書後續章節的分析作了鋪墊。
本書第二部分為“資本／收入比的動態變化”，包含四個章節，主要分析資本／收入比長期演進的未來趨勢和21世紀國民收入在勞動和資本之間的全球分野。第三章聚焦自18世紀以來的資本變化，先是以英國和法國的案例為主，第四章介紹了德國和美國的案例，第五章和第六章則將地理覆蓋範圍拓展到全球範圍內，試圖從所有這些歷史經驗中總結經驗教訓，以預測未來資本/收入比的可能演進以及資本和勞動要素的相對比重。
作者在此部分著重描畫了一個引起普遍關注歷史觀察，即資本的回報率從長期來看總是高於國民收入的增長率，盡管在“二戰”時期由於政府的強制干預導致這個比值顯著下降，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作者驚訝地發現，這一指標於近幾十年又出現了快速攀升的勢頭，幾乎要與20世紀初持平。歐美等主要發達經濟體20世紀至今的數據基本都印證了這種趨勢，德國盡管總體上資本占比的水平不如英國、法國等國高，但是資本/收入比的變動趨勢依然是大體相同的。按照皮凱蒂的分析，資本回報顯著高於收入增長是一切不平等的根源，尤其是當經濟發展相對進入停滯，因此這種回升勢頭預示著較為悲觀的未來財富分配格局，值得憂慮。
第三部分為“不平等的結構”，包括六個章節。第七章重點分析不平等程度的級別，這些級別的劃分一方面是基於源自勞動的收入分布，另一方面則是基於源自資本的資本所有權和收入分布。第八章緊接著分析了這些不平等的歷史演變過程，先是從對比法國和美國開始。第九、十章則將分析拓展到了全部國家，分別審視源自勞動和資本的不平等。第十一章研究了繼承財富的重要性在歷史上的變更。後第十二章關注了21世紀頭幾十年全球財富分布的趨勢。
皮凱蒂在該部分繼續深入探討了不平等的現狀及其本質，他認為，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機制是催生這種根源性不平等的溫床：與通常教科書中強調的市場機制能實現資源配置優化的看法相反，在皮凱蒂的分析框架下，市場越完備越有效率，資本再投資就越有可能獲得較為豐厚的回報，如果整個經濟體的增長在彼時非常緩慢，這往往就使得資本收益率大於經濟增長率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而那些原本的高收入群體隻需投入原有財富積累的一小部分，其資本收益就能跑贏經濟增長所帶來的較低收益，令他們與一般收入者之間的財富鴻溝越來越大。
與這個邏輯相一致的一個經驗證據就是，近年來，尤其是金融危機之後，歐美經濟的低迷反而使得1%的高收入群體擁有了更大的國民財富占比，而這其中又有越來越多的人是僅僅靠著繼承財富而躋身前列的。這個現像在歐洲主要經濟體（如英國、法國和德國）都比較明顯，而在美國則更甚。皮凱蒂指出，這部分還要歸因於近幾十年來美國所發展出的超級經理人制度，即這些高階勞動者正在獲取和他們自身生產力不匹配的成倍於其他人群的薪酬。而造成這種現狀的原因很多，其中的原因之一很可能是由於這些管理者事實上具有制定自己薪酬的權力。
第四部分為“21世紀的資本管制”，包括四個章節，意在從前三個部分總結具有價值評判和政策意義的結論。第十三章檢驗了一個與現狀相匹配的“社會國家”應該是什麼樣的。第十四章提出了一個關於累進收入稅的新的思考。第十五章描述了皮凱蒂所認為的、可能適合於21世紀的資本累進稅應該是什麼樣的，並將它與其他可能的管制類型進行了對比，包括歐洲的財富稅、中國的資本管制、美國的移民改革和其他國家保護主義的復興。第十六章研究了和公共債務相關的問題，以及關於自然資本在減少時優化公共資本積累的議題。
在此部分，皮凱蒂主要提出了實施全球資本累進稅的政策建議，他認為盡管要實現全球範圍內的政策協作障礙重重，但如果能夠全球協作成功，其好處也是顯而易見的：其一，它能將財富有效置於民主的監督之下，這對銀行體繫和國際資本流動的有效監管都是必要的；其二，對資本征稅能夠在保證經濟開放和競爭格局的前提下，積極促進公共利益而適度矯正私人利益，而如果這個主張和舉措僅僅在一個國家層面開展，很可能會適得其反。當然，為了實現這樣的政策目標，皮凱蒂對於政府在未來國家經濟運行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一直抱有相當高的期望，不僅要求其在稅收和社會開支的體制上做出重大改革，也要求其建立起長效的經濟干預機制，不僅作為調和資本主義根源性不平等的工具，也是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一劑良方。
促進全球經濟界對公平與效率的再思考
皮凱蒂這本書基於廣泛的歷史資料與數據，覆蓋了18世紀工業革命至今20多個國家，同時采用不同的理論架構進行分析。作者試圖通過經濟分析和大量數據重新理解經濟發展的歷史進程，並試圖解釋在較長的歷史階段收入和財產分配的演進過程和特征，由此汲取經驗。可以說，這是一本試圖通過經濟歷史的進程，以歷史的眼光與經濟學的分析，重新理解歷史並得到新結論的著作。
