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們的主角
在萬豪後面。
這家萬豪在世紀交替那十幾年裡，一直是瀋陽最h華的酒店。從桃仙機場進入瀋陽，過了廣闊的開發中的渾南區，還沒到渾河大橋的時候，閃閃亮的金頂就已經招搖地在對岸路口翹首以待了。萬豪對面是瀋陽最早的高級住宅區，河畔花園。1991年3月這家樓盤就在《瀋陽日報》上打出廣告：
中外合資 金牌工程
瀋陽首座外商住宅區
時價三千多塊錢一平方米，差不多是工薪階層兩年的工資。舉凡有頭有臉的人都應該在河畔置一套房產，大佬都住在那裡，傳說趙本山也是那裡的住戶。快三十年了，小區看起來老舊了很多，大佬們起起落落換了幾茬，現在看起來衰落了不少，與對面金光燦燦的萬豪不可同日而語。
往北一點點，有幾個賣奢侈品的大商場。同樣是千禧年前後，中國奢侈品的半壁江山號稱都由東北人掌握的時候，它們都是中國零售業績數得上的大店。現在店已不景氣，但富人區的架子還在，餐館高檔而且洋氣，豪華酒店還是依著慣性在這裡扎堆開業。盡管與萬豪的合作早就終止了，但它還是固執地叫自己萬豪，大家也已經習慣於用萬豪來指稱它，並以它為地標。
王平醫生在這裡開了半天會，把我們約在萬豪後面的一家日式海鮮火鍋店裡。我和他有五個月沒有見面，在五個月之前有三十年沒有見面。五個月前，我們都參加了畢業三十年的同學聚會。
這一天很緊湊。
上午，我們到了瀋陽。天冷。離約定時間還早，就決定試試直接到陸軍總院的機場大巴。在車上等了有一個小時，司機中間來過一次，拎了一桶熱水放在駕駛位邊上，又下去了。隻剩下裊裊的熱氣和零星幾個裹緊羽絨服的乘客。那趟大巴本來要開到龍之夢客運站，但走到陸軍總院站人就全下去了。司機也意外，“你們都走了啊。”
下了車，發現陸軍總院的名字改過了，現在叫“北部戰區總醫院”，人們還是習慣於叫它“陸總”，或者“總院”，過去它的全稱應該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瀋y軍區總醫院”。
在樓下等了一會兒，通了電話，張醫生穿始祖鳥羽絨服，從病房樓裡出來。我們穿過整個總院，到另一個大門外的商場裡找了家餐館喫飯。
張醫生和王醫生都是我們的主角。
我們跟張醫生解釋了我們想做的事。大意是，我們想寫一本書，事關一代人的階層躍遷，想找幾個專業人士為主人公，想來想去覺得你挺合適。
張醫生，張曉剛，工人子弟，有一兄一妹。他考上第四軍醫大學（注：今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軍醫大學），最後在三〇一醫院（注：今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念完了博士，如今是總院神經外科副主任。
他認真地聽，講他關注的一些大事，比如中年人的翻盤機會。前半生不順還好辦，你看王平——就是王醫生——剛工作時不順，現在順了；後半生不順就比較麻煩，沒有翻盤機會了。
他這不是拿自己當對照組。在之後一年多的數次談話裡，他從來沒有不順的任何暗示。
不過，那天他說，他應該做一些更燒腦的工作。
這不屬於不順的範疇。這是人生的大方向上的問題。
就像是深思熟慮過，他說，你這事我全力配合。說得很誠懇。
王醫生在火鍋店裡表情嚴肅。
王平現在是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甲狀腺外科副主任。主任秦浩比他大一歲，成立科室的時候挑中了王平來一起做事。王醫生表示對名利很淡泊，但很在意一家名叫“好大夫”的網站上的評價。“全國二十萬醫生，請三百人到北京去開年會，有我一個”，“機票酒店都不用掏錢，怎麼也得四星級，照顧得都很好”，“果斷把雙人間升級為單人間”。
王醫生說現在愛忘事，眼睛花。喫飯時他突然到處找起了手機，想起這會兒應該有人給自己拿一臺機器，但手機放在口袋裡，振動聽不見。
“你看，就是容易忘事。”
聯繫上了，但是他很不滿意，一直埋怨送機器的人為什麼不配個手提箱，七十來萬的東西，就這麼端著。
