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民選官的身份為《寂靜的春天》寫序，我感到非常榮幸。因為蕾切爾·卡森以其標志性的著作證明： 思想的力量毫無疑問要大於政治家手中的權力。本書初版於1962 年。當時，“環境”一詞在公共政策詞彙表中甚至還毫無蹤跡。在很多城市中，以洛杉磯為例，“霧”困擾著當地居民，但更多的不適感是來自其本身的外觀形態，大家普遍沒有考慮到其公共安全意義上的危害。資源保護是“環保”一詞的前身，這一詞彙在20 世紀60 年代的民主黨和共和黨的代表大會上都被提到過，隻是，這種提及隻是在討論國家公園與自然資源的時候順便的舉動。除了在科學類專業雜志上零星分布的內容，公共領域的討論鮮見對DDT、其他農藥以及各類化學物質威脅人類的生存和健康的提及。本書的出現，猶如曠野中的大聲疾呼。作者以自己專業的研究成果、深切的個人感受和動人的筆觸改變了歷史。
如果《寂靜的春天》沒有出版，或許“環保運動”一詞至今不會落實為行動。
因為出版此書，作者—曾經的魚類和野生動物管理局的海洋生物學家，遭受到了來自污染環境的既得利益者的壓力，這些都是不難想像的。很多化學品集團都試圖給這本書施加壓力。本書的節選一經《紐約客》雜志刊出，民間立即有很多刁難卡森的言論出現，這些言論指責她是聲嘶力竭的極端環保主義分子—直到今天，這些指責依舊存在，隻要有人批評環境污染的既得利益者，這些指責就會跳出來。（而我本人在1992年參選時被人稱作“臭氧人”。這頂帽子可不是對我的贊美，但是我把它視作贊美欣然接受，並把這一稱呼當作我的榮譽勛章。我十分清楚，一旦提到環保問題，爭論就不可避免地走向激烈，有時候這些爭論已經明顯十分愚蠢。）這種狀況在本書廣泛傳播的時候更是達到了巔峰，各路人馬紛紛站出來反對卡森，驚人地一致。
作者本人在圖書出版發行過程中所遭到的攻訐甚至堪比查爾斯·達爾文在發表《物種起源》時所遭受的那些。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很多的攻擊竟然在針對卡森的性別—其中說她聲嘶力竭、歇斯底裡的人就是這樣的代表。《時代周刊》評論卡森說“她的文字具有極強的煽動性”。同時，她作為科學家的公信力遭到了極端的懷疑：許多攻擊者找到了投資人專門進行宣傳，企圖找出她研究工作中的漏洞。這些攻擊背後都有著強大的資金支持，於是這些攻擊就和那些負面宣傳毫無二致，隻不過攻擊的對像由候選人變成一本書及其作者。
最終，這場戰爭以卡森的勝利告終，因她尊重真理，且對自我的錘煉極為嚴格。她反復確認本書中的每一段話和每一個字。對比她的警告，這許多年的現實演變簡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她的預見能力遠遠超過了她的初衷。在本書寫作的初期，她正深受根治性乳腺切除術的愈後之苦。就在本書出版僅僅兩年之後，她還是因為乳腺癌逝世了。一些最新的科學研究結果表明，乳腺癌與長期暴露在有毒化學物質中有極大的關聯。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卡森是以她自己的生命寫就了此書。
她的行為與科學革命早期的學說—性乃萬物中心與主宰的有關理論背道而馳。身為女性，她竟然公開以自己的行為反對這一正統理論。這一理論的主要維護者之一—羅伯特·懷特·史蒂文斯就曾公開宣稱：“此次辯論的核心就在於，卡森小姐宣稱的人與自然必須達到平衡的理論。現代化學家、現代生物學家和科學家都認為，人類已經牢牢掌控了自然。”
