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摘自p153-163，“貝內特·瑟夫記與威廉·福克納的交往”）

我已忘了第一次見到威廉·福克納的確切時間，但肯定是在我們和史密斯與哈斯出版社合並之前。我還清晰地記得初次讀他的書的情景。當時我正在費城向哈羅德·梅森和戴維·傑斯特推介我們的新書，他們在那裡開了一家可愛的小書店——人頭馬書店，如今這種書店已經不太多見。哈羅德·梅森告訴我：“凱普與史密斯出版社出了一本新書，這個作者我認為是美國的作家之一。他的名字叫威廉·福克納。”當時福克納已經出版了五部長篇小說，其中包括《喧嘩與騷動》和《我彌留之際》，但都叫好不叫座，賣不動。這次的新書叫《聖殿》，在一九三一年是驚

世駭俗的作品。於是我拿了一本帶回下榻的麗茲-卡爾頓飯店的房間讀。接著我就一口氣把他之前出版、而我由於種種原因沒有看過的書都找來讀完。

當時我就知道我要出版福克納，所以在一九三二年將《聖殿》收入“現代文庫”，並請作者寫了一篇序言。一九三四年我們宣布計劃出版《喧嘩與騷動》的特別限量版，書的第一部分將用不同的顏色印刷以表明不同的時間階段。為此我們投入了大量精力不斷商談，但還是因為印刷機達不到我們的要求而放棄了計劃。很不幸，連福克納用彩筆標明顏色的那本書也丟了。所以直到一九三六年蘭登書屋跟史密斯與哈斯出版社合並後，纔第一次出版了福克納的書《押沙龍，押沙龍！》——但從此之後他的所有作品都由我們出。

威廉·福克納一直堅信，作家負責寫好作品，出版社負責出好書。當他帶來書稿的時候，我說：“比爾，你對書的裝幀設計和廣告推廣有什麼想法嗎？”他會說：“貝內特，那是你的事。要是我覺得你干得不好，我就到別的出版社去了。”結果，威廉·福克納在我們辦公室所受到的關注總是比其他作者更多，也許是因為我們想向他證明不辜負他的信任吧。

我們跟史密斯與哈斯出版社合並後，比爾寫信給我說他還記得我，並祝賀我們的合並。我回信說，他能成為我們的作者是這筆交易中的一項。這以後很長一段時間，他都沒來過紐約。後來他來了，卻經常鬧出點事。

有一次，他打算來住十天，我們就為他安排了各種采訪——《紐約時報》《先驅論壇報》、《時代》周刊等。每件事情都事先安排得很穩妥。福克納到了之後和我喫晚飯。哈裡森·史密斯帶著一位名叫達希爾·哈米特的紳士也來了。哈米特就是那個寫出《馬耳他之鷹》等精彩偵探小說的作家。

達希爾酒量很好，哈裡森也不是省油的燈。至於說福克納……反正我是不勝酒力。我要回家去，臨走前對福克納說：“記住，明天早上十點，《紐約時報》派人到辦公室來。”但這以後一連幾天我們都沒看到他人影，直到我接到一個來自亞岡昆飯店的電話；原來比爾進浴室洗澡時腳底打

滑，摔倒在蒸汽散熱器上，被嚴重燙傷。我們趕緊把他送到醫院，他就在那裡過了他假期的大半時間。在他回家前一天，我說：“比爾，你不為自己感到可惜嗎？你五年來第一次休假到這裡過，卻把所有時間都花在醫院裡。”他平靜地說——他說話總是很平靜——“貝內特，這是我的假期。”

比爾·福克納讓人惱火的地方是他會放縱自己飲酒作樂，有時是故意為之。而當他清醒以後，他又來到我們辦公室，一副頭腦清醒的樣子準備行動，仿佛半年以來滴酒不沾。但在酒性發作的當口兒，他可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麼。他無能為力。他酒量不大，沒喝多少就會醉。偶爾踫到一頓美餐有他喜愛的上等葡萄酒和白蘭地，他就不自量力地多喝。至於其他時候，我想他是為了逃避某些他不想干的事而假裝喝醉。

比爾是我所見過最令人難忘的人之一。他身材並不高大，但其舉止與英俊相貌令他看起來風度翩翩。有時，他的穿戴似乎相當陳舊，實際上卻是他在英格蘭定做的。即便是對最瑣碎的問題，他也總是耐心地花時間回答。如果你說：“比爾，今天天氣真好，是吧？”他就會停頓一下思考片刻，好像你問他的是什麼非常重要的事情。

