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人生無處不催眠
大腦影像學研究顯示，催眠是有別於清醒與睡眠的第三種意識狀態。
在清醒狀態下，人類個體用各種防御機制，維持自身的精神的邊界，從事各種有目的的活動。人與人的交流，部分是在意識層面進行的，這些交流確保了人類社會的正常運作。但是，清醒狀態下的活著與交流，也有相當大的部分是潛意識的，不理解潛意識，就不能夠理解個人和社會層面上的諸多“事與願違”。
比如，一個人希望自己有較好的人際關繫，但實際的情況卻是四面楚歌。他在意識層面做了很多改善關繫的努力，但在潛意識支配的情緒和行為層面，又做著破壞關繫的事情。來自心理治療師的一些不恰當的治療手段，不僅不能夠幫助他，反而會強化他的問題，或者成為他的問題的一部分。所以清醒並非全部的“覺醒”狀態，這就是那麼多人追求完全覺醒的“覺悟”的狀態的原因。
在睡眠狀態中，大腦尋求著整合，為第二天的清醒狀態做準備。這也是潛意識高度活躍的狀態，人格的影像投射在夢裡，通過夢我們可以了解隱藏最深的自己和他人。當然這也是真正封閉的狀態，超過閾值的外界干擾，可以使睡眠迅速轉變為清醒。
催眠，英文為hypnosis，源自希臘語睡神Hypnos。這個名字是一個誤導，混淆了催眠與睡眠的邊界，使催眠變成了“通向睡眠的過程”。中文的“催眠”，更有“促使”、“命令”進入睡眠的味道，離其本義也更加遠了。
催眠的本意是“單一意念”，英文mono-ideoism，意思是意念高度關注到某一點，有點類似中國成語“全神貫注”。德國催眠師Trenkle博士說，他花了17年時間，想給mono-ideoism取一個好的德文名字，但最後還是放棄了；我也想給它取個好的中文名字，也以失敗告終。看來催眠這個叫法，把我們“催眠”到了不能改變它的程度。
十年前我在北京的街頭請加拿大催眠師Glen先生喫肉喝酒。我問他怎麼看艾瑞克森，他說，艾瑞克森之後的催眠師，無論哪個派別，都受到了他深刻的影響。後來我知道，豈止是催眠，所有關於人類心理的領域，都留下了艾瑞克森不朽的印記。
從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中，我們知道巫婆神漢也創造過驚人的奇跡，但卻無從考證那些事情的真假。即便是真的，他們也不過是借助了一繫列幾近失控的言行，如願以償地或者出乎意料地解決了一些問題，就像用發射散彈的槍械擊中了某一個目標一樣。但從艾瑞克森開始，情況變得不一樣了。他清楚地知道要達到什麼目標，尤其知道使用什麼手段去達到。這一套繫列叢書就是他使用科學而不是耍魔術的證明。
艾瑞克森的相當多的理論和方法都具有的原創性，到目前為止，甚至可以說後無來者。我聽過他的幾個學生的課，感覺他們仍然生活在師傅的巨大光影之中，對他的工作和生活的小事津津樂道，全無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雄心壯志。我不知道這樣說是否在抱怨艾瑞克森不是一個好師傅，因為好師傅應該提供弟子超越自己的可能性。
不過也許是因為艾瑞克森實在太特殊了。
無數人談論過艾瑞克森，我們現在正在談論。簡潔地說，艾瑞克森有兩個重要的特點使他成為了無與倫比的催眠師。一是他進入他人內心世界的能力。很多的治療情境讓我們看到，他幾乎完全“成為了”將要被他催眠的那個病人，能感受到那個病人當下的一切。有這個“進入”墊底子，就是真正“知己知彼”了，催眠師此時哪怕隻是輕輕呵一口氣，都能直達病人心弦，並產生雷鳴般的巨大回應。
