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關於電影史學研究的“重”寫與重“寫”
“重寫電影史”十餘年中國電影史學界與理論界研究的焦點，尤其針對中國電影史研究方法論單一、學術視野狹窄、史料準確性與結論合理性存疑等問題，不斷提出了“重寫電影史”的可能性。研究者重新挖掘和梳理歷史資料、尋找異於或以往思維方式的研究思路，嘗試將傳統的電影史觀置於新的視野、方法與考證行檢視，逐漸實現中國電影史研究的現代性更新。僅就“《定軍山》究竟拍攝於1905年還是1908年”的質疑，也一直是“重寫電影史”的重要話題之一，雖然由於關鍵性史料的丟失，讓我們至今無法做出可靠性的辨析與結論。但是，“重寫”的探討與持續，湧現出了無數的研究成果，也讓我們能以更加學術與客觀的態度，看待《定軍山》這個中國電影誕生的起點，迎接中國電影誕辰的110周年。
經過這十餘年的探索與思考，如何看待“重寫”，仍然是一個重要的課題。“重寫電影史”從提出之日就似乎有一句潛臺詞，即“要跨越中國電影史學裡程碑的《中國電影發展史》”。研究學者隨著學術空間的自由化，將《中國電影發展史》作為帶有政治意識形態的官方修史，置於了“重寫”的對立面，試圖對其已有的結論做各種推翻性考證年來的電影史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果。這些都與重寫的努力分不開。我們看到不少歷史細節得到了更扎實的考證，一些錯誤的認識得到了糾正；也看到不少新的領域得到開拓，一些歷史現像被梳理得更加清晰了。然而，所謂的“重寫”又不是簡單化的“破舊立新”。“重寫”是一項建設性的工作，是對中國電影史研究的發展和深化。任何歷史性的書寫，都是基於社會當下性的一種表述，無法脫離時代與文化的框定。“重寫”不是式“翻案”，否則即使得出了新的結論，也隻是以一種政治性表述代替了另一種政治性表述而已。當“重寫”的側在“重”的時候，激發的是研究者對既有結論的反思和批判；側在“寫”的時候，激發的是研究者對史學研究方法的與史料考證的重新梳理。所以“重”寫與重“寫”是需要兼顧與平衡的，在新的學術視野下，尋求方法論的突破，真正《中國電影發展史》的史學思維與學術框架，加深對既有歷史現像的理解，在新的史料面前挖掘出前人沒有看到的歷史維度，在史料、史識、史學三個層面上做整體性的學術創新，這樣的“重寫”纔兼具了“重”與“寫”的雙重意義。
落實到史學研究方法中的史論關繫，無非兩種：“以史帶論”和“以論帶史”。這兩種不同的史學方法會對電影史研究形成不同的價值判斷。民國時期的國學大師一直依靠扎實的史學功底與考據精神，踐行著“以史帶論”，以求做到“論從史出”、“文史互證”。但是上世紀五十年代伴隨著史學界發起的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和胡適“考據史學”的批判性運動，“以論代史”成為了新的學術評價體繫。讓史料成為既有結論的佐證，忽略甚至拋棄不符合結論的“相左”史料，對歷行重新的闡釋，落實到電影史研究也是如此。正因為這樣，纔讓《中國電影發展史》的很多歷史表述與結論保留了過多的時代局限性。所以，我們提出“重寫電影史”，也是為了重新探索和思考“史論關繫”：面對“史料”尋求兩種可能性，一是盡可能挖掘新的史料，尤其是一手資料；二是對固有史行新的認識與辨析。面對“結論”也尋求兩種可能性，一是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