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圖書_遺失在西方的中國史倫敦新聞畫報記錄的民國1842-1873瀋弘中國近

精彩書摘

圖像的力量

中央美術學院陳琦

在大眾信息傳播領域，相對於抽像的文字，圖像往往更具直觀性而更易被大多數人接受。尤其是那些遠古的神話故事或是流傳廣泛的宗教神跡，抑或遙遠邊地的異域風光、風土人情、相貌特征，圖畫不僅能提供鮮活的視覺形像，還能令讀者在畫面背後產生無盡的想像。現藏於大英圖書館的《祗樹給孤獨園》是唐咸通九年（868年）刊印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扉頁插圖，是目前有年代可考的早文字出版物插圖。它的出現不僅開啟了插圖文本的新時代，並由此將插圖逐漸發展成為一種新的繪畫藝術形式——版畫。

版畫是通過印版媒介將圖像轉印於紙上的繪畫作品，具有間接性與復數性。然而初的版畫卻不是出於藝術審美的創造目的，而源於人們對圖像復數的需求。宗教是一種廣泛的精神性活動，需要大量的宣傳物以傳播教義。是以無論中外早的版畫幾乎多為宗教插畫或神跡故事繪圖。如發現於敦7世紀用二方或四方連續方式捺印的《千佛名經》，以及在法國普洛塔家族中發1380年描繪基督受刑的“普洛塔木版”。

隨著社會文明的進步和印刷科技的發展，出版業逐漸由貴族和宗教掌控中走向平民化的商業市1450年德國人古騰堡發明了鉛合金的活字排版印刷技術，使西方印刷業發生了革命性變化，並對此後西方圖書出版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5世紀時，歐洲的印刷作坊已遍及各地，並且形成許多印刷中心，如尼德蘭的烏德勒支、德國的紐倫堡、奧格斯堡、科隆，還有意大利的威尼斯等城市。

書籍出版業繁榮的同時也帶動書籍插圖業的興旺。德國巴伐利亞州班貝格地區主教秘書阿伯雷奇·費斯特是西方早為書籍配上印刷插圖的人。他在1461年出版了名為《寶石》的書，書中收錄了一些鳥類和獸類的故事並配有精美插圖。顯然，版畫插圖使書籍更加豐富和具有直截了當的說服力與吸引力。這就使得版畫插圖逐漸成為出版物中不可或缺的構成要件，同時也成為出版業市場競爭中的核心力之一。如我國明代中期，全國政治安定，經濟平穩，文化時尚觀念發生轉變，一批新興讀者群開始崛起，他們渴求閱讀消遣娛情養性的作品，而不再局限於儒家經典、學術著作或宗教讀物。社會對圖書的大量需求，刺激了圖書市場的興旺，使出版業達到了歷史的鼎盛階段，行業競爭呈現白熱化狀態。其時，版畫插圖開始全面地應用在各類小說傳奇、雜劇、詩詞、圖集、科學博物、初學識字課本、歷史、地理、人物傳記等圖書之中，出現了“差不多無書不圖，無圖不精工”、異彩紛呈的高潮，被譽為中國版畫史上“光芒萬丈”的時代高峰。與此同期，西方出版界的版畫商業市場迅猛發達，不僅出現了大量職業插圖家和雕版技師，還培育出繁榮的版畫復制市場，為19世紀的“版畫原作運動”奠定了堅實的社會認知基礎。

在蓋達爾的攝影術發明前，繪畫除了藝術審美目的外，另一個重要功能就是記錄，即以繪畫方式將重大歷史事件、社會名流或大自然奇觀異像用視覺形像表現出來。而要將這些具有特定價值或意義的繪畫圖像進行廣泛的社會傳播則需要版畫來復制完成，於是出現了不同於一般文字書籍，也不同於繪畫復制品的讀物，那就是畫報、雜志。

1829年菲力朋在巴黎創辦了以畫面為主定期出版的《剪影》雜志。這本綜合性雜志，每期都有整張的石版畫刊出。1830年菲力朋在《剪影》的基礎上改出《漫畫》周刊。每周星期四出版，四頁文字說明和兩大張紙質很好的石版畫，有些還用手工賦彩。1832年菲力朋同時又創辦了《喧噪》，這是一種日刊，開本較《漫畫》稍小，共四頁，內容主要是對法國社會生活中各種事件的報導、評論、諷刺和教育，並配以石版畫的插圖。這兩種刊物是當時巴黎影響大也受歡迎的畫刊。與此同時英吉利海峽另一端的英國，《倫敦新聞畫報》創刊了。

