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大勢與市場邏輯》中，十餘位知名經濟學家深入解讀中國經濟的運行情況和政策；

內容涉及中國城鄉關繫的歷史演變、人民幣國際化、區塊鏈、中國經濟未來發展趨勢和新增長點等熱點、重點經濟領域話題；

對普通讀者來說，本書提供了一些有用的、對中國宏觀經濟的解讀。對經濟學家或宏觀經濟分析師來說，本書提供了一些創新的經濟分析框架和思路。

序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中國以年均 9.5%的 GDP 增長速度創造了令人矚目的經濟奇跡。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改革和發展，宏觀經濟的波動逐漸成為常態，全社會對宏觀經濟運行情況的關注度也越來越高。

對企業家、投資者、管理者而言，了解宏觀經濟運行狀況和走勢，分析宏觀經濟對行業和企業的影響，預測政府可能采取的宏觀經濟政策及其影響，有助於及時采取相應措施，制定合適的投資和企業發展戰略。對政府部門和政策制定者而言，準確分析宏觀經濟形勢，有助於制定適當政策，保持內外均衡，促進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對個人而言，即使不成為經濟學研究者甚至不從事經濟工作，了解宏觀經濟也是有益的，至少，可以增加自己的判斷力，不會輕易被一些觀點誤導和迷惑。

然而，看懂中國經濟並不容易。首先，中國經濟正處於轉型期，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因素相互交織，產生了許多比發達國家更復雜難解的現像，這使得對政府政策的準確理解和研判尤為重要。其次，不同觀察者經常從不同角度來看中國經濟，往往會得出迥然不同甚至相反的結論。嚴格的宏觀經濟預測判斷需要翔實合理的數據做支撐，也需要科學的分析方法和分析框架以及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體制的深刻了解。更重要的是，一定要關注宏觀大勢背後的市場邏輯。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分析的邏輯和方法比結論更重要。

基於上述原因，北京大學彙豐商學院舉辦了“宏觀經濟沙龍”繫列講座，邀請知名經濟學家深入解讀中國經濟的運行情況和政策。講座不僅讓聽眾深入理解了中國經濟的運行情況，了解了宏觀大勢，而且還讓他們學習了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掌握了市場邏輯。本書就是在這些講座的基礎上，、整理和編輯的成果。

在本書第一部分“改革的方向”中，中央黨校教授郭強解讀了如何深入準確理解全面深化改革。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劉守英分析了中國城鄉關繫的歷史演變，並回應了由此帶來的公共政策問題。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管濤通過理論與實踐結合，解答了如何應對 2015 年“8·11”彙改以來遇到的挑戰。我們將第一部分取名為“改革的方向”，因為在改革開放四十多年後，把握正確的方向，繼續推進改革，對中國經濟未來繼續保持良好發展勢頭至關重要。

本書第二部分為“開放的路徑”。在這部分中信建投證券首席經濟學論證了能否形成可持續的資本循環是“一帶一路”倡議能否成功的關鍵。西班牙對外銀行亞洲研究部亞洲首席經濟學家夏樂認為“人民幣國際化”的下一個突破口是人民幣債券市場的開放。

本書第三部分為“增長的趨勢”。其中，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經濟學教授何帆、北京大學彙豐商學院 EMBA 課程教授分析了中國經濟是處於“新周期”還是處於“新常態”，以及中國經濟未來發展趨勢和新增長點。安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高善文采用設置對照組和目標組的方式，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如何影響中國經濟增長進行了分析。中銀證券總裁助理、首席經濟學家徐高提出了一個解釋中國經濟的統一框架。平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鐘正生從經濟增長和商業周期波動兩個角度對中國宏觀經濟狀況進行了解釋。長江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伍戈從短期和長期兩個視角，探討了居民加杠是否會對經濟產生影響，以及債務高企是否會引發通脹。證券市場投資等經濟實踐活動需要分析和把握宏觀經濟，而這又倒逼宏觀經濟分析朝著更加精致、準確、有針對性的方向前進。

本書第四部分“投資的邏輯”從投資的角度觀察宏觀經濟。紅塔證券研究所副所長、首席經濟學家李奇霖介紹了傳統債券市場的研究框架以及引入同業以後的研究框架。國信證券經濟研究所宏觀與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師董德志的文章講解了中國債券市場的重大變革，以及債券投資研究實踐中的基本知識，歸納了債券投資分析的邏輯。萬向區塊鏈首席經濟學家、 PlatON 雲圖首席經濟學家鄒傳偉從經濟學角度解讀了區塊鏈和加密貨幣，指出了區塊鏈的金融功能。對普通讀者來說，本書提供了一些有用的、對中國宏觀經濟的解讀。對經濟學家或宏觀經濟分析師來說，本書提供了一些創新的經濟分析框架和思路。

經濟現像涉及社會的方方面面，異常復雜且富於變化，對經濟的分析和解讀永遠在路上。新的國際和國內形勢給中國經濟的發展帶來了挑戰，也為研究中國經濟提供了很多新素材和理論創新的機會，中國經濟學者要把握機遇，創造符合中國實踐的新理論。在這方面，中國學者有天然的優勢，比如對制度細節的了解、對數據的掌握等。

