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振全要素生產率力爭若干年次高速增長
無論是全球經濟增長還是中國經濟增長，21世紀第一個10年可以視為確定性年代，而第二個10年則可以視為不確定性年代。在那個確定性年代裡，很多人幾乎可以確定，經濟陰霾逐漸消散，經濟增長正在加快，不知如何冒出的需求旺盛不已，不知如何形成的資本源源不斷，這些都無須深究，所以企業以及政府需要做的事情就比較簡單了：投資，投資，再投資；擴產，擴產，再擴產。隻要投資擴產，就有收入利潤。而在2008年爆發全球金融危機之後，雖然各國的經濟刺激計劃顯示了短期效果，但之後不久，經濟增長的軌跡就沒有那麼清楚了，比較確定的是，不確定性年代到來了。在這個不確定性年代，經濟低迷是在減輕還是加重，經濟增速是會更低還是轉高，人們不那麼確定了；需求在哪裡，資本投入和資本報酬如何相互，人們心裡更加沒底。因此，企業以及政府都表現出幾多迷惘和幾多躊躇。
中國盡管表現相對良好，但顯然也未能避免不確定性年代，不但“十二五”後兩三年的經濟增速顯示出一種不確定性的波動，未來幾年的經濟增速有很大可能還會面臨諸多不確定性的困擾。我們能看到很多的增長機會，但也體會到抓住機會變得越來越難，或者說，以前熟練的那些抓住機會的手法越來越不管用。不過，如果能夠使中國經濟在21世紀第一個10年之後仍然保持一定的速度慣性，並能地通過有力度的結構性改革使中國經濟轉向內衡增長新軌道，那麼在若干年份實現次高速或中高速增長，然後持續更多年份的速度合適、質量改善的中速增長，是有可能的。
什麼是次高速或中高速增長？什麼是中速增長？經濟增長速度作為一個宏觀指標，並沒有明確的高速、中速、低速劃分標準。同樣一個增長速度，放在不同國家或者一個國家的不同發展階段，評判是不一樣的。比較好的視角是，應該從一個經濟體自身發展歷程的變遷和增長潛力的變化看待增長速度。中國大約10%的年均增長維持了30多年，而其的追趕經濟體如日本、韓國隻維持了十來年，這屬於典型的高速增長階段。用錢納裡的框架來分析，中國的產業結構演變和人口轉移尚未完成，恩格爾繫數和人均資本存量等指標也顯示著較大的發展空間，因此可以以10%為高限，以2個百分點為一個臺階，來粗略地形容增長速度的高中低。對於過去曾有過的顯著高於10%的增長，我們可以稱為超高速增長，這樣的增長不太尋常。如果以10%為中樞的增長屬於高速的話，把以8%為中樞的增長稱為中速似乎有悖於人們的常理性認知，而稱之為次高速可能更加合適一些，或者也可以稱為中高速。由此往下，以6%為中樞的增長可以稱為中速，以4%為中樞的增長可以稱為低速。這樣的劃分對於仍然在追趕前沿國家、有著30多年10%增長歷程的中國而言，應該是恰當的。
接下來的問題是，從2012年經濟增速開始明顯下滑之後，在若干年份裡實現8%左右的經濟增長有可能嗎？而且實現這個速度時可以將其他重要宏觀指標譬如通貨膨脹和彙率保持在均衡的嗎？這取決於之後幾年潛在產出的增速是否在8%。準確計算潛在產出比較困難，許多花樣百出、看起來深奧的計算其實並不嚴謹，所以很多人覺得比較穩妥的方法反而是從過去的增長軌跡來估算未來的增長潛力，當然也要與模型預測結合起來。僅從中國“十二五”前兩三年的增長情況來看，是從2012年的增長情況來看，如果剔除掉2009年大規模刺激計劃的後續影響，應該可以判斷2012年前後的潛在增長速度處於8%。因為我們在投資熱潮逐漸消退、國內消行周期性自我調整、國際貿易回歸新正常的情況下實現了7.8%的增長，而且通貨膨脹保持在比較合理的，就業指標也符合預期。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往後的年份裡，不但我國人口紅利消失速度會加快、技口的難度會加大，而且還會面臨一些不可測的因素，例如國有企業對經濟增長的拖累和干擾等，都有可能使我國經濟的潛在增速和實際增速更快地偏離以前的預期值，脫離我們所設定的中樞。不過這沒有關繫，隻要通過結構性改革充分挖掘各種增長潛力，隻要經濟增長的基本面不發生顛覆性的變化，我們仍然可以在若干年之內將中國經濟增長中樞設置在次高速到中速這一區間之內。