18世紀工業革命的成功使英國迅速成為西方發達國家和“世界工廠”。直到19世紀70年代，英國在世界工業生產和世界貿易中仍獨占鼇頭。它生產著世界各國所需工業品的大部分，其對外貿易額幾乎相當於法、德、美三國的總和。它擁有的商船噸位約為法、德、美、荷、俄各國的總和，位居世界第一。同時，英國從19世紀初期就開始大規模地推行殖民擴張政策，至19世紀70年代已占據了世界上面積大的殖民地，號稱日不落帝國。

在這樣殖民版圖區域遼闊和眾多人文地理面貌並存的大背景下，《倫敦新聞畫報》以圖像方式報道新聞的辦刊定位，無疑使其成為當時具“眼球效應”賣點的媒體。可以想像，當時人們通過畫報外派畫家兼記者發回的連續性圖片和文字報道不僅網羅了“天下”時事資訊、奇聞趣事、花邊新聞，同時又過足了眼癮。加之辦報人傑出的經營理念、有效的市場營銷策略和與時俱進的技術跟進，使得《倫敦新聞畫報》在創刊後的百餘年裡保持著旺盛活力。

偶然機緣，瀋弘教授在英國訪學期間發現了數百卷保存完好含有大量與中國相關老圖片的《倫敦新聞畫報》。出於學者的敏感直覺，他立刻意識到這些畫報的文獻價值，耗時十年，將與中國相關的文字和圖片翻譯集結成冊出版。我們有理由相信《倫敦新聞畫報》中有關中國的圖片和文字資料是研究中國近代和現代史的一個重要素材來源，因而具有較高研究價值。

其中大量制作精美的版畫插圖和頗具現場感的速寫，不僅給我們展現了寬廣的19世紀中國世俗社會生活圖景，同時也為新聞紀實性版畫藝術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範本。

盡管西方新聞界始終強調報道客觀性與公正性，但從本書一些有關中國重大歷史事件（如在《在中國的戰爭》《為戰俘的命運所進行的報復——火燒圓明園》等）的報道來看，依然有明顯的強盜邏輯與殖民者的傲慢，這是我們在閱讀時需要擯棄的。新聞畫報的事件再現性功能決定這些插圖必須具有高度寫實性，通過畫面栩栩如生的人物刻畫和場景描繪還原一個虛擬的“真實”空間。這些“真實”的圖像和報道中的文字可在讀者目光交替之隙，在腦中產生類似立體視聽混響效果。如1854年4月7日刊的《德魯裡巷劇院》中“飛刀”雜技表演的精彩場景，一位雜技演員仰面站在一塊木板前，四把鋒利的尖刀緊貼他的脖頸兩側和腋下深深釘在木板上。因為緊張，他的雙手微張，左右平衡，雙腳扒緊地面，保持著身體的穩定。他對面的表演搭檔正奮力擲出一把已脫手泛著寒光的飛刀，他面部躊躇淡定的表情與身後幾名西方女子驚愕的O形嘴形成絕妙對比。我想這幅插圖即便脫離了旁白性的說明文字，也依然是件傑出的獨立銅版畫作品。

從插圖的制作上看，有些是畫家的現場速寫，這些作品盡管看似凌亂，不夠工致，但畫面更樸實，有明顯的“在場”感。如 1859 年 4 月 2 日《中國速寫：婦女發型、洗衣方式》其中一幀《做像茶壺一樣的發型》，畫面用筆自由流暢，人物形態如同日常，沒有擺拍扭捏之感，正如畫家所言，就連畫中那位少婦不雅的坐姿也修飾地記錄了下來，充滿了生活氣息和情趣。還有一些顯然是“大制作”的圖畫，這些雕凹線法的銅版畫構圖布局考究，制作精良，富有貴氣，顯然出版人高價聘請了頂級雕版師根據記者發回的速寫而做。從內容上看，這類作品多表現為歷史重大事件或對自己文治武功的粉飾。如1858年10月2日《中英天津條約的簽訂儀式》一圖，是歐洲歷史畫的典型樣式，場面恢弘，人物眾多，富有儀式感。再如刊於1860年8月11日的《中國報道：英法聯軍即將北上》中的插畫，畫面上聯軍艦隊陣勢浩大，在藍天白雲下的香港九龍灣海域肅然有序地進行著兵力運輸。嚴謹的寫實畫風，精美密集的線條和豐富的明暗色調使得畫面充滿異域情調。

這些林林總總，內容繁雜的插畫穿越時空直至今日，在我們翻看閱讀時還能產生一種幻像，似能復活過去的生活場景、隆隆的炮聲、馬的嘶鳴和喧鬧的人聲……盡管一個多世紀過去了，物轉星移，滄海桑田，而身處現代信息高度發達社會的人們，其實也如同19世紀的人一樣，對圖像信息總是充滿好奇與期待，所不同的是現代人擁有更便利快捷的圖像獲取與傳播方式，而作為圖像所傳遞的力量則永不減退。