病人對催眠或者心理治療的阻抗，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如何處理阻抗，幾乎直接等於一個治療師的能力。面對阻抗，艾瑞克森從來不正面“進攻”。艾瑞克森基金會會長Zeig博士在講臺上經常展現的一個動作，就是用整個手和手臂做包抄狀，意思是從側面或後面進入。弗洛伊德是修通阻抗，艾瑞克森是繞過，誰更高明一點，就見仁見智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病人的阻抗相當於對治療師說：這個地方我很痛，請不要從這個地方進入。很顯然，艾瑞克森接收到了這個信息，而弗洛伊德沒有。
催眠師或治療師自己也有阻抗，它來自跟他人交流的恐懼，或者說來自害怕被他人吞噬了自我的恐懼。這涉及艾瑞克森第二個重要的特點，即嬰兒般的專注與強大。
嬰兒是不害怕交流和融合的，因為他就在融合中，沒有跟母親的融合，他無法活下去。成長的過程，就是跟母親分離的過程。如果分離中有太多創傷性體驗，他的自我就會破碎，為了維護幻想層面的整合感，就需要使用一些心理防御機制，這些機制像城牆一樣，導致了跟他人交流的障礙。我猜測艾瑞克森成長過程中受到的是“恰到好處的挫折”，這使得他能夠既保持嬰兒般的圓潤完整的自我，又通過長大獲得了成人的經驗與智慧。這是在維持自我和與他人融合兩個狀態中進退自如的境界。而經歷了創傷性挫折所導致的不完整的人格，總是在用各種初級的防御來維持人格的邊界與穩定，無暇也無力進入到他人的內心。這就是嚴重人格障礙的人不能共情他人的原因。
老子看清楚了嬰兒的強大，所以他說：專氣致柔，能嬰兒乎？嬰兒般的高度內斂的人格，像高度凝聚的物質形成的黑洞，其強大的引力場可以吸進去周圍的一切。艾瑞克森似乎做到了這一點。
治療師的阻抗來自他的人格。比如，他如果不能做到嬰兒般的專氣致柔，就需要自我防御，帶有共性的防御來自過度依賴其理論取向。理論像是橫亙在治療師和病人之間的高牆，使彼此都看不見也聽不到。佛教談放下我執，而我執的真正原因，是我執不夠。強大如釋迦牟尼的人格，的確是沒有什麼需要防御了。
催眠不僅僅是醫學手段，它還存在於我們每天的生活之中。北大的方新教授說，一個人的一生，就是不斷被催眠的過程。在催眠的眼光下，很多事情的本質會一覽無遺。
文化可以是催眠的一種形式。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孝，是兩代人甚至是幾代人之間的相互催眠。在這樣的催眠配對關繫中，下一代人接受的暗示是：你是強大的，你是想成為自己的，所以你要隱藏你的強大而表現出弱小與順從。上一代接受的暗示是：你是弱小的，你快要死了，所以你需要被順從，需要無條件地占一些便宜。這一催眠，使得小的更小，老的更老，都不在相稱的年齡上。僅僅一個“孝”字，就制造了關繫中跨越千年的虛偽與惡意，使所有人都處於未分化的、共生的鏈接中。所以“孝”是一個負性催眠。正性的、更加健康的催眠是—愛。
日常的人際交往中，也時時刻刻有催眠。我們中國人習慣性的客氣話是“你辛苦了”，這其實就是在催眠他人。隱藏的暗示是，我像你的一部分一樣了解你。這顯然也是把獨立個體的關繫“治療”成了未分化的關繫。而這是否也是疲勞如此滲透性蔓延的原因之一呢？讀艾瑞克森可以知道，催眠的目標是使他人的心靈變得更加獨立、自由和強大，而不是相反。
最近十幾年，中國心理治療各個學派，尤其是精神分析學派發展得如火如荼。這總的來說是一件可喜的事情。但我們也知道，很多問題如影隨形。其中之一就是理論與實踐的脫節。包括我在內的一些治療師，有時候是穿著理論的鎧甲進入醫患關繫的，可以想見這會有什麼樣的治療效果。讀艾瑞克森，實可以破我執、理論執、各種執，相信被艾瑞克森風吹過後的心理治療界，一定是一片盎然生機。
趙旭東博士說，上個世紀90年代初他在德國海德堡大學攻讀學位，三年裡相當多的時間是在看艾瑞克森的治療錄像。我觀看過趙教授的治療，覺得他不囿於理論的、靈動的風格，大有艾瑞克森的味道。
杭州電子科大心理咨詢中心的陳潔去年去艾瑞克森的故居參加了5天催眠培訓。她說艾瑞克森能把石頭的沉重變成泡沫的輕盈，而我們很多時候是把泡沫的輕盈變成了石頭的沉重。精神的力量可以如此“改變”物質屬性，真的令人神往。