毫無疑問，這種世界觀在今天看來荒謬異常，但這也恰好是蕾切爾·卡森小姐的革命精神之所在。化學制成品的既得利益者不斷攻擊，甚至連美國醫學會這種專業學會都站在利益相關方一邊。而發現DDT的人甚至還獲得了諾貝爾獎。
但是本書卻沒有因為受到攻訐而被封殺。雖然本書提到的一些問題在今時今日還沒有得到妥善解決，但是這本書本身得到了公眾的廣泛支持。本書中提到的問題都是真實存在的。同時，卡森的另外兩本書《我們周圍的海洋》與《海洋的邊緣》給她帶來了財務自由和公信力。《寂靜的春天》的初版時間是20世紀60年代的頭幾年，在那幾年中，美國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願意接納新的知識，更願意聽到和看到新書所傳遞的信息。從這個角度來說，這位女性是和這個時代一起到來的。
《寂靜的春天》為新的行動主義的出現奠定了基礎，這些行動如今也成了歷史上最偉大的民間行動力量之一。蕾切爾·卡森逝世於1964年的春天，從那時起，人們就知道她的聲音將永遠存在。她不僅喚醒了美國，她還喚醒了世界。本書的出版恰好見證了新環保主義的開端。
《寂靜的春天》一書對我個人的影響非常之大。在我們小的時候，母親曾堅持在家中的飯桌上為我們讀這本書並且組織我們進行討論。那些需要在餐桌上進行討論的書籍，我和我的姐姐都不喜歡，而唯獨對這本書的討論印像深刻，至今難忘。蕾切爾·卡森是我在環保事業方面的前輩和我的精神支柱。正是在她的事跡的激勵下，我寫出了《平衡中的地球》一書。我的這本著作也由休頓·米夫林公司出版成書。這並不奇怪，因為在一場一場的論戰中，正是這家公司堅定地站在了卡森的身後。這家出版公司還出版了其他關於環保的書籍，贏得了美譽。在我的辦公室裡，卡森的小像是和許多總統以及政商要人的畫像掛在一起的。在我看來，它應當被掛在那裡，而我這樣掛也已經很久了。她對我的影響和那幾位旗鼓相當，我甚至認為她比那幾位的影響更大。是的，她對我的影響比以上幾位更加深遠。
卡森不僅僅是一位科學家，還是一位孤獨的理想主義者，她非常善於傾聽當權者聽不到的聲音。《寂靜的春天》一書的靈感來源於馬薩諸塞州一位女士的來信。在這封信中，這位女士說，很多鳥兒因為DDT的使用悲慘地死去。卡森的成就促成了DDT的禁用，並使得她非常關注的那些物種不再處於滅絕的邊緣，同時讓成千上萬的生命因為此書的出版而獲得拯救。
所以，太多的人會把《寂靜的春天》和《湯姆叔叔的小屋》相提並論—這兩本書的作用都是改變社會。然而這兩本書在本質上存在著極大的區別。斯托夫人將那些公眾已經聚焦的問題更加戲劇化，以形成對比，同時她又將這些問題擬人化。她所刻畫的奴隸形像震撼了全體美國人民的良知。美國最偉大的總統亞伯拉罕·林肯在南北戰爭交戰正酣時接見了她，並說：“你就是那個引發了一場戰爭的小婦人啊！”與斯托夫人正相反的是，卡森關注的是幾乎沒有人關注的問題。她試圖將這些問題帶到全國的層面進行討論，而不是僅僅在某些已經存在的問題上補充證據。而令人覺得十分滑稽可笑的是，她於1963年在國會做證的時候，參議員亞伯拉罕·立比科夫的歡迎詞竟然與一百年前的林肯總統相同：“卡森小姐，您就是引發了這一切的小婦人啊！”
另外，這兩本書的不同之處則是，《寂靜的春天》的核心思想對人類的環境和人類的生存產生了影響，《湯姆叔叔的小屋》講的是廢除奴隸制的問題。盡管廢除奴隸制十分艱難，其後續問題的處理也頗為費時，但是畢竟廢除奴隸制的問題是大筆一揮就可以集中解決的，而化學品的污染則不是這樣。卡森有著強有力的證據。美國國會和環保部門也相應出臺了禁用DDT的辦法，但是污染依舊持續，並且一天天嚴重下去。雖然污染的速度慢了下來，但污染這一現狀本身是令人極為不安的。自《寂靜的春天》出版至今，農場對於農藥的使用不但沒有減少，反而翻了一番，每年11噸的用量是一個危險的數字。這些危險化學品的產量上漲了4倍，雖然美國在國內禁止使用某些農藥，但是這些農藥可以堂而皇之地出口到其他國家。這不僅說明了我們願意向他國人民販售我們無法接受的有害物質以牟利，還說明人們其實並沒有真正意識到科學的法則並不遵從政治的地緣概念。而事實上，任何一個地區的食物鏈中毒了，其他地方的食物鏈也會中毒。
