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經濟帶在世紀90年代後納入國家戰略，21世紀初起，迎來“沿江開發”的高潮，加快了沿江地區的產業布局。在14年提出的“依托黃金水道，建設長江經濟帶”的口號，作為中國區域發展的重大國家戰略之一，以期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重要支撐。然而歷經多年的開發建設，其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仍未根本轉變，城市之間的發展時空差異較為顯著，生態環境狀況形勢嚴峻，而目前尚未有針對長江經濟帶城市自然資本利用問題的繫統研究。16年1月5日，在重慶召開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提出“當前和今後相當長一個時期，要把修復長江生態環境擺在壓倒性位置，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18年4月26日，在武漢講話中再次強調要全面做好長江經濟帶生態環境保護修復工作。所以，本書對長江經濟帶展持續性、自然資本利用效率和自然資本利用驅動因素時空差異性三個方行了繫統深入的研究，揭示了長江經濟帶自然資本利用的基本特征和現狀問題，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自然資本核算是可持續發展量化研究的重要課題，為更全面、地評估自然資本利用狀況提供了可行的途徑，並應用三維生態足跡模型來區分流量資本和存量資本。首先，本書基於市公頃的概念，利用長江經濟帶各地市與省域土均生物生產能力的比較，對傳統模型中的全球公頃均衡因子與產量因行修正和計算，考慮了區域自然資本存量和流量的變化，同時增加污染物消納賬行測度和時空特征分析，也量化了長江經濟帶自然資本的消耗利用情況。其次，利用聚類分析和像限圖法以及區域資本流量占用率和存量流量利用比等指標行自然資本利用的可持續性評價分析，並通過一繫列相關指標指數行區域自然資本利用結構合理性分析。後，通過對長江經濟帶各地市的面板數行灰色關聯度分析和Lasso回歸分析，構建篩選出長江經濟帶各地市三維生態足跡主要驅動力指標，並對主要驅動因行了時空差異分解討論。研究結果表明： （1）測算長江經濟帶市域尺度的均衡因子和產量因子與其他學者和全球尺度的結果差異較大，是各地類的均衡因子較大。所以測算出的長江經濟帶各地市的自然資本利用結果更能真實地反映各地市各地類的土地生態生產能力。因為同時納入污染物核算的生態足跡模型，實現了對核算項目一步完善，所以測算出的數值也更於實際值。 （2）長江各區域的人均生態足跡高，而且在研究期間呈現遞增趨勢，對於區域生態繫統供給壓力來說也是逐漸增加的，其中化石能源用地的消費量是影響長江經濟帶人均生態足跡及人均生態赤字的主要的因素。 長江經濟帶自然資本利用狀況在研究期間內，呈現出先上升後下降的趨勢，長江經濟帶各地市人均區域生態足跡經歷小幅波動，自然資本需求有所增加，在08~14年呈穩增長的趨勢，而在15年開始呈現下降態勢，這與長江經濟帶在15年前實施大開發戰略導致了資源受損、環境污染、水體變色等環境問題，以及開始“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的發展戰略正相呼應。 （3）長江經濟帶各地市自然資本存量的消耗速度過快，其中影響長江經濟帶資本流量利用的主要結構性因素是耕地。而且，區域自然資本流動性較強的地區，一般對區域存量資本的依賴程度相對較低；反之，區域自然資本流動性較弱的地區，對區域存量資本的依賴程度往往較高。 長江經濟帶的人均足跡深度即自然資本存量消耗速度是過快的，就存量資本嚴重消耗的狀況而言，其發展模式明顯是不可持續的。在長江經濟帶各市資本流量利用中，耕地占了絕大部分比重，它是影響長江經濟帶資本流量利用的主要結構性因素。在除了化石能源用地之外的五大地類，耕地比例占據了比重，不過長江下遊各區域的耕地占比還是有差異的，上遊區域>中遊區域>下遊區域，下遊區域體耕地比例要稍微小一些，而中遊區域和上遊區域體耕地比例都基本在80%以上。 （4）自然資本利用的市際格局地域集聚性隨著時間變化越發明顯，輕度和中度利用型是長江經濟帶各地市自然資本利用的主要類型，自然資源利用率較低，生態壓力指數普遍偏大，長江經濟帶處於極不可持續發展狀態。 四大類自然資本利用的市際格局地域集聚性隨著時間變化越來越明顯，區域存量資本與流量資本的利用大部分是出現互補形式的。長江經GDP生態足GDP生態赤字的城市相對一部分是一致的，而且絕大部分是長江下遊區域的城市以及其他區域的省會城市，少部分城市的經濟發展相對偏弱GDP生態足跡較大，相對而言，自然資源利用率較低。各地市的生態壓力指數普遍偏大，這些地區的生態是沒有保障的，區域內人們活動的干擾強度已經超過相應條件下區域生態繫統的自反饋閾值，已經影響到區域生態繫統衡。長江經濟帶所有地市的生態都是無保障的，無論是低等級、中等級壓力的城市還是高等級壓力的城市，它們都是生態嚴重超載的，隻不行生態壓力橫向比較又有差異而已。不過，部分城市明顯的是上海和馬鞍山生態壓力巨大，非線性增長的區域生態環境污染存量“外部性”溢出明顯，但GDP生態足跡是很低的，表明經濟貢獻較高，使二者存在差距稍微縮小。 （5）長江經濟帶各地市的消費結構普遍是不合理的狀態，長江中遊區域的城市發展能力相對較強。 在本書研究期間，長江經濟帶各城市群的地市生態足跡和生態承載力都以不同的速度在消耗和更新，且長江經濟帶各城市群生態可持續指數是負值的，以環鄱陽湖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的城市居多，在這些城市中又分兩種不同的原因造成的負值，一類是生態承載力在降低並伴隨生態足跡的增長，另一類是生態承載力在稍微增長並伴隨著生態足跡的略減；而研究期間生態可持續指數是正值的，主要是以武漢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的城市居多，都呈現下降的趨勢，說明地區可持續性在逐漸減弱，相應的生態缺口在逐漸擴大；而其他城市在研究期間有正有負，這說明其生態足跡的消耗速度和生態承載力的更新速度變化波動不一致。長江經濟帶各地市的消費結構普遍是不合理的狀態，分配的失衡帶來結構的不穩定，這使得長江經濟帶各城市的消費結構也變得不合理。 （6）對自然資本利用的影響因素分析得出，土地的類型、區域GDP、區域人口數和生態足跡強度是影響長江經濟帶自然資本利用重要的因素，城市化率、第二產業比重、社會消費額是較為重要的因素。另外，第三產業增加值、綠地面積、污染物處理率與自然資本利用呈正相關，而、第二產業增加值、固定資產投資、人口等因素與自然資本利用呈負相關。所以，一方面，自然資本利用與土地結構、產業結構密切相關；另一方面，區域人力資本和環境資本的投入極大地擴充了區域自然資本存量，有利於提高自然資本替代能力以及人力、自然資本密集型轉型的發展，從一步提高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