經濟增速重要，宏觀指標的組合也重要，在有些情況下可能還更加重要，所以我們要在良好宏觀指標組合下來考慮能否實現次高速增長。從宏觀指標的組合來考慮，由於結構性因素仍然可能倒逼貨幣投放形成通脹壓力或者形成資產泡沫，在儲蓄率無法更高的情況下，減少中國經濟對投資的依賴可以使宏觀指標的組合更加優化，但這會在一定時期內壓低GDP增速。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城市化、制造業升級都還需要大量投資，中國的人均資本存量與前沿國家相比仍然處於較低，為什麼要減少對投資的依賴而且要因此而犧牲GDP增速？就是要獲得更好的宏觀指標組合和更加於均衡的結構，譬如要將通貨膨脹控制在較低並防止出現大的資產泡沫，以及增強住戶部門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互關繫從而使經濟增長更快更多地惠及普通百姓。教科書上所謂的均衡也許在現實中並不存在，但是做一些簡單的比較是有益的。2011年，中國的資本形成在GDP當中的比重達到了49.2%的，日本在高增長結束前夜的1973年也不過36.4%。更加有益的分析是，我們可以發現，在過去幾年裡，盡管投資大幅度增長，但是資本回報率下降了，而且更重要的是，資本回報率與資金成本之間的差距明顯地收縮了。如果模擬市場化的利率，這個差距的收縮更加顯著，這應該意味著中國經濟嚴重地偏離均衡狀態。如果將新創造的價值更多地引向住戶部門消費，使消費和積累之間的比例關繫更加有利於資源分配的優化，使資本形成的規模與對投資的真實需要在時間匹配和行業匹配上更加合理，這不正好可以資本邊際報酬的過快下降和增加消費對於增長的作用嗎？
一些外國學者對中國過去30多年做了增長核算，發現20世紀90年代全要素生產率在GDP增長獻，曾經達到5個百分點左右的，之後不斷下降，但對於要素投入的依賴程度卻加重了。而現在，一方面要降低增長對於投資的依賴，另一方面傳統的人口紅利又在快速消失當中，從增長核算的角度來看，怎麼能在若干年份裡實現次高速增長呢？筆者認為，除了可以采取措施提高勞動參與率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要一攬子結構性改革拓展新渠道來重振全要素生產率，這是未來增長需要挖掘的源泉。可以說，能否拓展新渠道以重振全要素生產率，是實現次高速增長和此後中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當然並不是什麼新穎的觀點，但是真正意識到當下重振全要素生產率對下一步經濟增長的決定性作用，意識到重振全要素生產率需要拓展新渠道，並真正夫一攬子結構性改革去實現這一點，卻比很多人想像的困難得多。對此，我們絕不能掉以輕心，絕不能認為次高速增長和中速增長是理所當然的邏輯和輕易可摘的果實。
重振全要素生產率力爭若干年次高速增長
無論是全球經濟增長還是中國經濟增長，21世紀第一個10年可以視為確定性年代，而第二個10年則可以視為不確定性年代。在那個確定性年代裡，很多人幾乎可以確定，經濟陰霾逐漸消散，經濟增長正在加快，不知如何冒出的需求旺盛不已，不知如何形成的資本源源不斷，這些都無須深究，所以企業以及政府需要做的事情就比較簡單了：投資，投資，再投資；擴產，擴產，再擴產。隻要投資擴產，就有收入利潤。而在2008年爆發全球金融危機之後，雖然各國的經濟刺激計劃顯示了短期效果，但之後不久，經濟增長的軌跡就沒有那麼清楚了，比較確定的是，不確定性年代到來了。在這個不確定性年代，經濟低迷是在減輕還是加重，經濟增速是會更低還是轉高，人們不那麼確定了；需求在哪裡，資本投入和資本報酬如何相互，人們心裡更加沒底。因此，企業以及政府都表現出幾多迷惘和幾多躊躇。
中國盡管表現相對良好，但顯然也未能避免不確定性年代，不但“十二五”後兩三年的經濟增速顯示出一種不確定性的波動，未來幾年的經濟增速有很大可能還會面臨諸多不確定性的困擾。我們能看到很多的增長機會，但也體會到抓住機會變得越來越難，或者說，以前熟練的那些抓住機會的手法越來越不管用。不過，如果能夠使中國經濟在21世紀第一個10年之後仍然保持一定的速度慣性，並能地通過有力度的結構性改革使中國經濟轉向內衡增長新軌道，那麼在若干年份實現次高速或中高速增長，然後持續更多年份的速度合適、質量改善的中速增長，是有可能的。
什麼是次高速或中高速增長？什麼是中速增長？經濟增長速度作為一個宏觀指標，並沒有明確的高速、中速、低速劃分標準。同樣一個增長速度，放在不同國家或者一個國家的不同發展階段，評判是不一樣的。比較好的視角是，應該從一個經濟體自身發展歷程的變遷和增長潛力的變化看待增長速度。中國大約10%的年均增長維持了30多年，而其的追趕經濟體如日本、韓國隻維持了十來年，這屬於典型的高速增長階段。用錢納裡的框架來分析，中國的產業結構演變和人口轉移尚未完成，恩格爾繫數和人均資本存量等指標也顯示著較大的發展空間，因此可以以10%為高限，以2個百分點為一個臺階，來粗略地形容增長速度的高中低。對於過去曾有過的顯著高於10%的增長，我們可以稱為超高速增長，這樣的增長不太尋常。如果以10%為中樞的增長屬於高速的話，把以8%為中樞的增長稱為中速似乎有悖於人們的常理性認知，而稱之為次高速可能更加合適一些，或者也可以稱為中高速。由此往下，以6%為中樞的增長可以稱為中速，以4%為中樞的增長可以稱為低速。這樣的劃分對於仍然在追趕前沿國家、有著30多年10%增長歷程的中國而言，應該是恰當的。