一九五○年十一月十日，威廉·福克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公布時，他說自己不去斯德哥爾摩領獎。他寵愛的女兒吉兒當時已經是十七歲的大姑娘了。別人提醒他，這趟旅程對她來說可是很有價值的體驗，他纔終於答應去。他從密西西比州打來電話，告訴我們他的衣服尺寸，請我們為他租一套禮服，要在他到達紐約之前準備妥當。比爾去了斯德哥爾摩並發表精彩的演講——但回來的時候有點氣呼呼，因為我為他租的禮服褲子上隻有一條條紋，而他發現歐洲人穿的禮服褲子都有兩條條紋。可他的結論是：“貝內特，呃，那套禮服我想收藏。”

我說：“你留著干嗎？這是我租來的，得還掉。”

他說：“你就把它送給我吧。我要收藏！”

這套衣服他還是帶回家了，不過我不知道他後來有沒有再穿過。

好啦，現在他已大名鼎鼎，被公認是美國偉大的小說家。他以前出版的書需求量大增，雖然其中不少已經絕版。今天，它們已全部重印，並且銷路很好，都成了經典名著。小說《寓言》令他一躍成為暢銷書作家。他的聲望與日俱增，許多大學開始將他的作品列入“必讀書目”。

有一天，我接到密西西比州州長打來的電話。一開始我還以為有人跟我開玩笑（《星期六評論》的諾曼·卡森斯老是自稱總統之類的角色），但這回確實是密西西比州州長。他說：“瑟夫先生，請您幫我個忙。密西西比州想專門設宴款待我們的諾貝爾獎得主威廉·福克納，可他連話都不肯跟我說。”

我說：“你想怎麼樣？”

他說：“我給他打了不下五次電話，他都不接。我們隻是想設宴向他聊表敬意。所以我想請您向他轉達此意。”

我說：“是這樣，他正在寫一部長篇小說。他寫書的時候不喜歡被打擾。不過我會想想辦法。”

我當即給比爾打電話，他住在奧克斯福德城。我說：“比爾，聽說你不肯跟密西西比州州長談話？”

他說：“是的。”

我說：“呃，他是想代表全州請你喫飯，向你致敬。”

比爾卻說：“在我需要密西西比的時候，他們不尊重我。現在我得了諾貝爾獎。你去告訴密西西比州州長，讓他別來找我……”

我給州長回電話時，當然不能把福克納的話原原本本告訴他。我說：“州長先生，正如我所料，他正在寫小說。我感到非常抱歉，他不想被打擾。”

事後我們對此哈哈大笑！

他為人一點都不拐彎抹角耍花招。每次來紐約，他就把我們的辦公室當作他的落腳點。他會徑直走進辦公室，脫掉外衣。我曾送給他一副鸛鳥夜總會給貴賓專用的紅色背帶，他非常喜歡。他常常穿著背帶坐在那兒，抽著煙鬥，看平裝本推理小說。他愛看推理小說。有年輕作家來時，我就說：“你想見見威廉·福克納嗎？”這總是令他們很激動。於是，我請他們進來，他們的眼前就是這個翹著雙腿、穿著背帶、叼著煙鬥讀書的人。我說：“這位就是威廉·福克納。”這時，比爾就把煙鬥從嘴裡抽出，友好地說聲“你好！”又繼續埋頭看書了。

我妻子菲麗絲第一次見到比爾是那次他心血來潮突然決定來紐約的時候。我說：“我們到機場來接你——我想讓你見見菲麗絲。”得知要見威廉·福克納，菲麗絲緊張死了。她說：“見到他，我跟他說什麼好呢？”

我說：“菲麗絲，你會跟比爾合得來的。”

飛機降落時，她就在汽車裡等。我們已經安排好，帶他一起去利弗大廈參加昆丁·雷諾茲夫婦的一個大型雞尾酒會。比爾穿著一件破舊的軍用大衣，斜戴著一隻寬邊軟帽走下飛機。一如以往，見到他我很高興，馬上帶他去見菲麗絲。我說：“比爾，你坐在我們倆前面吧。”他稱她“菲麗絲小姐”，而且從此以後他就一直這麼叫她。而她對他說的第一句話是“看你的襪子！”整個腳後跟都露出來了，他很窘。菲麗絲對偉大的威廉·福克納的畏懼之心立刻消失了。她說：“你這樣的打扮可不能去參加雞尾酒會。”於是我們先回家，她幫他換了雙襪子。從那時起，他們就成了好朋友。當然，在雞尾酒會上他也是轟動人物。

