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書是在中央將生態文明建設不斷提升為新的戰略高度、中央和江西省相繼出臺能區規劃以及國家生態文明試驗區(江西）建設現實需要的宏觀背景下完成的。綜觀國內外研究成果，雖然有關生態文明建設方面的研究越來越繫統化和專業化，但遺憾的是，專門針對能區生態補償績效評價與示範機制的研究相對較少。現有對生態補償及其績效評價體繫的研究並未考慮能區與其他能區的差異性，使得生態補償績效評價體繫的針對性和適用性相對不足，從而導致評價結果精準性不足。作為批國家生態文明試驗區省份之一的江西省，客觀上需要在生態文明建設的理論和實踐上先行先試，蹚出一條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新路，打造美麗中國“江西樣板”。在這個過程中，有關能區生態補償理論和實踐上的一些難題亟待破解，加之江西省能區覆蓋的範圍廣、影響大，將研究視角聚焦於江西國家能區的生態補償績效評價及示範機制，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的現實價值。本書旨在貫徹落實黨的以來中央有關精神，以新時代中國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引，立足中國國情和江西省省情，綜合運用環境經濟學、生態經濟學、區域經濟學等理論工具，采用歸納與演繹相結合、規範研究與實證研究相結合、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的研究方法，首先對江西能區生態補償的歷程演變與基本事行了歸納結而通過構建江西能區生態補償的績效評價指標體繫，對2003-2015年江西能區生態補償績效及其演變趨勢開展了靜態和動態實證研究，比較了地區差異行了效率分解，而後運用同時空間自回歸Tobit模型（SSAR-Tobit模型）對江西能區生態補償效率的驅動因行了識別檢驗一步從組織、運行、考核、保障等方面探索了示範機制建設。在以上分析的基礎上，本書吸納了兄弟省份開展能區生態補償的實踐探索與經驗啟示，並結合江西能區“資源詛咒”研判的特殊視角，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本書從學理上構建了專門針對能區生態補償的績效評價體繫，釐清了生態補償的整體框架，尤其是對江西能區生態補償績效的演變趨勢、區域差異、效率測度及驅動因行理論和實證分析，不僅有助於為生態補償的性和公正性提供理論支撐，提高有限的生態補償政策資源的利用效率，還有助於對江西省能區生態補償績效開展精準評價，從而為提升生態補償投入績效的政策調整提供堅實基礎，國家生態文明試驗區（江西）建設。本書研究了七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從經驗上梳理和描述江西能區生態補償的歷程演變與基本事實。二是從實證角度構建江西能區生態補償績效評價體繫，並利用2003一2015年26個國家能區的數據開展績效評價，研究了生態補償績效的演變趨勢、地區差異與效率測度。三是從實證角度識別和驗證了江西省能區生態補償效率演變的驅動因素。四是從組織、運行、考核、保障等方面探索了江西能區生態補償的示範機制建設。五是通過對福建、貴州、青海、浙江等兄弟省份能區生態補償的實踐現結，找到對江西有益的經驗啟示。六是從理論和實證角度研判了江西能區“資源詛咒”效應。七是提出了如何利用國家三大戰略的重大戰略機遇期，完善江西能區生態文明建設的政策取向。主要觀點如下：(pan>）江西能區的生態補償大致經歷了生態理念的萌芽、積極有為的，以及制度構建、成效突出、全國示範等特征明顯的三個階段。江西能區的生態補償以制度建設、生態屏障構築、產業轉型升級、生態工程建設為突出，但同時也存在補償主體單一、補償標準過低、補償評估機制缺失、政策制度不健全、監督機制滯後、生態補償對能區建設支撐乏力等問題。(2）靜態評價表明，區的生態補償效率整體處於0.7-pan>之間，生態補償效率整體較好；動態評價表明，區縣生態補償績效並未達到理想狀態，雖然呈現出一定的波動特征，但保持相對穩定，並沒有表現出明顯的改善或惡化態勢。但同時也呈現出明顯的分化特征。全省26個能區縣中，7個縣表現“優秀”，8個縣表現“良好”，6個縣表現“中等”5縣表現為“差”。（3）從地區差異、類型差異、綜合效率、時間演化、空間格局、驅動因素等方面實證研究了江西能區的生態補償績效。研究結果如下：從地區差異來看，贛東北、贛北地區基本處於低效的生態效率，而贛東地區則多集中在的生態效率；從類型差異來看，五種不同類型能區的生態補償績效均呈現出明顯震蕩態勢，且呈現出明顯的分層特征；從綜合效率來看，大部分年份生態補償的綜合效率未能達到理想狀態；從時間演化來看，表現為既震蕩又上升，在震蕩中逐漸改善的演化趨勢；從空間格局來看，除部分縣區(蓮花縣、定南縣、靖安縣和黎川縣）的生態補償綜合效率略有下降外，其他絕大部分國家能區縣的生態補償綜合效率均有小幅增長；從驅動因素來看，第二產業產值占比、第三產業產值占比、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財政赤字占比均對江西能區的生態補償效率存在顯著性影響，影響程度的依次是財政赤字占比、第三產業產值占比、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第二產業產值占比。