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刊序言

這本小冊子的寫作經過，在《後記》裡已經交代清楚。這裡收集的是我在四十年代後期，根據我在西南聯大和雲南大學所講“鄉村社會學”一課的內容，應當時《世紀評論》之約，而寫成分期連載的十四篇文章。

我當時在大學裡講課，不喜歡用現存的課本，而企圖利用和青年學生們的接觸機會，探索一些我自己覺得有意義的課題。那時年輕，有點初生之犢的闖勁，無所顧忌地想打開一些還沒有人闖過的知識領域。我借“鄉村社會學”這講臺來追究中國鄉村社會的特點。我是一面探索一面講的，所講的觀點完全是討論性的，所提出的概念一般都沒有經過琢磨，大膽樸素，因而離所想反映的實際，常常不免有相當大的距離，不是失之片面，就是走了樣。我敢於在講臺上把自己知道不成熟的想法，和盤托出在青年人的面前，那是因為我認為這是一個比較好的教育方法。我並不認為教師的任務是在傳授已有的知識，這些學生們自己可以從書本上去學習，而主要是在引導學生敢於向未知的領域進軍。作為教師的人就得帶個頭。至於攻關的結果是否獲得了可靠的知識，那是另一個問題。實際上在新闖的領域中，這樣要求也是不切實際的。

在教室裡講課和用文字傳達，公開向社會上發表，當然不能看作一回事。在教室裡，教師是在帶領學生追求知識，把未知化為已知。在社會上發表一種見解，本身是一種社會行動，會引起廣泛的社會效果。對實際情況不正確的反映難免會引起不良的影響。我是明白這個道理的，在發表這些文章之前，猶豫過。所以該書初次出版時在《後記》中向讀者懇切說明：由於刊物的編者“限期限日地催稿，使我不能等很多概念成熟之後纔發表”。“這算不得是定稿，也不能說是完稿，隻是一段嘗試的記錄罷了”。嘗試什麼呢？嘗試回答我自己提出的“作為中國基層社會的鄉土社會究竟是個什麼樣的社會”這個問題。

這書出版是在1947年，離今已有三十七年a。三聯書店為什麼建議我把這本小冊子送給他們去重刊，我不知道。我同意他們的建議是因為我隻把它看成是我一生經歷中留下的一個腳印，已經踏下的腳印是歷史的事實，誰也收不回去的。現在把它作為一件反映新中國成立前夕一些年輕人在知識領域裡猛闖猛攻的標本，拿出來再看看，倒另有一番新的意義。至於本書內容所提出的論點，以我現有的水平來說，還是認為值得有人深入研究的，而且未始沒有現實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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