他第一次到基梭山來看我們的時候，發生了一件很具有福克納特色的事。當時鎮上的主干道與鐵路相交，道口的柵欄門需要手動開關。我們下了火車，比爾站著看一個小個子老人伸手搖動輪盤開門。我問：“什麼事情這麼吸引你，比爾？”他說：“看到北方居然還有用手干的事情，我太高興了！”他知道他這是在開玩笑。

我們最後一次和他在一起是一九六二年在“二十一號酒吧”。當時他跟我說起接替去世的薩克斯·康明斯擔任他責任編輯的阿爾伯特·阨斯金。他說：“你知道嗎，我認為阿爾伯特是我所認識的編輯。”我說：“啊唷，威廉·福克納都這麼說了，可真是天大的贊美。你跟阿爾伯特說過嗎？”他頓了頓，說：“沒，我沒說。貝內特，當我的馬兒跑得快時，我可不會讓它停下來喂它糖喫。”

福克納一直有這樣的計劃：完成他的“斯諾普斯三部曲”最後一部後，將《村子》《小鎮》和《大宅》這三部他花多年心血寫作、關於斯諾普斯家族而獨立成篇的小說出套裝版。《大宅》交稿後，阿爾伯特指出三部作品中存在某些不一致的地方。比爾平靜地解釋道：“阿爾伯特，那說明不了什麼。我在寫小說的時候，對書中人物的認識有一個逐漸深入的過程。寫完第三部，我對人物的認識就比寫第一部時深刻許多。”——說得他們就像現實生活中活生生的人物。“斯諾普斯家族”可能是他所創作的人物形像，那些南方鄉野惡棍通過各種手段發跡成為當地最有錢的人，把上一代文雅的南方鄉紳傳統統統拋開。

比爾愛騎馬打獵。事實上，我辦公室有一幅照片，就是他送給我的最後一張，照片中他身穿紅色獵裝，上面寫著：“送給蘭登書屋——愛與吻——呔嗬！”他對這張照片和自己的騎術都很得意。

福克納的最後一本書《掠奪者》入選了每月之書俱樂部書目，也是他的書之一。菲麗絲很崇拜他，對他說：“比爾，我愛《掠奪者》，我覺得這本書有趣得很。”比爾露出他標志性的燦爛笑容，說：“我也覺得，菲麗絲小姐。每次我讀這本書，總是笑個不停。”

由於他大部分作品中的悲劇色彩，許多人並沒有意識到，他其實是個喜劇天纔，《掠奪者》就充分證明了他是多麼幽默。他能洞察古老南方的一切悲劇，也能發現其中的幽默喜劇。我認為他是美國文學史上的小說家之一，而且敢肯定，他的聲譽將經久不衰。

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紐約時報》的編輯一早給我打電話說，福克納去世了。不到兩個小時，我就登上了前往奧克斯福德的飛機。多年來，比爾多次邀請我去他家做客，但我卻一再推遲。現在我第一次去，卻是為了他的葬禮。想到這我就心碎不已。

我是和唐納德以及小說家威廉·斯泰倫一起去的。《生活》雜志得到福克納去世的消息後馬上打電話給斯泰倫，請他報道葬禮的情況。所以他提議我們同行。

我們在孟菲斯著陸，在當地的飯店住了一夜，我和唐納德還作為福克納的出版商在那裡接受了報社記者的采訪。第二天早上，我們租了一輛帶空調的雪佛萊汽車，自己駕車從孟菲斯開到奧克斯福德，行程大約七十五英裡。到了奧克斯福德，我們徑直向當地政府駛去。我覺得自己以前似乎來過這裡；根據福克納小說《墳墓的闖入者》改編的電影就是在奧克斯福德拍攝的，其中許多鏡頭就取自當地政府一帶。走出空調汽車，我纔覺得天有多熱。暑氣逼人，人就好像洗桑拿浴。

