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金一南，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教授，少將軍銜，博士生導師，全國模範教師，全軍教師，連續三屆國防大學“傑出教授”。曾赴美國國防大學和英國皇家軍事科學院學習，主要研究方向為國家安全戰略，兼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一南軍事論壇》主持人，《中國軍事科學》特邀編委。

2006年獲全軍首屆“傑出專業技術人纔獎”；

2007年當選全軍英模代表大會代表；

2008年被評為“改革開放30年軍營新聞人物”；

2009年被評為“新中國成立後為國防和軍隊建設做出重大貢獻、具有重大影響的先進模範人物”；

2010年被評為“中華文化人物”。

曾出版《苦難輝煌》《勝者思維》《心勝》《浴血榮光》等，2011年，其著作《苦難輝煌》獲出版界獎項“中國出版政府獎”。

內容簡介

金一南將軍全新著作，以廣闊全面的視野、一以貫之的犀利文筆、磅礡激昂的氣勢，向讀者生動客觀地闡述了中國從百年滄桑到民族復興的輝煌道路。全書以歷史為脈絡，將從甲午中日戰爭至21世紀世界新格局形成之間的歷史事件為研究材料，尋道問路，深入分析近現代初期破碎山河中的世道人心、岐路惶恐間的掙扎徘徊，解讀闡釋共產黨人的偉大歷史自覺、抗戰勝利的能量密碼，鳥瞰鉤沉中國崛起征途中的較量，理性瞻望改革強軍的挑戰與機遇、世界格局的未來走向。

目錄

散沙——山河破碎時的世道人心

變局——歧路惶恐間的掙扎與徘徊

星火——共產黨人的偉大歷史自覺

重生——抗戰勝利的能量密碼

醒獅——朝鮮戰爭的鳥瞰鉤沉

利益——中國崛起征途中的博弈較量

制勝——改革強軍的挑戰與機遇

大勢——世界格局走向的理性瞻望

在線試讀部分章節：

引言

2017年初上臺後，來勢洶洶，咄咄逼人，中美貿易摩擦愈演愈烈。2018年9月，政府執意發動貿易戰，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亞洲人、歐洲人、非洲人、美洲人，很多都為之震驚。其實這不是美國強盛的產物，反而是美國出問題了的重大標識。

為什麼美國要如此針對中國？

氣的地方在於，之前美國在忙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在中東的黑窟窿裡扔了6，他說這些錢“足以建設兩個美國”；現在美國國家債務突破22，早已超過國民生產總值；國家制造業萎縮，工程技術人纔短缺。與此同時，中國卻在大力搞建設，建會展中心，建機場，建高速公路，建高鐵，國家面貌一新，而且日益在高端科技領域嶄露頭角。從這個角度看，上臺後的幾乎所有舉動，都是力圖阻止美國衰落的產物。《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裡德曼就認為：中國不再隻是接近美國了，中國與美國已經平起平坐。雖然他的話有危言聳聽的一面，但今天的中國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全球第二大消費國、全球第二大吸引外資國、全球制造大國、全球貿易大國、全球大外彙儲備國。

多少年來，美國各界一直沒有放松對中國的密切關注。2015年年初，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瀋大偉在《華爾街日報》發表長文《正在到來的中國崩潰》，認為“中國共產黨統治的階段已經開始，它退出歷史舞臺的速度將超過許多人的想像”。同年3月20日基辛格訪華，我們在北京與基辛格會談，有人對基辛格先生發問：“現在怎麼回事？美國人怎麼又開始吵吵中國崩潰論了？”

基辛格先生不知道這個情況，他回答說：“你們都是大學者，不要老看美國的小報啊，不要拿小報的消息來跟我講事。那些小報是要登廣告博取眼球的，消息都是聳人聽聞。”

我們說：“基辛格先生，不是小報，是《華爾街日報》；寫文章的也不是小人物，而是大人物瀋大偉。”

基辛格聽了一愣。但他到底是個老牌政治家，稍愣片刻，便回答我們一句話：“瀋大偉想當副國務卿。”

我們原來以為這是個學術問題，經基辛格這麼一點撥，纔明白原來這是個政治問題。當時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在即，誰將出任總統？美國有一批像瀋大偉這樣的學者在揣摩、迎合，想通過投其所好，混個一官半職。美國官場有“旋轉門”之說——學者通過旋轉門成為政府官員。當年大學教授基辛格就通過旋轉門，成為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看來瀋大偉也想旋轉一把，弄個副國務卿干干。

