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了“儒”的本義,我們也可以對秦始皇當年的焚書坑儒之公案得出更為公允的認識。一直以來,焚書坑儒事件是秦始皇暴政的標志性事件之一,秦始皇本人也因摧殘文化、屠戮儒生而背負著千秋罵名。然而,我們讀史籍時亦不免會產生一些困惑:為何儒家創始人孔子的後裔孔鮒在這場浩劫中能夠安然無恙,日後當陳勝、吳廣起事時可以與魯地儒生一道抱孔氏宗族之禮器歸附義師? 又為什麼叔孫通能以儒者身份充當秦廷的待詔博士,並在政治的驚濤駭浪中全身而退? 史籍曾明確記載:叔孫通“秦時以文學征,待詔博士”;後來又因為能巧言令色,所提之建議投機迎合秦二世的心意而獲得實授的博士。
    其實,這並不是什麼值得奇怪的事情,明白了“儒”有廣義與狹義之畛域,則可知當年秦始皇所坑的“儒”,並不是那些正兒八經的儒家讀書人,而是那些到處煽風點火、妖言惑眾、裝神弄鬼的術士,打擊的是邪教之類的社會渣滓。司馬遷是知道秦始皇的矛頭之所向的,因此,他在《史記·儒林列傳》中一針見血地道出:“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請注意,他這裡講的是坑術士,而並非坑儒生。由此可見,秦始皇焚書固然是事實,乃是其采納法家“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 的邏輯選擇;但是坑儒的情況則比較復雜,需要加以認真的辨析。
    從更深的層次考察,歷的無數經驗已證明,一個王朝的覆滅,其原因是十分復雜的。在很多情況之下,暴政並不一定會導致王朝統治的崩潰。以秦朝為例,它滅亡的要原因,當是其施政上戰略重心的過早轉移,即輕忽了東西對立的結構性矛盾,以為收繳了山東六國兵器鑄成銅人之後,內部的反叛勢力已不足憂慮,自我感覺過於良好,以致松懈了對山東六國潛伏敵對勢力的警惕,將“攘外先安內”的訓律置於腦後,把戰略重心提前轉變為“攘外”,又是派遣蒙恬等人率兵四十萬北上抗御匈奴,又是驅動將軍屠雎發兵五十萬修築靈渠,開發嶺南,結果導致核心區域的防御空虛,違背了“居重馭輕”的根本戰略原則,埋下了土崩瓦解的隱患。一旦陳勝、吳廣在腹心地區揭竿而起,則無兵可派,隻好讓少府章邯臨時糾集那些修築驪山陵墓的刑徒倉促成軍。這樣的軍隊,其戰鬥力自然要打上大大的,與陳勝、吳廣麾下的烏合之眾較量,尚有勝算,可一旦遇上具有相當戰鬥力的項梁、項羽叔姪子弟兵,則不免隻有失敗的命運了。至於從北方前線倉促回防的正規精銳之師,也會因長途奔波而人困馬乏、銳氣頓挫,而未能發揮出正常的戰力,巨鹿之戰的結局業已證明了這一點。
    不過問題的關鍵是,歷史總是由勝利者來書寫的,而勝利者當中書寫歷史的,又是那些控著筆杆子的儒家士人。他們對秦王朝不重視儒學、不重用儒生早已心懷不滿———這也基本上是事實,所以他們在總結歷史經驗之時,就很自然地將秦王朝覆滅的原因簡單歸結於“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這裡的“仁義不施”,就包括了所謂的焚書坑儒。如此一來,焚書坑儒事件便成了秦始皇和整個秦王朝暴政的大像征,而坑儒的亦不能不長期為歷史的風塵所湮滅或曲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