卡森的一生演講不多，她生命中最後一次演講是在美國園林俱樂部進行的。根據她當時的說法，情況在好轉之前通常會有回光返照的階段。她說：“這些問題都牽扯到很多利益鏈條，因而不好解決。”但是，離她警告的時間越近，風險就越大。她說：“我們正把整個種族都暴露在化學物質的毒害當中，正在進行的動物實驗也已經證明了這些物質毒性很大。在許多情況下，毒性會層層疊加。現代人的一生都將掙扎在這些化學物質的污染裡。沒有人知道這些物質有什麼危害。除非我們改變我們的行為方式，否則它將繼續貫穿窮人的一生，沒有人知道結果會如何。因為此前沒有相關經驗進行指導。”令人悲哀的是，就在她說過這話不久，隨著癌癥與其他殺蟲劑使用相關的報告以及發病率的猛增，人們獲得了大量的相關經驗。這些經驗得到的過程顯然是令人悲痛的、令人感到沮喪的。
不是我們什麼都沒做，我們已經采取了非常重要的措施，隻是我們采取的這些措施還遠遠不夠。
蕾切爾·卡森的橫空出世成功地讓人們關注環保問題。環保署於1970年應運而生。殺蟲劑管理和食品安全局也從農業部分離出來，並入環保署。因為農業部更願意看到農作物使用化學制劑帶來的益處，而不是它帶來的危險。從1962 年開始，國會就曾不止一次地要求發布新的殺蟲劑檢查和使用手冊以及相關標準信息，並督促這些企業進行更新。但是其中許多標準的制定都遭到推遲或破壞。
舉例來講，在克林頓-戈爾政府執政前，還沒有針對農場工人進行保護的殺蟲劑條例。事實上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政府就一直在提這件事情。隨後很多像DDT這樣的殺蟲劑推廣開來，後來又逐漸被一些毒性更為強大的殺蟲劑取代。而這些殺蟲劑甚至沒有經過充分的測試就被推向市場，所以它們對環境的污染也就比以前更為嚴重。
總體而言，殺蟲劑的既得利益者們一直在強硬地抵抗著《寂靜的春天》中所呼吁實施的標準。同時，國會對於這種消極抵抗的縱容也十分令人震驚，殺蟲劑、滅菌劑和滅鼠劑法規的制定標準比食品和藥品的標準顯得更為寬松。更令人驚訝的是，國會甚至有意讓這些標準都難以執行。在制定這些標準的時候，國會看到的不僅僅是殺蟲劑的危害，更看到了它帶來的巨大經濟利益及其後面的鏈條。
這種無法抉擇的程序在使得農業生產產量提高的同時，也為人類的癌癥和精神疾病的發生帶來了極高的風險。一種殺蟲劑完全退出市場需要花費五十年時間。新殺蟲劑的批準則極為寬松，哪怕它們毒性極強—隻要比現有的殺蟲劑哪怕更有用一點點，它們就會輕松地獲得批文，從而上市。
在我看來，這隻不過是一種“久居魚市而不聞其臭”的管理狀態。我們如今的管理模式是一種浮士德式的魔鬼交易，我們取得了短期的利益，也因此付出了巨大的長期代價。同時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些方法的收效時間極為短暫，甚至有很多產品並沒有達到上市之初預期的效果。但滑稽的是，雖然有了這些新的化學藥品，但害蟲很快就會產生免疫。對於害蟲無害的同時，這些制品卻對人體十分有害。
我們甚至單獨檢測過一些殺蟲劑。但是對於那些混合型的有毒物質，科學家和生物學家們至今沒有找到有效的解決方法。而我們的田地、牧場與河流每日都在遭受著這樣的危害。我們所承受的是一個充滿漏洞的法制繫統，無論如何都不能掩飾我們失敗的政策。