基辛格說：“瀋大偉當不成副國務卿，他不知道，我知道。年底以前他會知道的。你們不用擔心，年底以前他的態度會變過來。”

基辛格果然是個老謀深算的政治家。2015年6月我們訪美，7月3日離開美國，《華爾街日報》又刊發了瀋大偉的另一篇長文《如何與一個崛起的中國打交道》。看來瀋大偉已經明白自己當不成副國務卿了，隻好又回歸學術圈子。所以後來他辯解說他並沒有唱衰中國，那篇文章的標題是媒體加的，他本人並不是這個意思。

這在美國是一個有意思的現像：你在美國講中國崩潰，文章有人看，書有人買；你在美國講中國崛起，也一樣，也是文章有人看，書有人買。

已經90多歲的基辛格其實也很辛苦，日程安排緊，人也很累，跟我們談著談著，腦袋一低就睡著了。他的助手說：“沒關繫，你們繼續說，他睡著了也能聽見。”繼而又說：“你們的問題太溫和了，你們應該提一些尖銳問題，他一受刺激，就不會睡覺了。”中方商量，誰提尖銳問題呢?有人說：“金教授，你提個尖銳問題。”我提尖銳問題？什麼問題叫尖銳問題？當時根本來不及多考慮，我靈機一動，就問道：“基辛格先生，我有個問題：1972年您陪同尼克松總統到中國訪問，您的車隊有多少輛車？”

基辛格一聽這個問題——那是他光的時刻——立刻興奮起來，說：“多少輛車？四五十輛吧。”我說：“不對，是107輛。”

“107輛？你怎麼知道？”他的眼睛一下睜得很大。

我說：“基辛格先生，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1972年2月21號您陪同尼克松總統到北京訪問，我當時是北京一個街道小廠的學徒工，正在上班路上，公共汽車到西單十字路口被堵住了，長安街全線戒嚴，美國總統車隊通過。我當時在22路公共汽車上面，我們全車人一起數：1、2、3、4、5……一直數到107，這個數字幾乎是全車人一起吼出來的，給我太深印像，所以至今不忘。我是工廠的學徒工，年年被評為學徒工，雖然我家離工廠，但我從未遲到，就那天遲到了，西單路口卡了我50多分鐘，交通疏散20多分鐘，次上班遲到！”

我講到這裡，全場大笑，基辛格也跟著笑起來，精神來了，也不困了。緊接著茶歇，茶歇完後下一輪會談開始。誰也沒想到，基辛格首先扶著椅子扶手站了起來，把身體轉向會談桌斜對面的我，鞠了一躬，說：“現在，為43年前那次耽誤你上班，我在這裡向你正式道歉。”

這真是一個出人意料的場面，讓人猝不及防。雙方代表都鼓起掌來。大為震動的我當時隻想起這樣一句話，我說：“基辛格先生，三天前您對習近平主席講了一句話：真不敢想像，中國和美國終於有一天能一起討論整個世界未來的和平與進步了。我現在借用您這句話說一句：真不敢想像，43年前被尼克松車隊堵在西單路口的一個小學徒工，今天能跟您坐在一起會談，並接受您的正式道歉。不敢想像！”

大家再一次鼓起掌來，連基辛格也在那裡微笑著鼓掌。

此事讓人感慨萬千。事後我常常想：基辛格憑什麼給我鞠躬道歉？因為我背後是一個崛起的強大的中國。如果我背後是一個下滑的衰落的中國，基辛格會一趟一趟往中國跑？我也不過是一個街道小廠的退休老工人，能與基辛格坐在一起會談？我們個人的命運，就這樣和國家的命運緊緊結合在了一起。

離開國家命運，還談什麼個人命運？

2000年年初，我去英國皇家軍事科學院學習，這是中國人民次派軍官到皇家軍事科學院學習。簽到的時候，主管教授泰勒突然說：“喲，中國人來了？你們中國人不守國際信用。”這是他見面時的句話，當時讓我莫明其妙。後來纔明白，原來是因為1997年香港回歸。泰勒說：“1842年《南京條約》是你們中國人簽的，白紙黑字，香港割讓。1860年《北京條約》也是你們中國人簽的，九龍割讓。按照1898年簽的《新界租約》，1997年就還新界，不包括香港島和九龍，可你們中國人一並全拿過去，這是不守國際信用。”我回答泰勒教授說：“泰勒先生，您知道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那天，主席已經宣布了：不承認一切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北京條約》都是大清王朝簽的，新中國概不承認，我們不承認一切不平等條約，所以要一並收回！”