前言/序言

出版說明

《倫敦新聞畫報》是公認的世界上早的以圖像為主的畫報。其以細膩生動的密線木刻版畫和石印畫，以那個時代的技術條件所能達到的快速度，再現世界各地的重大事件。畫報初始就對中華帝國表示密切關注，派駐大量畫家兼記者，僅1857至1901年就向英國發回了上千張關於中國的速寫和幾十萬字的文字報道。它給當時的西方讀者講述了一個個發生在遙遠中國的故事，也為後來的歷史愛好者們描繪出近代中國眾多大事件的珍貴片斷，提供了僅有的史料。這也正是它的彌足珍貴之處和它的出版價值所在。

一、本書為《遺失在西方的中國史》繫列第一輯，共三冊，收集了1842至1877年間《倫敦新聞畫報》上189篇與中國相關的報道，442張版畫。需要指出的是，其中幾篇報道如“去中國的路上”“馬尼拉速寫”繫列等，雖未與中國直接相關，但詳實地記錄了那時的記者們是如何前往中國采訪的全過程，所以譯者和編輯一致認為應將它們也收錄其中。

二、編排上每年為獨立一章，小節按照英文登載時間先後排列。小節標題使用中英文兩種文字，英文依照原刊錄出。此外，為盡可能呈現原文風貌，本書小節標題以及正文中出現的頁碼均依據原文未做變動。

三、為了保證圖像的精美，書中做了簡單的上色處理。圖注均依據原刊的英文圖注編譯。

四、由於原作者與我們所處的立場不同，思維方式和觀察角度不同，因此本書對於某些具體歷史細節的描述和解釋，與我們通常的說法或有出入，有的甚至把列強侵略行徑、強盜罪惡說成是造福救助，自是西方殖民主義者的陳辭濫調。但為忠於原文，對此譯者和編輯均未作刪改，但這並不代表我們認同這些說法，也相信廣大讀者在閱讀時自會鋻別。

五、可以肯定在同時期載有中國圖文的西方書刊中，沒有一種可以同《倫敦新聞畫報》等量齊觀。如今我們將這一宗他者所描繪的中國圖文呈現在讀者面前，希望引起更多讀者的興趣和關注。限於條件和編輯水平，難免有疏漏和錯誤，懇請讀者批評指正。

在此，一並感謝瀋弘老師為我們從大洋彼岸搜集回來這些珍貴的史料，並親自筆譯全部文字，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相信此書的出版一定會受到對中國史感興趣的愛好者的歡迎。

在西方發現歷史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馬勇

中國文明原本是一個開放的體繫，不會排外。因為中國文明如果具有排外的因子，那麼所謂的中國文明至今應該還在黃河中下遊某一個地方徘徊。從歷史主義觀點看，中國文明具有不可思議的包容性，一切異質文明因子都會被中國文明接納、重組與吸收，成為中國文明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漸漸成為不可須臾再離開的組成部分。這就是中國文明的固有本性。

但是到了近代，中國問題發生了新的變化。中國文明曾經在歷史上包容、吸納了本土的異質文明因子，比如周邊族群的“胡文明因素”，也曾接納域外文明印度佛教。更厲害的是，經過八百年磨合，到了唐末宋初，原本純粹的印度佛教文明，竟然完成了“中國化”改造，竟然衍生出一個“中國佛教”，竟然有一個與印度佛教關聯並不太大的禪宗。凡此，都是中國文明的奇跡，也是中國文明不會排外的證明。

中國文明排外還是後來的事情，與中國文明、印度文明完全不同的西方文明剛剛進入中國的時候，中國文明也沒有排斥西方文明。假如我們回望過去兩千年中國與西方的接觸，可以看到中西之間的交往，可能遠大於我們後來的想像。秦漢帝國已經與西方往來，後來的絲綢之路實際上已經到了純粹西方的邊緣地帶朝，盡管與唐朝一樣，並不是一個純粹的中原王朝，但在中國的歷史序列中，我們並不朝，甚朝確實是一個偉大的朝的征戰固然給東西方帶來一些災難，但中西文明在那個時代確實出現過一次為時不短的正面接觸。

那麼，中國文明究竟在哪個環節出了問題，讓我們面對西方的時候有一種被欺凌受傷害的感覺呢？

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歷史課題。大致上說，應該歸咎於滿族人的統治。滿族人入主中原的時候，畢竟面臨著漢化、西化雙重壓力，滿漢之間的心裡糾結幾乎始終困擾著滿漢這兩個大的族群。清朝在很長一段時間因為內部原因而沒有延續明朝中晚期與西方文明坦然交往的歷史。

而清朝的早中期，也就是17世紀、18世紀的時候，正是人類歷史發生突飛猛進變化的時期，中國在滿族人的統治下閉關鎖國斷斷續續不過一百多年，當中國再度面對西方的時候，此時的西方已經不是原來的西方了，中國與西方從原來的異質文明變成了兩個時代的文明。中國文明還是一個純正的農業文明形態，而西方文明已經在這兩個世紀變成了工業的、商業的，也即近代的文明。