《21世紀資本論》英文版出版以來，引起了廣泛的關注，贊成者有之，批評者有之，期待著有之，擔憂者有之，但是這本書能引起如此廣泛的關注，也表明財富分配以及與此相關的公平與效率的古老話題，再次成為全球關注的重點課題。事實上，縱觀全球經濟學界，皮凱蒂並不是一個、或者說一指出歐美以及全球財富不平等正在加劇的研究人員，但此書能夠在全球範圍內、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產生如此大的衝擊，一方面是由於目前金融危機過後大多數歐美國家增長陷入停滯或者緩慢增長，在反思金融危機的根源、希望對經濟金融體繫進行改進時，人們越來越多關注社會不平等與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另一方面也是由於他以十分簡潔的分析框架挑戰流行於歐美的主流認知，提出這種不平等深植於西方社會所仰賴的資本主義體制，是結構性的而非周期性的，同時告誡如果不加限制，這種不平等在未來隻會進一步惡化而非得到緩解。
翻閱對於這本書的各種書評，可以看到不少贊美者，例如曾任世界銀行經濟學家的布蘭科·米蘭諾維奇稱這本書是“經濟思想史上具有分水嶺意義的著作之一”。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德曼在《紐約時報》連續發表評論稱，這本書是“近十年來重要的經濟著作”。
與此同時，本書自然也引起了一些爭議。有人指出書中數據有顯著缺陷、對資本的定義過於簡單和模糊、難以用一個單一的資本回報水平代表實際上回報水平差異巨大的各種資本等。也有專家學者指出，皮凱蒂的論證過程中忽視了政府對窮人轉移支付的部分，忽略了金融體繫在整個邏輯鏈裡所起到的作用。另外，皮凱蒂關於實施全球資本累進稅的政策主張更是被斥為“難以操作的空洞政策”。同時，也有不少研究者強調，在全球化的今天，僅僅單獨考察歐美國家而不對應地將新興經濟體結合起來考察，也不能反映資本收益率等變動的主要因素，例如20世紀80年代以來大量制造業向新興經濟體的轉移，極大地改變了這些發達經濟體的資本回報水平等。還有批評者認為，法國目前實施的許多收入分配政策，實際上就帶有皮凱蒂的經濟分析的影子，但是實際效果有目共睹，法國的經濟增長依然疲弱不堪；有批評者說，皮凱蒂在對市場機制提出批評的同時，對政府的行為給予了非常大的期望，但是他忽視了經濟學上經常討論的政府也常常失靈的話題，而且政府失靈時往往比市場失靈對經濟的衝擊更大。
當托馬斯·皮凱蒂這本書在全球引起巨大反響時，其中文版的出版也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在本書尚處於翻譯校訂階段時，《參考消息》報就邀請我們提供了部分譯稿，並連續摘要刊登了該書主要章節的一些判斷。我以為，中文版的出版至少可以讓中文讀者了解全球範圍內經濟思潮演變的趨勢及其部分原因，同時，如果可以引發關於公平與效率的深入思考，也是更值得期待的。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以來，經歷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開始進入轉型階段，潛在經濟增長速度正在平穩放緩，如何合理調整收入分配和財富分配、為經濟轉型提供良好的經濟社會支持，是經濟界越來越關注的課題。盡管中國有著與歐美不一樣的發展階段和發展環境，但是在繼續強調提高經濟發展效率的同時，如何公平地分配經濟發展的成果，同樣是值得思考的重要課題。同時，這本書引發的許多爭議在中國同樣還需要繼續深入研究。例如，根據皮凱蒂的分析，任由資本不斷再投入可能確實會導致社會群體間收入與財富差距的擴大，但當政府特別是還處於較低發展階段的政府如果限制資本投入，這種差距是不是就一定能得到緩和？有沒有可能資本管制對收入分配所帶來的正面作用事實上明顯不及經濟增長因此受到打擊所帶來的負面作用？這些都需要結合不同的國情進行深入分析。
另外，皮凱蒂這本書重點探討了資本回報與經濟增長的關繫，而較少分析資本回報的可能規律（例如其分布與波動周期等）。皮凱蒂確實提到資本回報充滿了太多的不確定性，在實際經濟運行中，為什麼資本的投入後落實到實體經濟的增長這一部分顯得如此之少以至於資本的回報率與國民經濟的增長率之間存在如此大的鴻溝？拋開一些可能的乘數效應以外，是否還有可能和資本投入的行業與行業有關？如果確實存在相應的規律，那麼我們是否可以通過金融體繫的改進來引導資本進入那些更能催生實體經濟增長的領域，從而使得經濟增長與資本回報之間的差距收斂？因此，我更願意強調的是，這本書大的價值，應當是在新的全球環境下重新提出了關於財富分配以及與此相關的公平與效率的重要課題，但是對於這一課題的回答，則需要結合不同國家的發展階段、歷史傳統等進行具體的研究，就如同皮凱蒂研究法國等國家的歷史經濟數據一樣。
是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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