大約有二十個人坐在那些店鋪的臺階上，真是一幕……不是慢動作而是沒有動作的鏡頭。我們接到過《奧克斯福德鷹報》發行人打來的電話，我答應到時候拜訪該報編輯，她要給我們看一些福克納的物品。我們預定中午時分到福克納家，因為午飯之後纔開始舉行葬禮。而我們上午十點左右就到了，還有兩個小時空閑時間。我便問一個坐在臺階上的人：“您知道《奧克斯福德鷹報》報社在哪兒嗎？”他隻是瞪眼看著我們，默不作聲。再問一個人，也是如此。最後，我們問的第三個人開口說：“我想是在那兒。”我們拐了一個彎，離他們坐的地方大約走二十步就到了。他們當然知道報社的位置，可他們就是不想和城裡人有任何交往。從他們的臉上你就能看出他們的敵意。

出乎我們預料的是，那編輯原來是個忙忙碌碌、精力充沛的女人。她顯然是個干勁十足的人。她給我們看比爾·福克納寫的一些小文章，還把她所有的卷宗都拿出來，給我們看她出版的東西，證明至少她是欣賞、理解威廉·福克納的價值，哪怕全鎮人都不懂。她還自費印刷了標語“懷念我們偉大的威廉·福克納”，說服所有店鋪老板在送葬隊伍經過的那天下午兩點到兩點半之間關門歇業，並在店鋪窗戶上貼起這幅標語。在那半小時裡，店主們果然照做了。

然後她告訴我們：“時間還充裕，我帶你們去看看密西西比大學校園吧。”於是我們開車來到學校。那裡空無一人，一片平靜的景像——在這南方美麗的景致中，樹葉被微風吹得沙沙作響。但就在這以後不到三個月，這裡便發生了詹姆斯·梅瑞迪思案，槍擊正發生在此地。當我們到達福克納家時，有個人站起身來迎接我們。他長得跟威廉·福克納像得差點兒令我昏過去。他是福克納的弟弟約翰·福克納，大約一年後他也去世了。還有大約二十位福克納的親戚坐在門廊上，其中大多數既不了解他，也不懂他的作品，但得知噩耗都趕來了。他們在一天之內陸續到達，還都按照南方的風俗，帶來了火雞、火腿、餡餅和布丁。屋子裡的大桌子上擺滿了精致好看的南方食物。

福克納躺在客廳的一具大棺材裡，沒有人注意他。親戚們互相大眼瞪小眼，我們一出現，他們就有新目標可以瞪了。看得出來，他們把我們當成了外來闖入者。事實上，為了讓他們允許斯泰倫進屋，我不得不做許多解釋。約翰·福克納知道唐納德和我是誰，但斯泰倫是生人。當我提起《生活》雜志時，他不屑地昂起腦袋。我說：“約翰，他是蘭登書屋的作者，也是我的私人朋友。你得讓他進去。是我帶他來的，而且他也很敬仰比爾。”

我和唐納德上樓去慰問吉爾和埃絲特爾。埃絲特爾看起來像是服用了某種鎮靜劑，眼神空洞茫然。比爾的床頭櫃上放著我編的文集《為快樂而閱讀》。當然，看到這個我很開心。斯泰倫找到一本他寫的《在黑暗中躺下》，也很高興。

我和唐納德下樓去找點喫的，發現所有食物都擺在那兒，沒人動過。突然，一個我不認識的女人說：“你不就是每個星期天晚上的電視節目《我是干哪行的？》裡的那個家伙嗎？”我說：“對，是我。”這下子，他們立刻都圍了上來，開始跟我談節目的事。那種敵意消失了。仿佛我成了每星期都要到他們家去的熟人，是個老朋友了。看到這種認出我之後頃刻間的變化真令人難以置信。

最後，灰色的棺材被抬到靈車上，上路了，後面跟著六輛汽車。我們開車加入送葬的行列。這時令人喫驚的事情發生了。我們繞過小鎮的廣場，廣場的中心是法院。有三四名警察站在那裡，拿著帽子貼在心口。廣場上肯定有兩千人。他們站在街頭、店鋪裡或是陽臺上。當我們經過時，他們默默地站在那裡，一點聲音都沒有，仿佛整個小鎮停止了動作。看得出來，他們意識到了自己失去了一位重要的同鄉。

然後我們到墓地參加了簡單而短暫的入土儀式。在七月的烈日下，大約有五十個人站在那裡。喪禮一結束，我和比爾·斯泰倫、唐納德就上車開回孟菲斯，然後坐飛機回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