本叢書的譯者於收是我認識多年的朋友。他精研催眠20多年，此次翻譯這個繫列叢書，一定“專氣致柔”般投入了大量時間和精力。在此向他致以略帶嫉羨的敬意。
最後想說的是：相對艾瑞克森，我們也許更有優勢，因為我們可以讀他的書、看他的治療錄像，站在他的肩膀上；而他不能。在一門學科的發展軌跡上，某個傑出的人物可以空前，但不可能也不應該絕後。
曾奇峰
2015年4月20日於武漢

序
“沒有不透風的牆”——索菲
每個了解米爾頓·艾瑞克森（Milton H. Erickon）的人都知道，他做每件事都有明確的目的性。事實上，他的目標導向性可能是他生活和工作最重要的個性特征。
為什麼在與歐內斯特·羅西（Emest L. Rossi）共著《催眠實務》之前，他一直避免在書中展現他的工作呢？為什麼他選擇與歐內斯特·羅西合著？最後我禁不住猜想，“為什麼他要我來寫序言？”
不管怎麼說，艾瑞克森在長達15年間發表了將近150篇文章，卻隻有少得可憐的兩本書，一本是1954年與庫伯合著的《催眠中的時間扭曲》；另一本是1961年與醫學博士赫什曼和牙科博士賽科特合著的《催眠術在內科和牙科實踐中的應用》。很容易理解在他70多歲時，他很渴望留下一份遺產，一份最後的總結，一個最終他人可以真正了解他和（有可能）仿效他的機會。
作為合著者，羅西是一個很好的人選。他是一位經驗豐富的臨床醫生，他與很多精神病學的巨匠有交往—弗朗茨·亞歷山大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位榮格學派的受訓分析師。他是一位多產作家，並且在過去的6年中，他把他主要的時間奉獻給了辛勤地觀察、記錄和討論艾瑞克森的工作。
再者，“為什麼找我？”我也是一位受訓分析師，但來自不同的組織團體—美國精神分析學會（凱恩·霍尼）。我是一個執業近30年的精神科醫師。差不多15年的時間，我做了很多殘疾患者的心理治療工作。從我第一次聽說當時住在密歇根州埃勒維茲的米爾頓·艾瑞克森算起，我與催眠的聯繫有超過35年的時間。
羅西和我兩人都有著豐富而不同的臨床和理論背景，我們兩個人的主要工作都與催眠無關。因此，在弘揚發展某一催眠理論的過程中，我們都沒有既得利益。我們真誠地致力於展現艾瑞克森催眠的理論和理念這一目標，不僅針對催眠實踐者，也針對不甚了解催眠的精神治療醫師和心理分析師群體。朝著這個目標，羅西為了我們其他人的利益，擺出一副很天真的學生姿態，代表其他人扮演角色。
瑪格麗特·米德也把自己看成米爾頓·艾瑞克森的學生，她在他75歲生日時，在《美國臨床催眠雜志》刊文“米爾頓·艾瑞克森的性”（Mead M. The Originality of Milton Erickson AJCH Vol. 20 No. 1 July 1977 pp. 4-5）作為生日禮物送給他。她解釋說，自從她在1940年夏天第一次遇見艾瑞克森在通過陳述表達他的理念之後，她對他的性便有了濃厚的興趣。“可以肯定地說，米爾頓·艾瑞克森如果能想到新方法—而通常他都能，就絕不會用老方法解決問題。”但是，她感覺“他難以抑制的、強烈的性成為傳播他所知道的許多東西的障礙”，並且“那些愛刨根問底的學生會因為他每個示範中非凡而又意想不到的纔能而沉思其中，在試圖模仿復雜的特異性反應和他正在闡釋的基本原理之間感到迷失。”在《催眠實務》和這本書中，歐內斯特·羅西用一些大篇幅來闡述這些基本原理。他最為直接地通過從艾瑞克森的案例中組織和選取相關材料來做這件事。但更有助益的是，他鼓動艾瑞克森清晰地闡明這些原理。