接下來的問題是，從2012年經濟增速開始明顯下滑之後，在若干年份裡實現8%左右的經濟增長有可能嗎？而且實現這個速度時可以將其他重要宏觀指標譬如通貨膨脹和彙率保持在均衡的嗎？這取決於之後幾年潛在產出的增速是否在8%。準確計算潛在產出比較困難，許多花樣百出、看起來深奧的計算其實並不嚴謹，所以很多人覺得比較穩妥的方法反而是從過去的增長軌跡來估算未來的增長潛力，當然也要與模型預測結合起來。僅從中國“十二五”前兩三年的增長情況來看，是從2012年的增長情況來看，如果剔除掉2009年大規模刺激計劃的後續影響，應該可以判斷2012年前後的潛在增長速度處於8%。因為我們在投資熱潮逐漸消退、國內消行周期性自我調整、國際貿易回歸新正常的情況下實現了7.8%的增長，而且通貨膨脹保持在比較合理的，就業指標也符合預期。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往後的年份裡，不但我國人口紅利消失速度會加快、技口的難度會加大，而且還會面臨一些不可測的因素，例如國有企業對經濟增長的拖累和干擾等，都有可能使我國經濟的潛在增速和實際增速更快地偏離以前的預期值，脫離我們所設定的中樞。不過這沒有關繫，隻要通過結構性改革充分挖掘各種增長潛力，隻要經濟增長的基本面不發生顛覆性的變化，我們仍然可以在若干年之內將中國經濟增長中樞設置在次高速到中速這一區間之內。
經濟增速重要，宏觀指標的組合也重要，在有些情況下可能還更加重要，所以我們要在良好宏觀指標組合下來考慮能否實現次高速增長。從宏觀指標的組合來考慮，由於結構性因素仍然可能倒逼貨幣投放形成通脹壓力或者形成資產泡沫，在儲蓄率無法更高的情況下，減少中國經濟對投資的依賴可以使宏觀指標的組合更加優化，但這會在一定時期內壓低GDP增速。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城市化、制造業升級都還需要大量投資，中國的人均資本存量與前沿國家相比仍然處於較低，為什麼要減少對投資的依賴而且要因此而犧牲GDP增速？就是要獲得更好的宏觀指標組合和更加於均衡的結構，譬如要將通貨膨脹控制在較低並防止出現大的資產泡沫，以及增強住戶部門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互關繫從而使經濟增長更快更多地惠及普通百姓。教科書上所謂的均衡也許在現實中並不存在，但是做一些簡單的比較是有益的。2011年，中國的資本形成在GDP當中的比重達到了49.2%的，日本在高增長結束前夜的1973年也不過36.4%。更加有益的分析是，我們可以發現，在過去幾年裡，盡管投資大幅度增長，但是資本回報率下降了，而且更重要的是，資本回報率與資金成本之間的差距明顯地收縮了。如果模擬市場化的利率，這個差距的收縮更加顯著，這應該意味著中國經濟嚴重地偏離均衡狀態。如果將新創造的價值更多地引向住戶部門消費，使消費和積累之間的比例關繫更加有利於資源分配的優化，使資本形成的規模與對投資的真實需要在時間匹配和行業匹配上更加合理，這不正好可以資本邊際報酬的過快下降和增加消費對於增長的作用嗎？
一些外國學者對中國過去30多年做了增長核算，發現20世紀90年代全要素生產率在GDP增長獻，曾經達到5個百分點左右的，之後不斷下降，但對於要素投入的依賴程度卻加重了。而現在，一方面要降低增長對於投資的依賴，另一方面傳統的人口紅利又在快速消失當中，從增長核算的角度來看，怎麼能在若干年份裡實現次高速增長呢？筆者認為，除了可以采取措施提高勞動參與率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要一攬子結構性改革拓展新渠道來重振全要素生產率，這是未來增長需要挖掘的源泉。可以說，能否拓展新渠道以重振全要素生產率，是實現次高速增長和此後中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當然並不是什麼新穎的觀點，但是真正意識到當下重振全要素生產率對下一步經濟增長的決定性作用，意識到重振全要素生產率需要拓展新渠道，並真正夫一攬子結構性改革去實現這一點，卻比很多人想像的困難得多。對此，我們絕不能掉以輕心，絕不能認為次高速增長和中速增長是理所當然的邏輯和輕易可摘的果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