學習還未開始，我就與主管我們的泰勒教授發生了衝突。

我們這個班有30名軍官，來自26個國家和地區。按照英國皇家軍事科學院的要求，學習期間，每周要選兩名軍官上臺講述自己國家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憲法和國防。幾個月下來，所有軍官都能輪一遍。誰先講誰後講，由抽簽決定。由南非軍官麥克杜林抽簽。我當時想：全班那麼多人，輪到我還不定是哪一天呢。沒想到麥克杜林宣布的抽簽結果是：愛沙尼亞軍官；第二名，中國軍官。聽到這個結果，全場哄堂大笑。為什麼笑？估計是因為反差太大了吧：愛沙尼亞是波羅的海東岸一個彈丸之地，國家小，中國960萬平方公裡，面積大；愛沙尼亞剛剛從蘇聯社會主義體制下掙脫出來，而中國人還在搞社會主義。巨大反差形成的戲劇性效果，使全體軍官都哄堂大笑起來。

我毫無思想準備。剛開始周學習，對語言環境還不熟悉，再說我的專業是國家安全戰略，讓我講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這不是強人所難嗎? 我心中正在氣憤，捷克軍官羅德維爾過來悄聲勸我，說：“他們就想聽聽你們為什麼相信馬克思主義、為什麼搞社會主義。你別講這些，講這些就上當了。你就講你們中國的歷史文化，你們歷史那麼悠久，反正就20分鐘，時間很快就過去了。”捷克原來也是社會主義陣營的，看來他深深理解我的難處。我一開始也覺得他的主意不錯，準備照著干，但後來越琢磨越覺得不對勁。全班來自社會主義國家的就我一個，早晚都要講，“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再想想抽簽後全班軍官投過來的那些興奮目光，我開始明白他們真正感興趣的是一個與他們的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很想聽聽中國軍官如何闡釋自己國家的社會制度。這個時候再想到當年入伍自己在日記本上寫的那句話——“做難事必有所得”，我已很堅定信念了。一定要做困難的事，干自己沒干過的，那纔是挑戰，不管成功與失敗，都是提高。我下決心不照羅德維爾的主意去做，我就不信我講不好！

決心已定，開始準備。周三上午抽簽，周五上午講，白天都是課，隻有兩個晚上的時間做準備。按照英方的要求，不但要講，還要做PPT，把自己的觀點打出來，讓大家看到。那兩個晚上我總共隻睡了5個小時。

周五上午，愛沙尼亞軍官個發言。他的PPT做得比我好，圖文並茂。他講1989年波羅的海三國獨立，先用一段英國廣播公司（BBC）航拍的錄像：1989年8月，波羅的海三國150萬人，從白發蒼蒼的老者到步履蹣跚的孩子，手拉手，結成了將近200公裡長的“人鏈”，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到立陶宛，橫貫三國，要求民族獨立。這條人鏈穿過河流，穿過田野，跨過橋梁，穿過城市，壯觀，被西方稱為“波羅的海之路”。當年戈爾巴喬夫看到這個鏡頭，深受震撼，講了一句話：“既然他們如此強烈地要求獨立，那就讓他們獨立吧，我們留在蘇聯內部的人把蘇聯搞好，他們今後會重新要求加入的。”戈爾巴喬夫太天真了，蘇聯解體就是從波羅的海三國獨立開始，從愛沙尼亞率先獨立開始。

愛沙尼亞軍官在臺上講，臺下有鼓掌的、跺腳的、吹口哨的，熱鬧。他講完了，下臺了，該我上臺了。

我上臺時，整個課堂轉入死一般的沉寂。我一步一步往講臺上走，就像走在一個空無一人的課堂上。臺下各國軍官大眼瞪小眼，看起來比我還緊張。我知道他們心裡想的是什麼：看看，愛沙尼亞軍官剛剛講完怎麼從社會主義體制中掙脫出來，中國人要上去講他們的社會主義了。

我的PPT比愛沙尼亞軍官簡單得多，主要就兩幅幅是中國淪為“東亞病夫”，被迫簽訂《辛丑條約》的照片。我說：“今年是2000年，這是我在皇家軍事科學院圖書館找到的1901年的中國圖片。整整100年前的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1901年，我們被迫簽訂《辛丑條約》，庚子賠款，總共賠償14個帝國主義國家4.5億兩白銀。今天在座的很多軍官，當年你們的國家都參與了對中國的瓜分，圖片上都能看到你們國家代表的簽字。這就是100年前的中國，是個跌倒的巨人，倒在地上爬不起來，任人欺凌，任人宰割。