卡森對我們大聲疾呼。她說，殺蟲劑濫用不僅不能解決問題，反而對於我們的價值觀是一種極大的衝擊。我們能想到最差的狀況，就是《寂靜的春天》中提到的河流的死亡，而最好的狀況則是承受那些幾乎不存在的“長期收益”帶來的溫和傷害。可是，誠實地說，本書出版二十二年之後，整個司法和政治繫統仍未能給予充分的回應，因為卡森不僅了解環境，她還了解完全不同於此的政治事件。
在很早的時候，她就預想到了失敗的原因。在當時，人們根本就沒有料到政治利益與勢力的驅動會使整件事情變得如此糟糕。而卡森本人則在園林俱樂部的演講中提到，試圖妨礙治療性法案的人會有優勢，她甚至還譴責了為遊說公開減免稅款的政策。她指出：減稅意味著—舉個例子，化學工業——想要阻撓以後的立法，付出的代價將極為低廉。這個行業不希望受到任何一丁點的法律限制，減稅政策則達成了這個願望。她大膽而前瞻性的預測判斷了政治問題的存在，為了清理污染，清理政治漏洞也勢在必行。
一種努力的多年連續未果有助於解釋其他努力為什麼也會一再失敗。其結論令人十分難以接受，但又無法否認。1992年美國共使用了22億磅殺蟲劑，不分女老幼，每個國民，均攤8 磅。這其中的許多殺蟲劑目前已被科學實驗證明有致癌作用，而其他一些則通過毒害昆蟲的神經和免疫繫統進行殺蟲，這同時對我們人類或許也存在著同樣的作用。雖然我們正在使用某種居家產品，而它帶來的是某種不確定的好處。卡森這樣描述這種產品：“我們用這種產品給地板打蠟，保證可以殺死走過上面的任何蟲子。”今天仍有超過90萬個農場和6900萬家庭在使用殺蟲劑。
美國藥品監督管理局在1988年的年度報告中說，全國有三分之二的地下水受到農藥的污染，農藥種類達到了74種，其中包含一種已經認定致癌的物質—除莠劑。在密西西比河流域，玉米田每年都會被投入約700萬磅的農藥用於殺蟲，其中有150萬磅的農藥殘留流入河水，進入我們的飲水體繫，供給兩千餘萬人飲用。但是目前我們的城市飲水體繫不能有效地去除除莠劑的殘留。每年春天，水中除莠劑的含量通常會比安全的飲用水標準高過數倍。其中1993年密西西比河流域四分之一的地表水都出現了超標。
DDT如今在美國因種種原因被禁用，但是很多與其相似的化學產品，那些能夠模擬雌激素的殺蟲劑正在被大量地、廣泛地使用。
德國、荷蘭，以及美國密歇根等地的研究表明，這些新的化學物質能夠引發睪丸癌和乳腺癌，並造成生殖器官的畸形，大大降低人們的生育能力。僅在美國過去的二十年當中，隨著新型殺蟲劑的應用，睪丸癌的發生概率就上升了50％。也有新的科學研究證據表明，雖然原因無法解釋，但全世界範圍內，子的精子數量下降了50％。
三位研究者評估了健康管理所期刊刊發的數據之後，得出結論：在今天，許多野生動物種群都處於危險之中，種種現像表明，人類和野生動物的繁殖繫統都出現了巨大的且無法預估的變化。但是直到今天，這類風險評估依舊缺位。將這種殺蟲劑的潛在危害考慮在內的一項新行政提案要求，在殺蟲劑上市之前必須進行此類評估。
這些化學物質的既得利益者很顯然會給出那些明確的傳統的回復，比如，以人為對像的研究並不能說明化學物和疾病之間有直接聯繫；偶然性並不能與因果關繫畫等號（盡管有些偶然性要求推導出謹慎而不倉促的結論）；或舊話重提，說動物實驗並不說明對人體就有相同的結果。上述每一種回答都讓人想起化學工業及其背後巨大的自主自助鏈條對於蕾切爾·卡森及其著作做出的相關反應。
令人敬佩的是，卡森預料到了這種反應，她在《寂靜的春天》中寫道，公眾進行抗議時，殺蟲劑的制造者告訴他們一丁點半真半假的消息當鎮靜劑。我們迫切地需要中止這種虛假的保證，拒絕裹在難堪事實外部的糖衣。