兩個時代的異質文明並不構成交往的滯礙，中國如果在那個時候——準確地說在1793年馬戛爾尼使團訪華的時候——打開國門，開放市場，中國肯定會經過一場陣痛，但中國必然會在農業文明基礎上增加一個工業的、商業的文明，一定能夠像幾百年前接納印度佛教文明一樣，重建一個新的文明形態。

然而，歷史沒有辦法復盤。聰明絕頂的乾隆大帝就是不願接納西方，不同意與西方——其實那時也就是英國——構建一個與“朝貢貿易體制”不一樣的近代國家關繫，不同意讓“紅毛番”進駐北京，不願意與西洋人同城。

乾隆大帝的失誤不是使中國繼續自外於世界多少年，而是使中國問題越到後來越復雜。中西之間不能構建和平的近代國家關繫並不意味著中國重回銅牆鐵壁的桃花源，中國事實上始終就沒有完全中止與西方的貿易交往，一口通商始終存在，非法的貿易更是朝野通知，甚至自得其樂，自以為聰明。

非法貿易讓中國錯過了和平轉型的機會，中國沒有辦法接續明代中晚期以來的“資本主義萌芽”走上一個新的時代，更沒有辦法完成產業轉型、市場開發，沒有辦法打破“四民社會”，重組社會結構。中國在被動中日趨被動，特別是貿易失衡之後的鴉片貿易，不僅將人工營造的“康乾盛世”打回原形，而且使中國人在那個時候漸漸有了一種被欺凌的感受。如果我們仔細體會林則徐1839年的言論，就應該承認林則徐的廣東之行並不是魯莽，也不是不懂貿易規則，不懂世界，而是一種忍無可忍的抗爭。

林則徐的廣東之行如果以勝利結束，相信中國或許能夠從頭開始，接納西方，重構中西關繫。或者，林則徐如果能像蔣廷黻的另外一種設想，徹底被打敗，一敗塗地，中國在那個時候或許就會猛醒，就會變革，就像二十年之後中國所走的路。無奈，中國在經歷了兩年斷斷續續的戰爭後，簽署了一個《南京條約》，五口通商，中國又回到寧靜的農業文明形態中去了。

到了1860年，中國再一次被英法打敗，中國與英法美俄等大國相繼簽署了《北京條約》，中國終於醒悟，終於邁出了走上世界的步伐。

中國人的活力，中國文明的接納力量，都是不可思議的強大，短短幾十年時間，中國的面貌發生了根本變化。如果從 1911 年回望 1860 年，中國的變化就是不可思議，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生活方式、思維方式，政治架構，中國人還是中國人，但中國的天，中國的地，都與幾十年前完全不同了。中國從傳統走到了現代，在農業文明的基礎上已經接納了一個工業的、商業的文明，一個全新的中國屹立在世界的東方，那時的中國人終於實現了世界各族以平等身份待我的夢想。

直至此時，中國人的歷史敘事還沒有那麼多的抱怨，沒有怨婦式的嘮叨，即便再過十幾年，到了五四前後，我們去讀陳獨秀、胡適、梁漱溟左中右各派學者的論述，他們在回望過去幾十年、幾百年的歷史時並沒有抱怨西方，並不認為外部因素阻礙了中國的進步。

然而不幸的是，20世紀全球範圍的民族主義思潮在那個時代深刻影響了中國，此後的中國漸漸地改變了對近代中國歷史的敘述。被侵略、被欺凌的話語漸漸成為近代中國敘事的主流，中國人的心理漸漸被蒙上了一道從來沒有過的陰影。

中國文明是一個包容的體繫，一百多年的歷史再一次證明中國文明的大度。近代中國的歷史敘事不應該讓歷史虛無主義繼續籠罩，我們應該更多地參照近代西方的歷史敘事，重構或者說修正、補充我們過往的歷史敘事。

正是在這種心情支配下，我饒有興趣地翻閱了這部《遺失在西方的中國史》。這部取材於《倫敦新聞畫報》的大書，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不一樣的觀察視角，提供了中國留存文獻中漏記誤記的內容，使我們知道近代中國的歷史進程中還有許多我們不知道的故事，還可以這樣去論述去討論。

二十多年前，近代中國史學界受益於柯文的《在中國發現歷史》，打破了“歐洲中心論”、“衝擊—反應”、“傳統—現代”模式，開始從中國自身尋找歷史發展的因素。今天，我們應該注意“在西方發現歷史”，應該從西方的記錄中尋找近代中國發展變化的另一種記錄。

基於這樣的認識，我竭誠向各位推薦瀋弘先生用數年時間精心編譯的這部巨著。

馬勇，2013 年 11 月 16 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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