“今天我能站在這裡給你們講100年前的中國，是因為今天是100年後的中國，是個站起來的、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巨人，它的工業、農業、國防、科技、教育、醫療等多項指標名列世界前茅，它再也不任人欺凌、任人宰割。

“從幅PPT（1901年）到第二幅PPT（2000年），中間跨越100年。連接這兩幅PPT的，連接我們中國人100年歷史的，就是一句話：Marxism changed China（馬克思主義改變了中國）。我們中國人為什麼相信馬克思主義？我們不是忠於哪一種主義，不是為了馬克思主義而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使我們找到了認識中國問題、分析中國問題的方法，進而找到一條解決中國問題的道路——從民族救亡到民族復興。在這個過程中還產生了第二句話：China changed Marxism（中國也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思想就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使我們找到了一條中國革命的勝利道路。理論也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建設發展實際相結合，使我們找到了一條適應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改革開放之路。這就是百年中國，中國人民一路走來，歷經千難萬險，終於找到了救國之路和發展之路。”

我在臺上講這些，臺下異常安靜。一張張全神貫注聆聽的面孔有黑色的、黃色的，也有白色的。被大家認為的“敏感的政治問題”在國家命運與民族命運的交織之中，變為如何根據本國國情尋找擺脫貧窮、落後、戰亂、被掠奪與被肢解命運的道路，如何真正完成國家獨立和民族振興。

我自己也沒有想到的是，發言結束後，全場報以熱烈掌聲。

就連不同意馬克思主義、不同意社會主義並且不認同香港回歸的泰勒教授也上來跟我講了一句話：“你今天講出了你們的合理性。”

當時個上來祝賀的是菲律賓陸軍上校嘉維爾，他說：“金，你講得太好了，講出了今天在場的大多數軍官自己國家的命運，謝謝你！”雖然菲律賓與中國社會制度不同，但他感受到了同樣的追求民族獨立的精神。走出課堂，嘉維爾上校就拉著我在教學樓旁邊照了一張合影。

第二個上來祝賀的是印度海軍中校裡夫，他握著我的手說：“金，我今晚一定要到你的寢室去！”在國外學習，軍官寢室是私人領地，一般外人是不進的，要見面都在公共場所。那天晚上裡夫中校來了，在我屋子裡坐了很長時間，他很感慨，說：“你講的東西讓人感動。我們印度民族和你們中華民族的命運是一樣的，你們做得比我們好。”要是在別的場合，中國軍官與印度軍官一見面就是你瞪我一眼，我瞪你一眼，邊境領土糾紛至今在困擾雙方。但一講起國家命運、民族命運，我們都能感受到在追求國家解放、民族獨立過程中兩個民族命運的同質性。

臨別時，裡夫送我一條印度海軍的領帶。

讓我印像的是匈牙利軍官斯潘克斯。斯潘克斯的叔叔是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的重要成員，裴多菲俱樂部於1956年主導匈牙利社會主義改革，被蘇軍鎮壓，整個改革失敗了，他的叔叔長期流亡西方。1989年柏林牆倒塌，斯潘克斯的叔叔又回匈牙利了。看到匈牙利亂糟糟的樣子，他叔叔講了一句話：“我以後死在西方，再也不回來了。”

那天晚上斯潘克斯跟我在酒吧，一人一杯啤酒，喝了很長時間。斯潘克斯跟我講：“我們匈牙利的社會主義已經失敗了，衷心希望你們的社會主義能夠成功，能給全世界有權勢、有希望的人一點希望。”他這句話給我至深印像——“給全世界有權勢、有希望的人一點希望。”

此事已經過去了20年，至今回憶起來歷歷在目。中華民族在追求民族復興的歷程中從來不是一帆風順、鮮花簇擁的，從來沒有紅地毯，沒有歡呼鼓掌，沒有張燈結彩。我們面對不公正的輿論、不合理的秩序、不平等的世界，背負著歷史的創痛和現實的紛擾，以鮮血、汗水和鋼鐵般的意志灌鑄的腳印，無所畏懼地邁向我們心中的未來，以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向世界正名、發聲。在這一進程中，中華民族走過的路與其說是一種意識形態的選擇，倒不如說是一個被壓迫、被奴役、被剝削的民族在爭取民族獨立、國家解放的歷史過程中完成的勝利道路的選擇。從舊中國的“東亞病夫”和一盤散沙，到民族救亡的一路探索，再到民族復興的偉大實踐，我們纔有了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對社會主義的堅定信仰。

