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任何一種事業殉難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要說膽小鬼做不到，窩囊廢做不到，一般的凡夫俗子也做不到。這需要一種頑強的意志和毅力，還需要一種把性命豁出去的犧牲精神。也許有人會說，卡夫卡自己都承認：一切障礙都能把他催毀。是的，表面看，他確實不是一個進攻型的鬥士，而是防守型的小民，某種程度上，《地洞》中那位精心營造了他的防御工事的主人公就是他自己的寫照，他甚至還通過這位主人公的口說：對於任何一種比較認真的進攻，他都準備退讓。但是前面說過，那個悖論的邏輯不僅左右著他的思維方式，而且還指導著他的生存方式，甚至可以說，他的整個精神結構根本就是一個悖謬：一個方面表現的軟弱，正意味著另一個方面必定是堅強；或者說他在一個方面對軟弱的犧牲，在另一方面必定是對堅強的增添。因此我們固然不應忘記他“手杖上”的上述銘語，我們同樣不能忘記他在不止一個場合寫的箴言：人是不可能沒有一種“不可摧毀的東西”而活著的。他認為他自己身上就有這種東西，因此他的內心是“好鬥”的。這一正負型的精神結構導致他的命運的悲壯性，使他成為作家中“生活上最沒有成就的人”，而在現代藝術的探險中卻是“表現主義文學中最有成就的人”①。但在生活上那“負”的一方經常規勸他“放棄吧！”② 承認自己的失敗，把婚約解除；而“正”的一面卻始終堅持一個音響：解除了，再愛，再訂，……因此第三次婚約的解除，並沒有妨礙他不久又熱烈愛上密倫娜，失敗後又愛上多拉·狄曼特，並且要與她結婚，隻是對方家長的反對而作罷，最後還是以同居方式讓多拉陪伴他到死。而在成就上，那“負”的一方經常使他感到“沒有找到適合於自己口味的食物”，藝術上並不成功，不應該作為作家而存在，應把文稿統統燒掉；而“正”的一方卻始終堅持：一定要“把藝術推向（《饑餓藝術家》），拿到“那頂放在處的桂冠”（《歌女約瑟芬》），即便因此導致肉體毀滅也在所不惜。因此，囑咐焚稿後他並沒有停止寫作，甚至直到生命最後一個半月，還在病床上校閱清樣。你看他生活上的每一次失敗，生命血本的每一次償付，都意味著他藝術上的再一次奮起。卡夫卡就是憑著這種悲壯性的堅韌精神，把他完成“緊急使命”的努力一步一步堅持下去的。這是一種尼采式的抗衡悲劇命運的精神秉性。無怪乎法國加繆在尋找他的美學建構方法時，很快在卡夫卡的作品中看到了“希望和荒誕”，他無疑在那些諸如進不了“法的大門”等到老死也不後撤的鄉下人身上，在得不到城堡批準的戶口證永遠不停止抗爭的土地測量員K.身上，在找不到適合自己胃口的食物決不進食，寧可餓死的饑餓藝術家身上……看到了西緒福斯的現代原型。
卡夫卡也許確實不能像巴爾扎克那樣能夠“粉碎一切障礙”，但他在實現自己目標的“專線”上可以說把“一切障礙”給粉碎了！過程當然是殘酷的，代價是巨大的：實際上他把生命價值的一半交給了魔鬼，以成全他另一半的成功。也可以說他為了“靈”的完美，作出了“肉”的犧牲。
卡夫卡的個人犧牲和殉難給他人、給後人，特別是給世界文學帶來了福音。由於他的個人犧牲所換來的貢獻，為本世紀的世界文學史增添了奠基性的篇章。作為享受這一福音的後人，我們除了對卡夫卡本人表示敬意外，對促成他成功的一些有關人員也表示欽佩。第一位無疑是馬克斯·勃羅德。這位卡夫卡大學年代的猶太同窗，在卡夫卡尚未成名的時候，就已經是小有名氣的作家。他是卡夫卡價值的最早發現者和鼓勵者。早在1916年，在卡夫卡纔寫出了《判決》、《變形記》、《司爐》、《在流刑營》和《失蹤者》以及《訴訟》一部分的時候，他就指出，卡夫卡是一個堪與當時的第一流作家如霍普特曼等人相提並論的大作家。卡夫卡在作家中是個罕見的現像：他隻對朗誦自己的作品有濃厚的興趣，但對發表卻很少關心，以致他生前幾乎每篇作品的發表，都要經過勃羅德“強求硬討”。馬克斯·勃羅德的貢獻是他出於慧眼沒有執行卡夫卡要他燒毀其全部書稿的遺言，而把它們一一整理發表，尤其是三部未寫完而稿頁零亂的長篇小說《訴訟》（1925年）、《城堡》（1926年）和《失蹤者》（1927年，勃羅德為其改題為《美國》），並於1935、1936年和1949、1950年先後兩次編纂了卡夫卡文集六卷集和九卷集，從而使卡夫卡的作品迅速走向世界。