(4）江西能區生態補償的示範機制，要首先建立“以政府為領頭、以群眾和社會動員為執行者、以高質量的示範框架和示範點為核心”組織機制，建立“政府理念和契約責任為內容、提供農民新收入源為有效手段、多方主體參與和管理機構為約束制度”的運行機制，著力破解考核評價目標和內容不夠明確、考核評價主體單一、考核方法過於簡單以及考核標準不夠規範等問題，並在加大投入、通過培訓形成方式保障、政府政策形成合力、開展示範活動激發活力、嚴格考核結果運用等方面建立保障機制。（5）其他生態文明試驗區（福建、貴州）和生態文明建設地區(青海、浙江等）能區生態補償的實踐探索表明，根據自身目標定位、資源稟賦和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在產業布局、制度創新、工程建設等方面探索符合自身實際的生態補償路徑是提高能區生態補償績效的重要保障。兄弟省份的經驗表明，加強環境保護和治理工程的建設力度、經濟發展方式向綠色循環濟發展方式轉化一步完善各項制度建設，對江西探索在不同地區分類探索、分類試點、因地制宜的開展能區生態補償，乃至推動全省生態文明試驗區建設都具有普遍的示範意義。（6）從“資源詛咒”的存在性來看，2004年以來，江西能區存在“資源詛咒”現像，但“資源詛咒”的程度在逐年下降；從“資源詛咒”的傳導途徑來看，產業結構、科技投入、人力資本均是江西能區“資源詛咒”效應的主要傳導途徑；從“資源詛咒”的溢出效應來看，江西能區的“資源詛咒”效應存在正向外溢效應，從而對相鄰區域的發展產生了“負向模仿”；從“資源詛咒”的障礙和制約因素來看，政策配套政策未跟上、礦業結構不合理、企業忽視生態環境、產業整體技術落後、產品同質化嚴重以及產業空間布局不合理等均是亟待破解的障礙因素。（7）江西省應該充分利用生態文明實驗區建設、國家對贛南等原中央蘇區的支持以及國家精準扶貧等重大戰略機遇期，在產業升級、國家重大生態示範工程、綠色產業扶貧、生態補償機制創新等方面優化和完善江西省能區生態補償的政策取向。本課題研究的主要有：①理論上的新突破。國土空間開發格局的規劃出臺時間較短，國內學術界專門針對“能區”生態補償問題的研究還處於起步階段，大多數的學者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主要是定性的闡述。本書通過構建江西能區生態補償的績效評價框架開展實證研究，並探索示範機制，是能區生態補償研究領域的理論創新。②應用。針對“江西生態文明試驗區建設”極強的應用背景，著眼於對江西能區生態補償的績行評價，並探索示範機制，本項目成果可以為江西正在開展的國家生態文明試驗區建設提供借鋻和參考。③研究方法運用上是一項新的嘗試。現有研究以規範研究、定性研究為主，缺乏定量研究。本書綜合采用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結合，規範研究和實證研究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尤其是用到了很多計量分析工具(如拓展的DEA模型，Malmquist指數、SSAR-Tobit模型、空間誤差模型(SEM)和空間滯後模型(SLM)等)，在研究方法上顯著區別當前本領域的研究成果。由於受數據資料的局限和能力所限，本書還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不足：①研究框架的局限。本書著眼於能區的生態補償績效評價，目前在該研究領域還缺乏令人信服的研究框架，本書所采用的研究框架是基於江西國家能區的特殊性，並在前人研究基礎上的提煉和歸納而成的，其科學性和可靠性還有賴於後續研究一步驗證。②研究內容的不足。能區生態補償績效評價涉及的內容很廣，不同指標的選取導致結果差異較大。本書並未對江西能區生態補償的各維度做詳細劃分，可能影響終政策的針對性，未來研究可以考慮將江西能區各維行劃分，尤其是考察能區和非能區生態補償績效的差異性，以及相應的分類政策優化取向。③研究數據的限制。有關能區生態補償的研究起步較晚，相關數據缺失嚴重，尤其是縣域層面的研究數據欠缺，如衡量相關績效投入的數據、反映綠色產出的相關數據等都難以獲得。鋻於研究數據的缺失，本書的研究結論與實際情況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本書在撰寫的過程中參考了大量的中外文文獻資料，均已在參考文獻、腳注和尾注中一一列出，但仍有一些可能存在遺漏，尤其是一些政府公文和非涉密內參報告。在此，敬請文獻作者諒解並致以誠摯歉意。由於筆者有限，本書難免存在一些缺陷、不足甚至錯誤，敬請讀者批評指正。