中華民族就是這樣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巍然挺身在世界東方的。

作者簡介

金一南，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教授，少將軍銜，博士生導師，全國模範教師，全軍教師，連續三屆國防大學“傑出教授”。曾赴美國國防大學和英國皇家軍事科學院學習，主要研究方向為國家安全戰略，兼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一南軍事論壇》主持人，《中國軍事科學》特邀編委。

2006年獲全軍首屆“傑出專業技術人纔獎”；

2007年當選全軍英模代表大會代表；

2008年被評為“改革開放30年軍營新聞人物”；

2009年被評為“新中國成立後為國防和軍隊建設做出重大貢獻、具有重大影響的先進模範人物”；

2010年被評為“中華文化人物”。

曾出版《苦難輝煌》《勝者思維》《心勝》《浴血榮光》等，2011年，其著作《苦難輝煌》獲出版界獎項“中國出版政府獎”。

內容簡介

金一南將軍全新著作，以廣闊全面的視野、一以貫之的犀利文筆、磅礡激昂的氣勢，向讀者生動客觀地闡述了中國從百年滄桑到民族復興的輝煌道路。全書以歷史為脈絡，將從甲午中日戰爭至21世紀世界新格局形成之間的歷史事件為研究材料，尋道問路，深入分析近現代初期破碎山河中的世道人心、岐路惶恐間的掙扎徘徊，解讀闡釋共產黨人的偉大歷史自覺、抗戰勝利的能量密碼，鳥瞰鉤沉中國崛起征途中的較量，理性瞻望改革強軍的挑戰與機遇、世界格局的未來走向。

目錄

散沙——山河破碎時的世道人心

變局——歧路惶恐間的掙扎與徘徊

星火——共產黨人的偉大歷史自覺

重生——抗戰勝利的能量密碼

醒獅——朝鮮戰爭的鳥瞰鉤沉

利益——中國崛起征途中的博弈較量

制勝——改革強軍的挑戰與機遇

大勢——世界格局走向的理性瞻望

在線試讀部分章節：

引言

2017年初上臺後，來勢洶洶，咄咄逼人，中美貿易摩擦愈演愈烈。2018年9月，政府執意發動貿易戰，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亞洲人、歐洲人、非洲人、美洲人，很多都為之震驚。其實這不是美國強盛的產物，反而是美國出問題了的重大標識。

為什麼美國要如此針對中國？

氣的地方在於，之前美國在忙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在中東的黑窟窿裡扔了6，他說這些錢“足以建設兩個美國”；現在美國國家債務突破22，早已超過國民生產總值；國家制造業萎縮，工程技術人纔短缺。與此同時，中國卻在大力搞建設，建會展中心，建機場，建高速公路，建高鐵，國家面貌一新，而且日益在高端科技領域嶄露頭角。從這個角度看，上臺後的幾乎所有舉動，都是力圖阻止美國衰落的產物。《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裡德曼就認為：中國不再隻是接近美國了，中國與美國已經平起平坐。雖然他的話有危言聳聽的一面，但今天的中國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全球第二大消費國、全球第二大吸引外資國、全球制造大國、全球貿易大國、全球大外彙儲備國。

多少年來，美國各界一直沒有放松對中國的密切關注。2015年年初，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瀋大偉在《華爾街日報》發表長文《正在到來的中國崩潰》，認為“中國共產黨統治的階段已經開始，它退出歷史舞臺的速度將超過許多人的想像”。同年3月20日基辛格訪華，我們在北京與基辛格會談，有人對基辛格先生發問：“現在怎麼回事？美國人怎麼又開始吵吵中國崩潰論了？”

基辛格先生不知道這個情況，他回答說：“你們都是大學者，不要老看美國的小報啊，不要拿小報的消息來跟我講事。那些小報是要登廣告博取眼球的，消息都是聳人聽聞。”

我們說：“基辛格先生，不是小報，是《華爾街日報》；寫文章的也不是小人物，而是大人物瀋大偉。”

基辛格聽了一愣。但他到底是個老牌政治家，稍愣片刻，便回答我們一句話：“瀋大偉想當副國務卿。”

我們原來以為這是個學術問題，經基辛格這麼一點撥，纔明白原來這是個政治問題。當時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在即，誰將出任總統？美國有一批像瀋大偉這樣的學者在揣摩、迎合，想通過投其所好，混個一官半職。美國官場有“旋轉門”之說——學者通過旋轉門成為政府官員。當年大學教授基辛格就通過旋轉門，成為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看來瀋大偉也想旋轉一把，弄個副國務卿干干。