勃羅德作為作家和學者，又是卡夫卡的最親密的知己，由他來從事卡夫卡的遺稿整理工作是最理想不過的。作為見證人他所撰寫的《卡夫卡傳》和有關卡夫卡的學術著作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幸哉卡夫卡，“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另一位卡夫卡的發現者當推萊比錫的庫爾特·沃爾夫出版社及其同名社長。他認識卡夫卡時（1912年6月），卡夫卡還纔出版過一本薄薄的《觀察》，其他名篇均尚未問世。但他一開始就喜歡卡夫卡的作品。此後，凡是卡夫卡的作品經馬克斯·勃羅德動員交出來發表的，沃爾夫幾乎來者不拒，在他寫給卡夫卡的一封信裡這樣表示：“凡是您自己能決定的、能給我們的任何手稿都歡迎，並保證以書的形式出版。”① 後來他完全履行了自己的諾言。
這裡值得提及的還有兩位先後和卡夫卡相愛過的女性——菲莉斯·鮑威爾和密倫娜·耶辛斯卡。前者和卡夫卡戀愛了五年，前後訂了兩次婚，又都解除了，原因如前所述，多半在卡夫卡，他自己也承認：先後給兩位姑娘帶來了痛苦（另一位是1919年與卡氏訂婚的沃裡切克）。菲莉斯後來嫁給別人了，但是她並沒有記恨卡夫卡，相反她精心保存著卡夫卡寫給她的525封信件，成為卡夫卡文學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密倫娜與卡夫卡相愛了半年，這期間卡夫卡的愛火幾經挫折不但絲毫未減，其烈焰程度反而達到頂點。他在幾個月裡寫給密倫娜的18萬字（按：譯成的漢語文字）情書按筆者淺見是學價值的。它們也由密倫娜相當完好地保存了下來，特別是在法西斯追捕期間，她想方設法輾轉交到了可靠的朋友手裡。1921年1、2月份，就在她與卡夫卡的關繫破裂以後不久，她在致勃羅德的信裡依然對卡夫卡作了很高的評價：“我相信，我們大家，整個世界，所有的人都有病，唯獨他是唯一健康的、理解正確的、感覺正確的、唯一純粹的人。我知道，他不是反對生活，而僅僅是反對這一種生活。”① 這兩位女性，密倫娜和菲莉斯，都表現了不平凡的眼光和胸懷，是值得稱道的。
卡夫卡從30年代後期開始越出國界，歷經英國、法國、美國，形成巨浪後又返回歐洲大陸，並向拉丁美洲、亞洲、非洲鋪開，60個春秋過去，其勢頭迄今方興未艾，他的作品被選進德語國家甚至更多的國家的中學課本、大學講壇；他的書一版再版，翻譯的語種越來越多；至少每兩年有一次國際學術討論會，研究他的著作不計其數，產生了一大批研究專家和不止一個國際學術團體。卡夫卡研究已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研究他的人來自各種不同的世界觀——從天主教徒到馬克思主義者。研究方法不拘一格，既有社會學的，也有宗教神學的；有心理學的，也有傳記學的；有存在哲學的，也有實證論的；有現像學的，也有語言學的；……。這使卡夫卡的作品更加多采多姿，深邃難測，從而為其多義性、多重解釋性的特征獲得了科學依據，並豐富了現代詩學的內涵。
卡夫卡的原始資料主要存放於英國牛津。勃羅德死後，一部分資料由他的妻子I·E·霍弗掌握，可惜她於1986年把它賣給了一家拍賣行，曾引起學術界的憤懣。80年代以來，由卡夫卡的一位外甥女授權，G·諾伊曼教授、J·波爾恩教授、M·帕斯萊教授等五位德、英學者聯手合作，利用牛津的資料，經過多年努力，完成了卡夫卡著作的校勘工作，出版了校勘本。這個版本糾正了舊版本中的某些疏漏，並標出了被作者刪去或塗改過的段落和字句，可以看到卡夫卡在創作過程中的各種動機（motiv）和想法，為進一步研究卡夫卡的作品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條件，這是國際卡夫卡學術界近年來的一個重大進展。當然從專家角度看，新版本也不是沒有缺點的。
