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除前言外，共分三篇十四章，主要論述四個方面問題：一、清中期以前的政府扶農政策、農民自身經濟力量的增強、以及分家析產等，對地權分配的影響；二、論述清代前期與中後期地權分配變化，對社會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影響。三、論述清中期後，清政府吏治腐敗，對地權分配的影響；四、論述清代地權分配變化，對社會經濟發展巨大影響。指出：各階層對土地占有大致均衡，有利於社會安定和諧，人民共同富裕，市場繁榮昌盛，國家興旺發達。反之，社會經濟就會向相反方向發展。這一歷史經驗，對當前國家建設走共同富裕道路具有歷史經驗借鋻意義。本書在探討問題時，遵循歷史唯物主義精神，實事求行分析，不抜高，也不回避。有先生認為該書資料充實，成果有現實意義，具有的學術價值。也有先生認為，本書基於多層次、多角度的研究，對這些以往研究地權涉及較少的方行了探索分析，使地權研究建立在堅實的史實基礎上。還有先生認為，全書較之前人有重大突破，明顯拓寬了清代土地關繫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填補了對該問題之研究缺乏專著的空白。

篇 清朝扶農政策
章 清前期墾政與清代耕地面積
節 順治年間的墾政
第二節 康熙年間的墾政
第三節 雍正年間的墾政
第四節 乾隆年間的墾政
第五節 嘉道年間的墾政
第六節 清前期耕地面積
小結
第二章 加強社會保障制度建設
節 倉儲制度推廣
第二節 強化社會保障措施
小結
第三章 減輕農民賦役負擔
節 清理浮收
第二節 減輕農民賦役負擔
第三節 實行賦役制度改革
第四章 鼓勵農田水利建設
節 長江以北地區農田水利的發展
一 長江以北水利建設
二 水利建設
第二節 江南水利建設工程
一 蘇州水利工程
二 松江府水利工程
三 湖州水利工程
四 杭州府水利工程
五 其他地區水利工程
第三節 清中後期水利失修
一 水利破壞狀況
二 水利設施遭破壞原因
第四節 水利事業興修與廢壞對社會經濟的影響
一 清前期水利事業發展對農業經濟發展所起的作用
二 清後期水利破壞對農業生產的影響
第五章 豪強兼並土地
節 禁止圈地和投獻土地
第二節 加強縉紳
第三節 推廣災年賣地回贖政策
第六章 土地買賣自由化
節 土地買賣政策
第二節 土地買賣中宗法宗族關繫的松弛
第三節 土地商品化程度加深
第四節 土地買賣周期

第二篇 農民自身經濟力量增強
第七章 對土地挖潛改造
節 低產田的改造
第二節 增加肥料的投入
第三節 高產糧食作物的傳播
第四節 農作物耕作制度的改革
第八章 商品性農業的發展
節 經濟作物種植
第二節 山區經濟開發
第九章 農民家庭副業的發展
節 手工紡織業
第工造紙業
第三節 手工制煙業
第四節 手工編織業
第十章 多種經營發展與地權分配
節 拓民求生存、求發展空間
第二節 增加家庭收人
第三節 減輕完納賦稅壓力，增強自耕農守土能力
第四節 佃農經濟實力增強
第五節 多種經營衰落，農家抵拒能力降低
小結

第三篇 地權分配變化及其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
第十一章 官田民田化
節 官田
一 旗地
二 屯田
三 學田
四 其他官田
第二節 官田民田化
一 政府對官田的規定
二 旗地、屯田向民田的轉化
三 更名田
四 官民田比例
第十二章 乾隆中期以後地主經濟的發展
節 吏治松弛，腐敗成風
第二節 豪紳、富商大肆兼並土地
第三節 農民失敗後，地主階級對土地的兼並
第十三章 民田的分割
節 清代地權占有及變化
一 順康雍乾四朝造就大批自耕農
二 清後期自耕農減少
第二節 分家析產對地權的分割
一 分家契約
二 土地法規
三 田產的積累
四 分家析產
第三節 一田多主與地權分割
一 土地股份所有制的萌生
二 土地股份所有制發展的原因
三 土地股份所有制的分配
第四節 紳衿地主與庶民地主占地狀況
一庶民地主在清代的發展
二 庶民地主發展的原因與途徑
三 庶民地主發展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
第五節 地權分配與農民反抗鬥爭
一 順康雍乾時期農民鬥爭
二 嘉道以後農民鬥爭
三 清後期部分地區小農經濟延續和擴展
第六節 農村兩大階級占有土地估計
第十四章 清代地權分配變化對社會經濟發展的作用及影響
節 造就中國封建社會後一個鼎盛期——康乾盛世
一 基本上實現耕者有其田
二 為國家統一提供雄厚經濟基礎
三 為國家賦稅改革和減輕農民負擔奠定基礎
四 庶民地主發展，為資本主義發展開拓更寬闊的空間
五 為人口起飛奠定物質條件
六 自耕農發展，為商品經濟發展提供廣闊前景
第二節 乾嘉以後社會經濟衰落
一 自耕農半自耕農減少
二 國庫存銀及貯糧減少，致國庫空虛
三 役繁賦重，社會動蕩
四 地租剝削加重