基辛格說：“瀋大偉當不成副國務卿，他不知道，我知道。年底以前他會知道的。你們不用擔心，年底以前他的態度會變過來。”

基辛格果然是個老謀深算的政治家。2015年6月我們訪美，7月3日離開美國，《華爾街日報》又刊發了瀋大偉的另一篇長文《如何與一個崛起的中國打交道》。看來瀋大偉已經明白自己當不成副國務卿了，隻好又回歸學術圈子。所以後來他辯解說他並沒有唱衰中國，那篇文章的標題是媒體加的，他本人並不是這個意思。

這在美國是一個有意思的現像：你在美國講中國崩潰，文章有人看，書有人買；你在美國講中國崛起，也一樣，也是文章有人看，書有人買。

已經90多歲的基辛格其實也很辛苦，日程安排緊，人也很累，跟我們談著談著，腦袋一低就睡著了。他的助手說：“沒關繫，你們繼續說，他睡著了也能聽見。”繼而又說：“你們的問題太溫和了，你們應該提一些尖銳問題，他一受刺激，就不會睡覺了。”中方商量，誰提尖銳問題呢?有人說：“金教授，你提個尖銳問題。”我提尖銳問題？什麼問題叫尖銳問題？當時根本來不及多考慮，我靈機一動，就問道：“基辛格先生，我有個問題：1972年您陪同尼克松總統到中國訪問，您的車隊有多少輛車？”

基辛格一聽這個問題——那是他光的時刻——立刻興奮起來，說：“多少輛車？四五十輛吧。”我說：“不對，是107輛。”

“107輛？你怎麼知道？”他的眼睛一下睜得很大。

我說：“基辛格先生，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1972年2月21號您陪同尼克松總統到北京訪問，我當時是北京一個街道小廠的學徒工，正在上班路上，公共汽車到西單十字路口被堵住了，長安街全線戒嚴，美國總統車隊通過。我當時在22路公共汽車上面，我們全車人一起數：1、2、3、4、5……一直數到107，這個數字幾乎是全車人一起吼出來的，給我太深印像，所以至今不忘。我是工廠的學徒工，年年被評為學徒工，雖然我家離工廠，但我從未遲到，就那天遲到了，西單路口卡了我50多分鐘，交通疏散20多分鐘，次上班遲到！”

我講到這裡，全場大笑，基辛格也跟著笑起來，精神來了，也不困了。緊接著茶歇，茶歇完後下一輪會談開始。誰也沒想到，基辛格首先扶著椅子扶手站了起來，把身體轉向會談桌斜對面的我，鞠了一躬，說：“現在，為43年前那次耽誤你上班，我在這裡向你正式道歉。”

這真是一個出人意料的場面，讓人猝不及防。雙方代表都鼓起掌來。大為震動的我當時隻想起這樣一句話，我說：“基辛格先生，三天前您對習近平主席講了一句話：真不敢想像，中國和美國終於有一天能一起討論整個世界未來的和平與進步了。我現在借用您這句話說一句：真不敢想像，43年前被尼克松車隊堵在西單路口的一個小學徒工，今天能跟您坐在一起會談，並接受您的正式道歉。不敢想像！”

大家再一次鼓起掌來，連基辛格也在那裡微笑著鼓掌。

此事讓人感慨萬千。事後我常常想：基辛格憑什麼給我鞠躬道歉？因為我背後是一個崛起的強大的中國。如果我背後是一個下滑的衰落的中國，基辛格會一趟一趟往中國跑？我也不過是一個街道小廠的退休老工人，能與基辛格坐在一起會談？我們個人的命運，就這樣和國家的命運緊緊結合在了一起。

離開國家命運，還談什麼個人命運？

2000年年初，我去英國皇家軍事科學院學習，這是中國人派軍官到皇家軍事科學院學習。簽到的時候，主管教授泰勒突然說：“喲，中國人來了？你們中國人不守國際信用。”這是他見面時的話，當時讓我莫明其妙。後來纔明白，原來是因為1997年香港回歸。泰勒說：“1842年《南京條約》是你們中國人簽的，白紙黑字，香港割讓。1860年《北京條約》也是你們中國人簽的，九龍割讓。按照1898年簽的《新界租約》，1997年就還新界，不包括香港島和九龍，可你們中國人一並全拿過去，這是不守國際信用。”我回答泰勒教授說：“泰勒先生，您知道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那天，主席已經宣布了：不承認一切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北京條約》都是大清王朝簽的，新中國概不承認，我們不承認一切不平等條約，所以要一並收回！”