20世紀80年代，尤其是詹姆斯·瓦特在內政部工作的時候，人們對環境的無知達到了頂峰，環境污染問題幾乎成了強硬經濟實用主義的標志。例如，事實上，在當時的環保署裡，取代化學殺蟲劑的綜合害蟲治理計劃（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已被擱置。環保署還禁止出版與這一計劃有關的出版物，而在該計劃下的很多措施也失去了法律效力。
克林頓-戈爾政府將以審慎的視角和堅定的信心、決心來改變殺蟲劑污染的趨勢。我們的政策包括兩項標準更嚴格的原則：減少殺蟲劑使用量和更廣泛地研制可代替性生物試劑。
當然，如何平衡各方利益和殺蟲劑的危害來制定出更好的政策是一個問題。我們不僅要考慮到經濟因素，也應該考慮到更廣義的利益制定標準—應當明確，不能含糊。測試也要客觀、全面。那麼這些利益究竟包含哪些呢？如果我們需要測試這些化學物質對兒童的危害，並且對於混合性化學物質進行測試，那麼我們就不僅僅需要讓人們知道，還要減少人們的擔心，將這些事物的存在盡量抹除掉。
如果一種殺蟲劑不能夠起到一定的作用，或者危害過大，我們就不能批準它上市。它們給我們帶來的利益不能以眼前所見的經濟既得利益為準。
首先，我們應當專注於生物介質的使用。化學工業和它的政治捍衛者對此抱有非常強烈的敵意。在《寂靜的春天》中卡森說，有非常多的方式可以代替化學殺蟲劑。今天這種方式更為廣泛，我們有許多途徑可以代替殺蟲劑。雖然許多官員對此毫不重視，化學品制造商也強烈抵制這些代替品，但是我們為什麼不能大力推廣無毒物質的使用呢？
最後，我們還要想辦法努力融合殺蟲劑生產和農業社群中的文化差異，致力於共同建立健康的生產環境。兩個社群的人，生長環境不同，背景不同，同時持有的觀點也不同，如果這兩個社群的人一直相互仇視，那麼對於改善環境污染沒有任何好的作用。—減少文化分歧，從盲從對立到不再對立，這顯然是一個良好的開端。—我們可以讓健康的人彼此間進行持續的、實質性的對話。
克林頓-戈爾政府對於殺蟲劑的新政是由許多人共同構建的，其中有一位女性非常關鍵。她在1952年結束了自己的政府任職，隨後全職寫作。從精神上說，蕾切爾·卡森出席了本屆政府召開的所有重要的環境會議。我們可能沒有辦法馬上實現她所有的願望，構建她想看到的世界，但是正是在她的引領和指導下，我們纔向著那個方向在前進。
1992年，本書被一個由各行各業傑出的美國人組成的專業委員會評選為“過去50年最有影響力的書籍”。這些年來，所有的政治辯論當中，本書一直不停地提醒我們，要隨時注意環境問題。在環境問題上，本書不僅讓工業從業者和政府注意到，而且也進入了公眾的視野。本書的忠實讀者也成了拯救地球環境的一分子，消費者對於殺蟲劑越來越冷淡，哪怕有政府頒發牌照，殺蟲劑的使用也演變成了評判是否具有市場道德的一個因素。所以，我們的政府一定要馬上行動起來。—我堅信，公眾不會任由政府毫無作為，也不會任由政府誤入歧途。
蕾切爾·卡森的影響不僅僅在於她在《寂靜的春天》中特別關注的領域，她所帶給我們的，是一個基本理念：人類和自然社會之間的關繫—而這一關繫在現代文明當中的被重視程度已經缺失到了令人震驚的地步。這本書就像是一道光，啟迪著整個時代前行。在《寂靜的春天》中的最後幾頁，她引用了《少有人走的路》這首詩描述了我們所面臨的選擇。其實已經有人走上了這條路，但沒有人像卡森一樣，引領整個世界都關注環保。她所取得的成績、她所揭露的真相、在她的啟發和推動下進行的科學研究，不僅強有力地證明了我們應當限制殺蟲劑的使用，也證明了個人的力量能為整個人類帶來的重大變化。
阿爾·戈爾
（美國前副總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