我們說，可能會有一些外圍采訪，沒準會有一些說他不好的話。他想了想，很嚴肅地說，應該不會有他找來的人說他的壞話。他說他在原來的診室不是一個合群的人——“做我自己的事”。
王醫生看上去很板正。有問必答，答得盡心盡力，但是說到他覺得可以結束的時候，便戛然而止。講家裡的情況時是個例外。他的自我定位是一個大家庭的運轉核心。我們知道他有一個女兒，正準備考東北育纔學校的高中。太太畢業於中國政法大學，與他同屆，現在在一家有管理職能的事業單位工作。父親去世了。母親和妹妹還在二〇四那邊住。妹夫在瀋海熱電廠。妹妹被他參謀著提前退休了，這樣可以更好地照顧媽媽。
母親這年腎上長了個腫瘤，全家人嚇得不輕。“做了一夜陪護，想起小時候一大家子人擠在一張床上的日子，找到了感覺，這是家。”
王醫生說，他由此意識到自己生活的重心在哪裡、什麼東西纔是重要的。
又說到了他的女兒，青春期，經常指責他思想落後。
思想落後的前情提要是這樣的。他愛他的女兒，覺得必須要安頓好她的前程，因此出國留學是考慮之一。沒想到女兒激烈抗拒，認為這是不愛國的表現，這出乎王醫生的預料，他本來隻是考慮錢的事。“留學錢？那纔幾個錢。這麼說吧，如果她覺得上海好，那至少得給買一套房子吧，一千萬夠不？”
房價是他唯一主動發起的話題，在日後我們的聊天裡，這個話題也僅僅有過一次變體：“在上海做啥工作賺錢算多？”
“房子得有。不能在這家工作不開心了，連職都不敢辭，成天擔心自己交不起房租，委屈著自個兒迫不得已撅著屁股還得干下去。不能。”
“撅著屁股干”，是王醫生經常說的詞。他用來反問自己，質疑別人，包括我們。“你們撅著屁股干，累死累活的，說不是為了賺錢，那圖啥？”
***
王平掏出一個碩大的錢包搶著付賬。“請得起，到瀋陽了你們得聽我的。”
隨後他抱著機器坐上出租車。他沒有車，也不會開，在數九寒天也騎共享單車上班。“挺大一個公司，就不能給它弄個包。”他又重復了一遍。盡管我們早就想好了要寫兩個專業人士——醫生的成長史，但我們還是準備得太不充分了，好長時間纔適應，原來這機器就是手術刀。
一周以後，2018年年底，我們給張醫生和王醫生分頭發了郵件。
生於20世紀70年代前後的這一代人是值得記錄的，也到了應該記錄的時候。
z的來說，這是流動性最q、人生積極、機遇完好，並且能夠通過自身努力完成階層轉換的一代人。
知識、專業性是決定因素，它超過了階層和出身所產生的影響，同時，相信進步帶來的改變，也讓這一代人保持一種積極的態度。
與此同時，這一代人還經歷了舊企業衰落、社會劇烈轉型、傳統人際和社會關繫的瓦解與再造。在這一點上，瀋陽和大東區都具有特別意義。
大東區除了經歷大工業遺產和計劃經濟傳統工人社區的起落之外，還有傳統市民社會的轉型（這是與鐵西區不大一樣的地方）。它包括了市民社會的瓦解和社會結構的解組。
從那天的采訪開始，就不斷地有人——特別是我的同學們狐疑地看著我們：寫曉剛？啥？寫王平？為什麼寫他們？這能行嗎？他們不是名人。得寫名人啊。馬雲。羅振宇。
我想在這個過程當中，記錄有關個人成長的故事。
一個人如何實現自己的夢想，為之付出什麼樣的努力，如何把握時機。
教育、家庭、學校、社會……為一個人的成長提供了什麼支持。
希望為這一代人，在個人意義上和代際意義上獲得更全面的評價以及贏得更多尊嚴。
通過個人的成長和變化，也能折射出家、家族、社區、城市的變化。
我猜想這些東西還是迷人的。作為他們的同學，我在與他們和他們的父母、親戚一次又一次的聊天過程中，發現了更多一開始我們所忽略的東西。
在寫的過程當中，發現了“東北文藝復興”。這事兒與我們的關聯度並不大，但它是一個以前未曾出現的現像，而且顯然開闊了我們的視野。如果在音樂、小說、電影、電視中都有那麼多有趣的故事，它對我們當然是一種啟發。
有的時候，感覺我們正做的工作就像一部精神流浪漢小說一樣，這是一個尋找的過程：一方面，我們兩個人莽撞地闖進這個龐大的題材，試圖順著理清一代人精神世界的建構；另一方面，我們的主人公在這四十餘年中也在不斷地尋找。
在那封郵件中，我們詳細地列出了我們要進行對話的次數、要點和想要見到的人。
士的知識、尊嚴和自我的形成過程。這令我們變得有野心，而且愈發顯得我們莽撞。我們的社會學訓練，不論是對社會學的掌握，還是對社會學方法論的了解，都過於欠缺了。
