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序
希臘的悲劇作家，當他們采取他們的民族歷史或神話作為題材的時候，處理的方法是相當自由的。他們絕不認為自己必須遵從一般的見解，或是認為題目既和他們的敵手和前輩一樣，情節亦非完全相同不可。有了這種慣例，因此首先采用某一個題材來寫作的人，便不可能再叫他的競爭者去主張優先權了。譬如說，根據阿伽門農的故事所編寫的劇本，雅典的舞臺上不知演出過多少部，每部情節就各有差異。
我也大膽來運用同樣的權利。埃斯庫羅斯在他的《解放了的普羅密修斯》[2] 裡，假定朱比特和他的囚犯後言歸於好，因為後者對他透露了一個秘密，否則他要是和忒堤斯結了婚，他的王國便有危險；忒堤斯於是被配給珀琉斯做妻子；接著赫剌克勒斯奉了朱比特的命令，把普羅密修斯從羈囚中釋出來。我如果照樣編寫，至多不過復活了埃斯庫羅斯那部失傳的劇本；這種狂妄的企圖，我即使有興趣來嘗試，可是一想到古人的英纔，那樣登峰造極，也就嚇得不敢動手了。說實話，我根本反對那種軟弱無力的結局，叫一位人類的捍衛者同那個人類的壓迫者去和解。普羅密修斯忍受了那許多痛苦，說過了那許多激烈的言辭，如果我們認為他竟然會自食其言，向他那耀武揚威、作惡造孽的仇人低頭，那麼，這部寓言的道德意義可能完全喪失。文學作品中，和普羅密修斯有些相像的角色要
算撒旦。在我看來，普羅密修斯比撒旦更有詩意。因為他非但勇敢、壓嚴、對於的威力做著堅忍的抵抗，而且毫無虛榮、妒忌、怨恨，也不想爭權奪利；那位《失樂園》的主角卻自私心很重。撒旦這個角色時常叫人心裡發生一種荒謬的感想，把他所犯的錯誤和他所受的委屈放在一起來衡量，又時常會因為他受的委屈太多反而原諒了他的錯誤。還有一種用宗教眼光來考慮那段驚心動魄的故事的，感想更其荒謬。可是普羅密修斯卻始終是道德和智慧的十全十美的典型，動機既純正，目的又偉大。
我這首詩大部分是在萬山叢中卡拉卡拉古浴場[3] 殘留的遺址上寫作的。廣大的平臺，高巍的穹門，迷魂陣一般的曲徑小道，到處是鮮艷的花草和馥郁的樹木。羅馬城明朗的青天，溫和的氣候，滿空中活躍的春意，還有那種令人心迷神醉的新生命的力量：這些都是鼓動我撰著這部詩劇的靈感。
我所創造的形像，有許多都是從人類心靈的活動，或是它們表現在外面的行為中間吸取來的。這在近代詩中並不多見，雖然在但丁和莎士比亞的作品裡可以找到許多例子。但
丁的作品裡例子更多，而且成績也更好。希臘的詩人對於一個作家所能引起他當代人共鳴的技巧是無所不知的，他們慣常運用這種力量；讀者不妨設想，我也就是研究了他們的作品（別人當然也不會承認我有更大的能力），纔領會到這種特殊的方法。
我還得坦白地說明，我對於現代作品的研究，也可能使我自己的作品受到它們的熏染。許多比我的詩更為大家所愛讀，也更值得為大家所愛讀的詩，都曾經在這一點上受到過批評。我們和這許多前輩作家生活在同一個時代裡，誦讀著這許多有非常纔力者的作品，如果要肯定說我們自己的文章和語調不受到一些影響那是不可能的。事實上，他們的天纔所賴以表現的形式（不是天纔本身），一小半靠了他們本人性靈獨到之處，一大半卻是受著當時周圍人物的道德和思想情況的影響。因此有許多作家，他們雖然取得了他們所要模仿的作家的形式，但是依舊缺少那些作家的天纔；要知道，前者是他們所生活的時代的賜予，而後者則是無法授受的心靈的光華。