那些像我這樣仔細研讀這本書的學生將會發現，迄今為止，作者在澄清艾瑞克森在催眠性質和催眠治療理念、催眠誘導技巧、誘導治療性變化以及驗證這些變化的方法等方面已經做了最好的工作。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也披露了很多關於艾瑞克森生活和治療理念的有益資料。許多治療師，包括心理分析師和其他人，將會發現艾瑞克森的方式和他們自己的方法可以兼容並存，並與他們關於“催眠術”的先入之見相去甚遠。就像作者所指出的，催眠不會改變一個人也不會改變過去的經驗性生活。這有助於允許他對自己了解更多，並更充分地表達自己……治療性催眠幫助人們繞過他們自身的習得性限制，讓他們可以更完全地探索和利用其潛能。
那些閱讀了艾瑞克森慷慨提供的吸引人的案例然後試圖模仿他的人，肯定會發現他們無法取得可與他相提並論的成就。他們可能會放棄，並宣稱艾瑞克森的方式是獨一無二的。他們可能會強調艾瑞克森患有好幾種殘疾使得他與其他人不一樣，並且肯定會承認他有著獨特的觀察和回應方式。他天生患有色盲、聽力障礙、閱讀障礙，還缺乏節奏感。他遭受過兩次嚴重的小兒麻痺癥侵襲。他因為神經損傷，再加上關節炎和肌炎的影響，使他在輪椅上度過了很多年。然而，有些人不會滿足於艾瑞克森是一個無法模仿的治療學天纔這種解釋。他們將會發現在歐內斯特·羅西這樣的澄清者和推動者的幫助下，艾瑞克森的工作方式有很多可以被他人學習、傳授和利用。
在《催眠實務》中，艾瑞克森自己曾建議 “針對困難問題進行工作，你可以在處理過程中，嘗試進行有趣的設計。通過這種方式你會得到解決這種困難問題的答案。這會讓你對構思設計感興趣，而忽略令人辛苦的具體工作。”在處理分析和傳授艾瑞克森式催眠這個困難問題的過程中，羅西的方案可能是最有幫助的。每個讀者是否會選擇接受羅西的建議，運用這本書裡所推薦的這些練習，這完全是個人問題；從我的經驗來看，練習其中的一部分還是很有價值的。事實上，一個明顯的結果是：通過慎重而有計劃地運用一些羅西用下劃線所強調的艾瑞克森方式，我發現我已經能夠幫助患者體驗更深的催眠狀態，並且似乎更容易接受作為其結果的變化。我發現設置治療性雙重制約、給予間接後催眠暗示、通過詢問助長治療性反應，以及建立復合暗示是特別有用的。艾瑞克森和羅西再三強調他們所稱的利用方式，無疑是事出有因的。在這本書裡，他們舉了很多生動實用的關於“接受和利用患者的顯在反應、利用患者的內部現實、利用患者的阻抗、利用患者的消極情感和癥狀”的案例。艾瑞克森對笑話、雙關、隱喻和像征的創造性使用，已被其他人分析過，尤其是哈雷、班德勒和格瑞德，但本書裡的很多例子和討論都極大地增進了我們的理解。
有時候，艾瑞克森會與患者在他稱之為常見日常恍惚的淺催眠狀態下工作，或完全不用催眠。他並不把自己局限在短期治療中。這在他與彼得，一個嘴唇腫脹的笛子演奏者，為期9個月的艱苦工作中得到了說明，這在本書中，羅西以一種生動的案例梗概形式對其進行了描述。但是，他與處於最深催眠狀態、往往帶著治療性遺忘的患者打交道時所呈現出來的專業知識，經常讓觀察者非常感興趣。是誘導出深度催眠、給予指導還是間接而非直接的暗示、產生更徹底的還是更持久的臨床效果，這個問題還是需要進行研究的。這無疑已經成了我的經驗：如果一個人不相信或不珍視深度催眠，並且不曾為之盡力，那麼他就不大可能經常看到它們。我的經驗也表明，深度催眠狀態的獲得，經常包括像是解離、時間扭曲、遺忘、年齡退行等現像在內，它可以在患者的癥狀和態度上引起更快並且似乎更深刻的變化。
艾瑞克森強調幫助患者在我們所稱的“無意識”模式中進行工作的價值。他重視無意識的智慧。事實上，他經常不遺餘力地維護治療性工作，以避免患者意識心理的審查，避免可能被患者的“習得性和限制性定勢”破壞。他的這種做法在這本書中比在迄今為止其他任何已出版的作品中得到了更為明確的概括。
當然，他往往並不把催眠誘導或催眠性技術與治療性技術或演練分得那麼清楚。他覺得治療師在催眠誘導中使用無意義的、重復的短語是在浪費時間，因為這個時間可被更有效地用來注入治療性暗示或讓患者做好改變的準備。就像羅西曾經指出的，無論治療還是催眠，包括誘導，在早期階段，都包含一個“弱化患者平常受限的心理定勢”的過程。艾瑞克森從來不是僅僅關心引起一種催眠，他總是更關心那些治療性作用。