但是這承平日久的一代，從貧窮中走出，從工人階級轉身為專業人士，在他們經歷的這幾十年中，中國經歷了復雜而且天翻地覆的變化。“工人”“農民”“知識分子”這些名詞在短短十幾年間就完全變為另外的意義，“專業”“知識”“成功”“財富”在更長的一段時間裡被重新定義，“國企”“單位”“福利”“社區”等每一個詞仿佛都換了內涵和外延……如果可以有一些機會審視並探討個中的意義，無論如何都是極為誘人的。
在幾十年間，張醫生和王醫生完成了知識獲得，贏得了社會尊重，看起來功成名就。
在他們上升的同時，整個鏽帶地區在下降：東北經濟的衰落、東北文化的妖魔化、東北人和“東北人”這個詞的內涵的轉變……這個社會發生的變化，遠遠大於他們自身的變化。
過去這些年，瀋陽在中國的各項城市排名中不斷下降，敏感一點的瀋陽人都活在各種失落當中。這種失落有悲天憫人愁煞人之感，看到“024”這樣一個電話區號都會觸景生情，感慨起命運無常來——三位區號表示在電信業曾經發達的時段裡瀋陽作為“中心局”的地位，現在一些新貴城市當年可未必有這樣的殊榮。因為三位區號或者“東北局大軍區總部”之類的榮耀，瀋陽原來還幻想過成為直轄市，直到現在心裡還為爭奪“國家中心城市”的稱號暗暗較勁。但是，一些跟增長有關的硬數字不留情面，瀋陽還擔了“數據打假”“擠水分”的名
分，這個以往看上去手到擒來的中心地位現在也沒有任何把握。這時候，連人口都成了個大問題：老齡化和人口外流——前者對張曉剛這樣的醫生來說倒不是什麼壞事——以及前些年執行計劃生育的堅定和聽話，讓瀋陽的育齡人口比例不斷降低；多年的城市化，也有人認為是東歐化，導致人口自然增長率極低。雖然瀋陽很早就想湊齊一千萬人口，成為超大城市，但過了這麼多年，人口隻能勉強維持著增長，每年隻有七八萬，離大目標越來越遠。
瀋陽四十年的發展，前十年似乎是計劃經濟回光返照，那時感覺硬硬的底子都在，瀋陽努力努力還可以爭一爭中國第四城、第五城的位置。接下來十年，完全被下崗這事打擊懵了，一群掌握不了自身命運的省市領導，眼睜睜地看著國家的大政方針轉向——讓一個計劃經濟堡壘城市失守而放棄，兵潰如山倒——覺得這件事不可能就這樣任其發生：“你總得給我點解決政策吧？”結果等著等著，就等成了一直被各種人聲稱要挽救的對像。後二十年，靠著過緊日子挺過了貧窮，借著一些區位和貿易的優勢，再加上全中國如出一轍的房地產拉動了消費，城市裡還算得上富裕，但眼看著再也追不上別人，以前講些“共和國長子”之類的陳年榮耀，現在泯然眾人，發自內心地說起了自己的“宜居”——房價不貴，物價便宜，就連夜市小燒烤和雞架都成了“網紅”選題。
這幾十年間，始終有兩個社會交錯進行：一個是張醫生和王醫生一點點試圖融入的社會；另一個是曾經社會失序，城市景氣不再，先是失落，而後負重前行的瀋陽城。
過了好久，我們終於發現，幾乎所有的問題都和一個出現在形形色色的對話、探討、宣傳和自我反省裡的詞有關：社會。這個詞是如此變化多端，你可以說“這個人很社會”，也可以說“社會現在流行什麼”，至於小孩，一旦做了什麼事需要被說教，就會聽到“等你進了社會”這樣語重心長的預警。
而我們希望探討的，與其說是一個準確的定義，不如說是一組動態的關繫，關繫的兩端分別是“自我”和“社會”。對於張醫生和王醫生而言，他們所追逐的、他們背景中各個時間段裡鮮明的標簽、他們從中脫穎而出的，都是形形色色社會的變體。
在此過程中，我們本來希望探討“兩位醫生如何構建了自我”，不過這個問題很快就被修改成“他們這一代的自我真的完成了建構嗎？成為父輩，成為中堅，成為了不起的權威教授，成為有擔當的人，但他們在人生的刻度上究竟走到了哪一步？”
專業人士張曉剛和王平都曾經是一流好學生。一個隻會學習的好學生是不懂得社會的——讓我們換個直接的說法：一個書獃子如何在社會中立足？在粗糲的工人階級文化中，他們與社會之間隔著一條又是懷疑又是嘲弄又是羨慕的鴻溝。“社會險惡”，幾乎成為他們從小到大的夢魘。他們要擺脫那些不信任，害怕地、擔心地一步一步走過，或者躲過，最後成為一個社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