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我國讀者對西方現代文學包括卡夫卡的接觸比較晚。60年代中期出了一本《〈審判〉及其他小說》作為“反面教材”在“內部發行”，那隻有少數專業人員有機會看到。70年代末，隨著我國開放時期的到來，卡夫卡和其他許多西方現代主義作家終於獲得我國的“簽證”，並受到越來越多的讀者的歡迎。尤其是卡夫卡，無論他的“文格”還是“人格”都受到我國讀者的充分肯定和看重。17年來，各報刊、出版社爭相發表和出版他的作品和關於他的評論。現在我國已有卡夫卡著作的譯本十餘種，傳記四種，評論幾十篇，專著——嫌少一些——兩種。這些讀物在我國問世，對我國文學觀念和審美習慣的更新起了明顯的促進作用。如果說，西方讀者對卡夫卡的“熱”度已趨於穩定，那麼我國讀者仍在劇增。我國德語文學界的卡夫卡研究也在迅速取得進展，已開始走向世界，並有學者參加關於卡夫卡的國際學術討論會，其發言受到與會者注意。正是根據這一形勢，河北教育出版社在計劃出版《世界文豪書繫》的時候，卡夫卡成了入選的重點對像之一。應該社之約，筆者欣然與之合作，負責卡夫卡全集中文版的編纂工作。
作為一位的大作家，卡夫卡的作品數量不算多，共約三百餘萬字。但作為一位業餘作家，特別是作為一位多年疾患在身、年壽夭折的業餘作家，這個數量已經是相當可觀的了！事實上，卡夫卡是一個非常勤奮的作家，他的業餘時間已經利用到極限——不，超過了極限，就是說都是用必要的休息和睡眠時間換來的。而且每個字都是在靈魂深處飽浸了作者心血後迸發出來的，因此這些文字“水分”很少。
這些文字的構成有個特點：想像性文字，即屬於通常概念“創作”的作品如小說，比例不高，僅占三分之一，而書信卻占了總數的一半略強，其中情書又占了書信的一半以上。但卡夫卡的書信不能等閑視之，它們都是卡夫卡思想和情感的真實流露，具有很高的文學性。特別像《致父親》這封超級長信，不啻是一篇傑出的政論。還有他的情書，尤其是《致密倫娜情書》，也是非常出色的抒情散文。至於他的日記、筆記、隨筆、箴言等，也都是用生命寫成的，都有很高的思想和文學價值。
提到卡夫卡的書信，我們有個幸運：卡夫卡的家書即那本《卡夫卡致家屬和奧特拉》中的晚年部分有好多空缺，這部分散佚信件直到1986年纔在布拉格被發現，但遲遲未見出版。去年春天，卡夫卡全集譯稿即將截稿，正準備寫幾句向讀者表示遺憾的話，這時突然收到一位德國友人給我寄來的一本小書，打開一看，正是這部分空缺的信件，不啻是“及時雨”！這樣，卡夫卡的家書終於以近乎完璧的面貌與讀者見了面。這位寄書的德國朋友叫韋伯夫人，與她相識15年來，她經常關心我的卡夫卡研究，隨時注意這方面的信息，有時主動給我寄書來，使我獲益匪淺。趁此機會，向韋伯夫人表示敬意和謝忱。
這部全集基本上是根據馬克斯·勃羅德的版本翻譯和編纂的。但勃羅德編的文集是以單行本的面貌出現的，有的篇幅很少，如《致父親》，也算一集，反之亦然，如《致菲莉斯》，800多頁，並且不分順序。根據國內外通行的慣例，我們的這部翻譯的全集由筆者作了重新編排，以各集的篇幅不太懸殊為原則，或分或合，恰好歸納成九集。其中，古斯塔夫·雅諾施的《卡夫卡談話錄》（一譯《卡夫卡對我說》）的真偽問題學術界不無爭議。但根據馬克斯·勃羅德的鋻定，內容是可信的，故作為卡夫卡作品的一部分一並編入。短篇小說集主要是根據保爾·拉貝編的版本編纂的，但作了較大的調整，編者從《八本八開本筆記簿》和散頁筆記中抽出一些短篇或超短篇小說補充進去，這樣使讀者對卡夫卡短篇小說的全貌有個較完整的了解，特別是對他的大量的“超短篇”小說有個較深的印像。（卡夫卡堪稱“超短篇小說”或“微型小說”的鼻祖！）全集中每一卷或每部作品都加了前言，有些地方根據情況由譯者或編者名義增添了一些注釋。
上述校堪本出版的時候，本全集的組譯工作早已完成，有的譯者已交了譯稿，故改換版本已不可能。這多少有些遺憾。但筆者認為，對於一般讀者來說，老版本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作為中國第一部卡夫卡全集，老版本很能給人一種歷史感。
這部全集是在忙裡偷閑情況下編成的，部分譯文不夠成熟。而這篇序言更是在國外考察、東奔西跑、沒帶資料卡片情況下寫成的，粗淺更可想見，謹向讀者表示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