同時，隨著大數據、人工智能的興起，經濟學家有機會采用更新更先進的分析工具和方法，將宏觀數據和微觀數據相結合，改變傳統經濟學對於經濟的解釋。比如，北京大學彙豐商學院與平安科技的合作就嘗試把“人工智能 + 大數據”與經典經濟學理論分析相結合，探索宏觀經濟研究的新方法。

，我想指出，雖然中國經濟在短期內面臨挑戰，但從長期看，中國經濟仍然處在起飛階段，仍然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未來亟須做的是，堅持以發展市場經濟為核心的改革開放，在服務業、城鎮化、創新與整合的制造業，以及“一帶一路”合作等方面尋找新的發展機遇，挖掘新的增長動力。期待更多的經濟學人和企業家為中國經濟的成功轉型和世界經濟的持續繁榮而探索新道路，做出新貢獻。

海 聞

2019 年 12 月

農民的代際革命和城鄉關繫重塑

劉守英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我剛剛從日本回國，與日本相比，我國的城鄉關繫“從頭上就是倒著的”。我們搞城鎮化的目的是把鄉村的人和要素轉移到城市，城市發展了，農村就逐漸被消滅了。而日本的城鎮化是將一些東西向農村引導，兩個國家的城鎮化整體制度結構不一樣。所以，我想首先談一下中國城鄉關繫的歷史演變；然後談一談城鎮化的主體：農二代，與農一代相比發生了哪些變化；提出公共政策方面的幾點建議。

中國城鄉關繫的歷史演變

我將城鄉關繫演變分為以下幾個時期。

關閉城門與“綁”民於土：國家工業化時期的城市與農民

1949 年至 1950 年中期，公民的自由遷徙權受法律保障。“一五”時期進入城市的農民達 1 500 萬人，但當時城市對進來的農民並沒有

做好迎接的準備。從 1953 年開始，一方面政策提出限制和禁止農民進城，另一方面城市的單位開始不接納農民。我們普遍認為自 1958年的戶籍制度開始，農民纔被限制進入城市，這是不對的，事實上從 1953 年城市就已經在不斷地限制農民。一方面在“堵”人，另一方面用集體化、人民公社、統購統銷等制度將農民“綁”在土地上，讓他們在集體的土地上為工業化提供低價的糧食。 1953 年，中國城鎮化率隻有 13.26%；到 1978 年時，城鎮化率仍然僅為 17.9%，隻增加了 4.64 個百分點。

城門未開與鄉土築城：鄉村工業化的農民與城市

城市城門未開的情況下，農民實際上是在鄉土築城，這就是鄉村工業化階段的農民自主城鎮化。回顧歷史， 1978—1998 年，是城鄉關繫的黃金時期。城鄉收入差距開始縮小，鄉村經濟活動活躍，農村制度改革欣欣向榮，產業高速發展。那時候，鄉鎮企業異軍突起，農民從土地“突圍”，開闢農業之外的謀生空間。這期間制定的一繫列制度是鼓勵農民參與工業化和城鎮化的。一是允許農民務工經商；二是對農民自主建小城鎮持默許態度；三是在戶籍制度上為小城鎮開出一個小口子，農民可以自理口糧到集鎮落戶；四是對集體土地提出了“三個允許”：允許農民利用集體土地搞鄉鎮企業、搞非農產業。這套制度實行後，我們城門外的工業化很順利，但城鎮化並不順暢，因為自理口糧的小城鎮化本身是違背城鎮化規律的。農民還是農民，農業還是農業。

“撞城”入城與城市過客：高速城鎮化下的農民與城市

在高速城鎮化的背景下，農民開始“撞城”入城，但他們仍然是城市的過客。從 1994 年開始，由政府主導的城鎮化啟動了。在此階段出臺了幾項重要的制度安排： 1994 年的分稅制改革、 1998 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和住房制度改革。這些制度開啟了以土地謀發展模式，城鎮化開始高速推進。那段時期，我國整體工業化布局出現了重大變化：內陸地區工業化開始衰敗，而沿海地區城鎮化和工業化開始加速，中西部地區的農民開始跨區域流動。農民開始出村、入城，大量的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和沿海地區，但他們是“撞”到城市裡去的，相關制度並沒有發生實質性的改變。當時城鎮化實際上是沿著兩條軌道進行的：一條是政府主導的城鎮化；另一條是農民自發的城鎮化，城中村的集體土地開始進行非正規的城鎮化。在這個階段，農民進了城，但缺乏城市權利。部分農民工子女甚至無法入讀全日制公辦中小學，無法參加中考和高考；農民工參加職工基本醫療、養老、失業保險的比率也較低；農村“三留守”問題尤其突出。另外，戶籍人口城鎮化和常住人口城鎮化的差距越來越大。回顧此階段我國城鄉關繫歷程，可以用一句話概括：在此階段，我國高速發展的城鎮化、工業化既沒有指望農民進城，也沒有充分給予農民進入城市的相關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