盡管他確實知道利用直接暗示、催眠性技術經常可以增強諸如繫統脫敏和認知再訓練等行為矯正方式的效果，但他還是指出直接暗示效果的有限性。他說：“直接暗示……並不會引起對實際的治愈所必需的意念、認知和記憶的重新聯結和重組。催眠心理治療中的實際效果……隻能源自患者的活力。”於是，他引導並訓練患者在決定為達成期望目標所需工作量方面的臨床決斷力（Erickson 1948）。從這個專輯，並從閱讀本書以及其他出版物的案例中，可以明顯地看出，相比於大多數治療師而言，艾瑞克森較少需要及喚起 “教條性的順從”。
顯而易見，“臨床辨別力”不過是來自多年在動力學、癥狀學和康復保健方面的深入研究，來自與患者的實際工作。
治療師的判斷也會受到他自己人生觀和生活目標的影響。艾瑞克森自己的人生觀體現在他對“成長、喜悅和快樂”等概念的強調上。對這一點，他一再說，“生命不是什麼你今天可以給它一個答案的東西。你應當享受這個等待的過程，這個你正在變得如其所是的過程。最令人欣喜的事莫過於種下一粒花籽，而不知道什麼種類的花將會破土而出。”我自己關於此事的經驗在1970年對他的拜訪中得到了啟示，當時我與他交談了4小時，留下的感覺是我花費這個時間主要是在聽關於他的家庭和患者的故事。直到1977年的夏天我纔再次見到他。當時，早上5點在鳳凰城的一個旅館裡，當我在回看艾瑞克森工作的一些錄像帶時，一些重要的頓悟逐漸生動地呈現在我眼前。它們明顯地與我們1970年對話期間開始的工作有關，也與中間七年我所做的自我分析有關。那天早上之後，當我興奮地向艾瑞克森提及這些頓悟時，他隻是報以他經典的微笑，而無意以任何方式對它們詳加解釋。
當我們在閱讀諸如家庭療法或完形療法等一些其他療法的著作時，我們會為他們如此多地受到艾瑞克森的影響而感到驚訝。決不偶然，這些學校裡許多早期的治療師曾從事催眠治療工作，甚至與艾瑞克森本人一起工作過。我希望羅西在他將來的著作中，將會追蹤其中的某些影響。在我的文章《對會心完形和催眠技術的新近體驗》（Rosen S. Am J. Psychoanalysis Vol. 32 No. 1 1972 pp. 90-105）中，我提到過了其中的部分影響。
與艾瑞克森和羅西合著的第一本書《催眠實務》一起，《催眠療法：探索性案例集錦》，為艾瑞克森式治療或艾瑞克森式催眠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些課程可能會輔以其他書籍，包括傑·哈雷以及班德勒和格瑞德所寫的。另外，我們現在很幸運地有一個可資利用的目錄，它由艾瑞克森親自所寫的147篇文章 （見Gravitz M.A.和 Gravitz R.F.，《美國臨床催眠雜志》1977 20 84-94 “完整目錄 1929－1977，”）組成。
羅西曾告訴我，在與艾瑞克森一起工作的過程中，他常常受到艾瑞克森似乎是“非理論的”這樣一個事實的打擊。我注意到，這符合艾瑞克森的開放性，卻肯定不符合他對成長的強調或他的人本主義的或社會取向的觀點。羅西以及其他人時常重新認識艾瑞克森工作一貫所朝向的目標—那些患者的目標，而不是他自己的。今天這似乎不算是一個多麼革命性的理念，這已經是幾乎所有治療師都公開承認的一個意旨，但或許我們中的很多人都受到我們落實這個意旨的能力的限制。值得注意的是，意旨和實踐兩者在那些可能是臨床催眠大師的人的工作中，都得到了最為成功的協調和利用，可是，催眠術幾乎在每個人眼中仍然與操縱和暗示緊密聯繫在一起—一個典型的艾瑞克森式悖論。
這個“操縱大師”容許並激發的自由！
西德尼·羅斯 醫學博士
紐約
2012年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