鄭鵬 熊瑋

2019年7月

一、研究緣起與研究意義

(一）研究緣起與問題的提出

1.研究能區的生態補償問題源於黨中央和對生態文明建設重大戰略問題的逐漸重視2007年，黨的十七大把“生態文明”這一理念寫入黨代會報告，將“建設生態文明”作為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鬥目標的新要求之一。2009年，黨的十七屆四一步將生態文明建設提升到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同等的戰略高度，並稱為新時期的五大建設。2012年，黨的將生態文明建設與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共列為中國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體布局，並強調要將生態文明建設融入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的各方面和全過程。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通過的《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突出強調了加快建立生態文明制度的重要性，並適時出臺了一繫列針對性很強的具體舉措，生態文明建設的重心開始從理論和政策層面轉向實踐落地層面。2014年，黨的十八屆四提出用嚴格的法律制度保護生態環境，建立和完善有關生態環境方面的法律法規，生態文明建設。2015年4月，《關於加快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出臺，從整體層面明確了生態文明建設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主要目標、任務和保障機制，為全國的生態文明建設制定了時間表、任務書和路線圖。2015年9月，、印發了《生態文明改體方案》，該方案將現有碎片化的行整合統一，是生態的頂層設計，是生態文明的“四梁八柱”一步明確了生態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內容。為落實《生態文明改體方案》，相繼出臺了6個配套方案括《環境保護督察方案(試行）》《生態環境監測網絡建設方案》《開干部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的試點方案》《黨干部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辦法（試行）》《編制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試點方案》《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試點方案》等，並推含“實行省以下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制度”在內的一繫列具體措施。2016年，中央多次聚焦生態文明建設議題，相繼出臺了《關於健全生態保護補償機制的意見》《關於省以下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關於構建綠色金融體繫的指導意見》《能區產業準入負面清單編制實施辦法》《關於劃定並嚴守生態保護紅線的若干意見》《自然資源統一確權登記辦法(試行）》《關於健全國家自然資源資產管理試點方案》《關於全面推行河長制的意見》《關於設立統一規範的國家生態文明試驗區的意見》等一繫列事關生態文明建設和環境保護的改革文件。2016年12月，辦公廳和辦公廳印發《生態文明建設目標評價考核辦法》一步從頂層設計上明確了對地方政府從評價、考核、實施、監督各環節的實施細則。這些文件和管理辦法的出臺，逐漸構建起了的生態文明建設的，有力地保障了生態文明建設向縱深。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對生態文明建設開展了多方面的深刻闡述，如將建設生態文明提升為“千年大計”、將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納入民生範疇、提出要牢固樹立“社會主義生態文明觀”、提出要構建多種體繫，統籌“山水林田湖草”繫統治理、明確“控制線”和制度規範、采取各種“行動”、切實生態文明建設、設立“國有自然資源資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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