《清代地權分配研究》：
至雍正年間，政府恢復“議敘”之制。對勸墾州縣官及督撫大吏都準令議敘。雍正十二年，對官吏議敘又做了補充規定。據學士凌如煥奏稱，地方有司在扱墾地畝上，有“奉行不實，或墾少報多，希圖增課，以邀議敘”的情況，戶部針對這種情形，發布一道指令：“令各該督撫履加查核，如有濫邀議敘者，即行指參，實在衝坍者，即予開除，造冊報部。”世宗皇帝批準了這一法令。這一法令不僅有利於議敘得到正確貫徹，而且對糾正雍正中後期浮誇風有一定意義。
其次，招墾的目的有變化。順康年間，尤其是康熙中期以前，政府招墾的目的，主要在於增加國家賦稅收入和安定社會秩序。至雍正時，由於荒蕪的土地已獲得大量開墾，國家賦稅收入增加，人不敷出的拮據局面已成歷史；人民安居樂業，社會秩序穩定，順康年間存在的問題，已經得到解決。到了康熙後期，由於日久，生齒殷繁，地土所出，僅供喫用而已，並無積存。清世宗對此甚為憂慮。為此，他登基後，就把開墾一事，作為解決將來戶口日滋，生民“何以為業”的方法，把開墾的目的轉移到解決新生人口食糧問題上來。“並不因增課起見。”這無疑是墾荒政策上一個重要變化。
後，更加強調維護墾荒者利益。雍正七年，戶部復準，直隸荒蕪之田，原主不自墾種，可擇願耕之人，準其耕種。這就改變了順康年間，隻限無主荒地準民開墾之例。條文還規定，日後原主願復原業者，要歸還墾戶的墾本，“方準復業”，違者“按律治罪”。雍正十二年，戶部規定，今後各州縣凡遇開墾，先將土名界址，出示曉諭，定限五個月內，允許業戶自行呈明，如果超出五個月限期，“即將執照給原墾之人承種管業”。從一步放寬有主荒田的開墾，使無田貧民有更多機會獲得產業。與此同時，對豪強之家，“冒認己業”，率眾搶割禾稻者，“按律治罪”；對土豪劣紳，借開墾名色，“將有業戶之田，濫報開墾者，照侵占律治罪”。政府利用行政手段，打擊地方土豪劣紳，保障墾民所得利益不受侵犯。
（二）清查隱瞞地畝
雍正三年，山東巡撫陳世倌稱，山東省荒地甚多，經過多年努力，已漸次得到開墾，但在報墾過程中，存在著隱漏侵漁情弊。為此，他建議：“勒限一年，通省官民令其自行出首，於雍正四年入額征解；倘逾限不首者，民則從重治罪，官則立即參處。”此提案得到戶部批準。經實施後，山東省歷城等62州縣衛所，於雍正四年首報出墾地1740頃。此額，比康熙五十七年至雍正七年（1718—1729）十年間所報的30頃墾額，高出58倍之多。這一顯著效果，引起清廷關注。雍正五年五月十五日，清世宗向各直省頒布一道限年首報令，諭令規定：“夫開墾地畝，本應隨墾隨報，隱匿之罪，定例甚嚴……今朕特沛寬大之恩：準各省官民自行出首，將從前侵隱之罪，悉從寬免；其未納之錢糧，亦不復追問。定限一年，令其自首，統於雍正七年入額征解。倘逾限不首，復經查出，在官在民，定行從重治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