學習還未開始，我就與主管我們的泰勒教授發生了衝突。

我們這個班有30名軍官，來自26個國家和地區。按照英國皇家軍事科學院的要求，學習期間，每周要選兩名軍官上臺講述自己國家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憲法和國防。幾個月下來，所有軍官都能輪一遍。誰先講誰後講，由抽簽決定。由南非軍官麥克杜林抽簽。我當時想：全班那麼多人，輪到我還不定是哪一天呢。沒想到麥克杜林宣布的抽簽結果是：愛沙尼亞軍官；第二名，中國軍官。聽到這個結果，全場哄堂大笑。為什麼笑？估計是因為反差太大了吧：愛沙尼亞是波羅的海東岸一個彈丸之地，國家小，中國960萬平方公裡，面積大；愛沙尼亞剛剛從蘇聯社會主義體制下掙脫出來，而中國人還在搞社會主義。巨大反差形成的戲劇性效果，使全體軍官都哄堂大笑起來。

我毫無思想準備。剛開始學習，對語言環境還不熟悉，再說我的專業是國家安全戰略，讓我講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這不是強人所難嗎? 我心中正在氣憤，捷克軍官羅德維爾過來悄聲勸我，說：“他們就想聽聽你們為什麼相信馬克思主義、為什麼搞社會主義。你別講這些，講這些就上當了。你就講你們中國的歷史文化，你們歷史那麼悠久，反正就20分鐘，時間很快就過去了。”捷克原來也是社會主義陣營的，看來他深深理解我的難處。我一開始也覺得他的主意不錯，準備照著干，但後來越琢磨越覺得不對勁。全班來自社會主義國家的就我一個，早晚都要講，“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再想想抽簽後全班軍官投過來的那些興奮目光，我開始明白他們真正感興趣的是一個與他們的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很想聽聽中國軍官如何闡釋自己國家的社會制度。這個時候再想到當年入伍自己在日記本上寫的那句話——“做難事必有所得”，我已很堅定信念了。一定要做困難的事，干自己沒干過的，那纔是挑戰，不管成功與失敗，都是提高。我下決心不照羅德維爾的主意去做，我就不信我講不好！

決心已定，開始準備。周三上午抽簽，周五上午講，白天都是課，隻有兩個晚上的時間做準備。按照英方的要求，不但要講，還要做PPT，把自己的觀點打出來，讓大家看到。那兩個晚上我總共隻睡了5個小時。

周五上午，愛沙尼亞軍官發言。他的PPT做得比我好，圖文並茂。他講1989年波羅的海三國獨立，先用一段英國廣播公司（BBC）航拍的錄像：1989年8月，波羅的海三國150萬人，從白發蒼蒼的老者到步履蹣跚的孩子，手拉手，結成了將近200公裡長的“人鏈”，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到立陶宛，橫貫三國，要求民族獨立。這條人鏈穿過河流，穿過田野，跨過橋梁，穿過城市，壯觀，被西方稱為“波羅的海之路”。當年戈爾巴喬夫看到這個鏡頭，深受震撼，講了一句話：“既然他們如此強烈地要求獨立，那就讓他們獨立吧，我們留在蘇聯內部的人把蘇聯搞好，他們今後會重新要求加入的。”戈爾巴喬夫太天真了，蘇聯解體就是從波羅的海三國獨立開始，從愛沙尼亞率先獨立開始。

愛沙尼亞軍官在臺上講，臺下有鼓掌的、跺腳的、吹口哨的，熱鬧。他講完了，下臺了，該我上臺了。

我上臺時，整個課堂轉入死一般的沉寂。我一步一步往講臺上走，就像走在一個空無一人的課堂上。臺下各國軍官大眼瞪小眼，看起來比我還緊張。我知道他們心裡想的是什麼：看看，愛沙尼亞軍官剛剛講完怎麼從社會主義體制中掙脫出來，中國人要上去講他們的社會主義了。

我的PPT比愛沙尼亞軍官簡單得多，主要就兩幅，幅是中國淪為“東亞病夫”，被迫簽訂《辛丑條約》的照片。我說：“今年是2000年，這是我在皇家軍事科學院圖書館找到的1901年的中國圖片。整整100年前的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1901年，我們被迫簽訂《辛丑條約》，庚子賠款，總共賠償14個帝國主義國家4.5億兩白銀。今天在座的很多軍官，當年你們的國家都參與了對中國的瓜分，圖片上都能看到你們國家代表的簽字。這就是100年前的中國，是個跌倒的巨人，倒在地上爬不起來，任人欺凌，任人宰割。