英國近代文學所獨有的那種塑造深刻而強烈的形像的特殊風格，作為整個潮流而言，並不是模仿某一個特殊作家的產品。纔力在每一個時代裡面，本質上是不變的；而推動它的環境情況卻不停地在轉移。假使把英國分成四十個共和國，每一個的面積人口都和雅典一樣，一切機構也不必比雅典更完美，我們應該相信，它們各自都會產生些跟世界上許多無可媲美的人物同等的哲學家和詩人（如果我們不把莎士比亞也算在裡面的話）。我們文學的黃金時代產生了這許多偉大作家，我們應當去感謝群眾心靈的覺醒，它把基督教的古老和嚴酷的形式搗成泥土。我們應當感謝這同一種精神的進步和發展，使我們產生了彌爾敦：這位神聖的彌爾敦，我們必須永遠記住，是一個共和政體的擁護者，他對一切的道德和宗教問題做了勇敢的探討。我們這時代的偉大作家，我們有理由去相信，都是我們社會某種意想不到的變遷，以及鞏固這種社會變遷的群眾思想的推動者和前驅。心靈的雲霧裡已經在發射集體的光華，一切機構和群眾思想現在已經在恢復平衡，或者將要恢復平衡。
講到模仿，詩是一種模仿性的藝術。它創造，但是它在組合和再現中來創造。詩作的美和新，並不是因為它所賴以制成的素材事先在人類的心靈或大自然中從不存在，而是因為它把集合來的材料所制成的整個的東西，同那些情感和思想的本身，以及它們目前的情況，有許多相似之處：大詩人是大自然的傑作，另一位詩人非但應當研究，而且必須研究他。他不妨很聰明、很簡單地確定：他的心靈，如果屏除了當代大作家美麗的作品的感應，便不可能再是宇宙間一切美麗的現像的鏡子了。除非是偉大的作家，不要夢想能辦到；事實上，即使一位偉大的作家也會感到不自然，喫力不討好。詩人是那種感化別人性格的內在力量和那種激發及支持這類力量的外界影響的共同產物；兩者在他身上合為一體。因此，我們可以說，每個人的心靈都受到一切自然和藝術現像的感化；受到他所容納進他的意識裡的每一句話、每一個意見的感化；這是一面反映一切形式的鏡子，一切形式又在這面鏡子裡結合成一個形式。詩人和哲學家、畫家、雕刻家、音樂家一樣，在一種意義上是他們時代的創造者，在另一種意義上又是他們時代的創造物。卓越的人物也無法逃避這種支配。荷馬和赫希俄德，埃斯庫羅斯和歐裡庇得斯，維吉爾和賀拉斯，但丁和彼特拉克，莎士比亞和佛萊卻，屈萊頓和蒲伯，都有類似之處；每個人都有他和別人相像的地方，更有他與眾不同的地方。假使這種類似之處是模仿的結果，那麼，我願意承認我也模仿過別人。
讓我乘此機會再承認，我的確像一位蘇格蘭哲學家很奇特地指出來的那樣，有著“改良世界的欲望”：可是他自己為什麼要寫作和出版他自己的書籍，他卻並沒有解釋。我的確寧願跟隨柏拉圖和培根爵士墮入地獄，不願陪伴佩力和馬爾薩斯上登天堂。但是千萬不要誤會我的詩作專是為了直接發揮改良的力量，或是以為我相信它們包含著什麼有關人類生活的周密計劃。教訓式的詩是我所深惡痛絕的；凡是可以用散文來清楚說明的東西，寫成了詩反而枯燥和煩瑣。我一向的目的，不過是想使一般愛詩的讀者們細致的頭腦裡，記住一些高尚美麗的理想；使他們明白，除非人類的心靈懂得了愛、敬慕、信任、希望、忍耐，否則無論什麼為人之道的精闢理論，盡管它們理該結出幸福的果實，結果都會好像是被撒在交通大道上的種子，全讓來往的行人在無意中踩成灰塵。如果有一天我居然能實現我的理想，便是說，我要寫一本關於我認為是人類社會真正因素的有繫統的歷史，那麼，請這幫專愛武斷和迷信的人士不必妄想我竟會不把柏拉圖而把埃斯庫羅斯來做我的典範。
我無拘無束地說了這麼一大套，對於一般爽直的人是用不到表示歉意的；對於一般不爽直的人，那麼，他們即使故意曲解，與我卻絲毫無礙，至多隻能損傷他們自己的心思和頭腦。一個人不論他有什麼取樂人家和指導人家的本領，即使渺小到極點，他也依舊會設法來表現的：如果毫無成績，他自己的失望盡足以作為他的懲罰；不必再用亂石子丟在他身上；石子堆得高了，那個照理要被人遺忘的墳墓，反而會引起大家的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