“今天我能站在這裡給你們講100年前的中國，是因為今天是100年後的中國，是個站起來的、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巨人，它的工業、農業、國防、科技、教育、醫療等多項指標名列世界前茅，它再也不任人欺凌、任人宰割。

“從幅PPT（1901年）到第二幅PPT（2000年），中間跨越100年。連接這兩幅PPT的，連接我們中國人100年歷史的，就是一句話：Marxism changed China（馬克思主義改變了中國）。我們中國人為什麼相信馬克思主義？我們不是忠於哪一種主義，不是為了馬克思主義而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使我們找到了認識中國問題、分析中國問題的方法，進而找到一條解決中國問題的道路——從民族救亡到民族復興。在這個過程中還產生了第二句話：China changed Marxism（中國也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思想就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使我們找到了一條中國革命的勝利道路。理論也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建設發展實際相結合，使我們找到了一條適應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改革開放之路。這就是百年中國，中國人民一路走來，歷經千難萬險，終於找到了救國之路和發展之路。”

我在臺上講這些，臺下異常安靜。一張張全神貫注聆聽的面孔有黑色的、黃色的，也有白色的。被大家認為的“敏感的政治問題”在國家命運與民族命運的交織之中，變為如何根據本國國情尋找擺脫貧窮、落後、戰亂、被掠奪與被肢解命運的道路，如何真正完成國家獨立和民族振興。

我自己也沒有想到的是，發言結束後，全場報以熱烈掌聲。

就連不同意馬克思主義、不同意社會主義並且不認同香港回歸的泰勒教授也上來跟我講了一句話：“你今天講出了你們的合理性。”

當時個上來祝賀的是菲律賓陸軍上校嘉維爾，他說：“金，你講得太好了，講出了今天在場的大多數軍官自己國家的命運，謝謝你！”雖然菲律賓與中國社會制度不同，但他感受到了同樣的追求民族獨立的精神。走出課堂，嘉維爾上校就拉著我在教學樓旁邊照了一張合影。

第二個上來祝賀的是印度海軍中校裡夫，他握著我的手說：“金，我今晚一定要到你的寢室去！”在國外學習，軍官寢室是私人領地，一般外人是不進的，要見面都在公共場所。那天晚上裡夫中校來了，在我屋子裡坐了很長時間，他很感慨，說：“你講的東西讓人感動。我們印度民族和你們中華民族的命運是一樣的，你們做得比我們好。”要是在別的場合，中國軍官與印度軍官一見面就是你瞪我一眼，我瞪你一眼，邊境領土糾紛至今在困擾雙方。但一講起國家命運、民族命運，我們都能感受到在追求國家解放、民族獨立過程中兩個民族命運的同質性。

臨別時，裡夫送我一條印度海軍的領帶。

讓我印像的是匈牙利軍官斯潘克斯。斯潘克斯的叔叔是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的重要成員，裴多菲俱樂部於1956年主導匈牙利社會主義改革，被蘇軍鎮壓，整個改革失敗了，他的叔叔長期流亡西方。1989年柏林牆倒塌，斯潘克斯的叔叔又回匈牙利了。看到匈牙利亂糟糟的樣子，他叔叔講了一句話：“我以後死在西方，再也不回來了。”

那天晚上斯潘克斯跟我在酒吧，一人一杯啤酒，喝了很長時間。斯潘克斯跟我講：“我們匈牙利的社會主義已經失敗了，衷心希望你們的社會主義能夠成功，能給全世界有權勢、有希望的人一點希望。”他這句話給我至深印像——“給全世界有權勢、有希望的人一點希望。”

此事已經過去了20年，至今回憶起來歷歷在目。中華民族在追求民族復興的歷程中從來不是一帆風順、鮮花簇擁的，從來沒有紅地毯，沒有歡呼鼓掌，沒有張燈結彩。我們面對不公正的輿論、不合理的秩序、不平等的世界，背負著歷史的創痛和現實的紛擾，以鮮血、汗水和鋼鐵般的意志灌鑄的腳印，無所畏懼地邁向我們心中的未來，以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向世界正名、發聲。在這一進程中，中華民族走過的路與其說是一種意識形態的選擇，倒不如說是一個被壓迫、被奴役、被剝削的民族在爭取民族獨立、國家解放的歷史過程中完成的勝利道路的選擇。從舊中國的“東亞病夫”和一盤散沙，到民族救亡的一路探索，再到民族復興的偉大實踐，我們纔有了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對社會主義的堅定信仰。

中華民族就是這樣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巍然挺身在世界東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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