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雪堂先生傳略
董作賓
先生諱振玉，字叔蘊，又字叔言；初號雪堂，晚以清廢帝溥儀贈書“貞心古松”匾額，因號貞松。清同治五年丙一八六六）六月二十八日，生於江蘇淮安。先生先世籍浙江慈溪，南宋者，始遷居上虞三都之永豐鄉，是為上虞之始祖。二十世曾祖諱敦賢，寄居淮安之清河。父諱樹勛，性和厚，淡薄自甘。
先生五歲入塾，從李岷江導源受學。時以贏弱多病，讀書之時少。李氏賞其早慧，而又慮其不壽，當謂：“此子若得永年，異日成就必遠大。”故其祖母亦器異之過諸孫。七歲，已能略通文義，十三讀畢《詩》《書》《易》三經。翌年，讀《禮記》《春秋》。年十有五，始志於學。自言“方來歲月且長久，苟不致夭折，於古人所謂三不朽之一，或薄有成就。”是年應童試，名列第七。壬午秋，應鄉試。畢，紆道白下，因覽書肆，見粵刻《皇清經解》，父為購之，先生如獲至寶，乃以一歲之力，讀之三遍；自謂得讀書之門徑，蓋植基於此時也。年十九，以平日讀碑版之積稿，著為《讀碑小箋》《存拙齊札疏》各一卷，是為先生著書之始。翌年，俞氏曲園采《札疏》入其所著《茶香室筆記》中，於是海內有疑先生為耆宿者，不知其年甫弱冠耳。
其後，為童子師，授課之暇，輒以著書自遣；經史而外，漸及小學、目錄、校勘、姓氏諸學。是時先生年少氣盛，視天下事無不可為，恥以經生自牖，乃留意時務。好讀杜佑《通典》、顧炎武《日知錄》，間閱兵家言及防河書。繼思若世不我用，宜立一業以資事畜。三十後，遂有學農之志。讀農家言，既服習《齊民術》《農政全書》《授時通考》等，又讀西洋農書譯本，惟憾其語焉不詳，乃擬創農學社，以資移譯西洋農書。戊戌春，與蔣伯斧創農學社於上海。先後歷十年，所譯農書百餘種。歲庚子，鄂督張文襄以所設農務局未臻理想，亟欲改革，曾邀先生往總理農務，後以人事故，未克舒展抱負。
己亥，甲骨出土於河南小屯。後三年，先生始見龜甲獸骨文字之墨本於丹徒劉鶚寓所，嘆謂：“此漢以來小學家若張、杜、楊、許諸儒所不得見者也，今山川效靈，三千年而一洩其秘，且適我之生，所以謀流傳而悠遠之，我之責也。”遂盡墨劉氏所藏千餘片，印成《鐵雲藏龜》，是為甲骨文字著錄行世之權輿。丙午，先生至北京任學部職，始收求甲骨，迄辛亥間，所得約二三萬片，其後所撰述之甲骨文字，多取材於此。“辛亥八月，武昌軍興，京師人心惶惶；時王靜安氏與先生同在學部，相約各備米糧，誓守不去。九月、十月初，遂與王氏及婿劉氏三家眷屬二十人赴日，是時武昌未下，京人有以為大局尚可挽回，請稍留以觀其變者，先生諾之。送眷後三日，即隻身返大連。翌年春，知與事無濟，乃復東渡。”日人大谷伯及京都舊友富岡謙歲諸公書邀先生赴日避亂。在日期間，著述頗多年十月，日人林泰輔作《清國河南湯陰縣發現之龜甲獸骨》一文，以可疑不決者質諸先生；翌年六月，遂著《殷商貞卜文字考》一卷以答之，自稱於此學乃得門徑。
民國二十年辛未，時先生六十有六，以關內紊亂，忽動“勤王”之想，及鼕，遂迎溥儀由天津之旅順；鼕春間，病呃，先後兼旬，欲不就醫以待命，溥儀親往慰勉。民國二十一年，偽滿僭號，先生隨入偽都，拜“參議府參議”。上疏辭之，溥儀允其所請，而留先生於左右，以備咨詢。未幾被任為“臨時賑務督辦”。丁丑，先生以年屆七十有二，請準辭官，居旅順，閉門習靜，著書自遣，或摩挲金石，評騭書畫為笑樂。庚一九四〇）五月十四日，先生以積勞成疾，瘁然不起，溥儀聞之震悼，特謚恭敏，並賞銀治喪，時年七十五。
先生畢生殫力治學，著述等身；其於學術貢獻最大者，厥有五事。其一曰：內閣大庫明清史料之保存。戊申鼕，清宣統即位，令內閣於大庫閣檢回初時攝政典禮舊檔，閣臣檢之不得，因奏庫中無用舊檔太多，請焚毀，得旨允行。翰苑諸臣，因至大庫求其本人及清代名人試策，偶於殘策中得宋人玉牒寫本殘頁，寧海章欞以此影印分呈張文襄及榮慶，先生因知大庫藏書尚多，力請文襄整理保存歸學部；允之，文襄具奏，奏中且言片紙隻字不得遺棄。委劉啟中二人同整理，並面諭先生時至內閣相助。至是大庫所存無數重要史稿，經先生悉力以爭，得免毀滅。後十年，又幾有造紙之阨，先生復購存之，乃得留於今世。
其二曰：甲骨文字之考訂與傳播。《鐵雲藏龜》問世後，孫仲容作《契文舉例》首為考釋，而考定小屯為武乙之墟，審釋卜辭帝王名號者為先生。至若文字之考釋，其所著《殷商貞卜文字考》一書，實上承孫氏未竟之緒，下啟文字考釋之端。其於殷契材料之流布，則有《殷虛書契前編》《後編》《續編》及《殷虛書契菁華》等書之印行。唐立庵曰：“卜辭研究，雪堂導夫先路，觀堂繼以考史，彥堂區其時代，鼎堂發其辭例，固已極一時之盛。”而羅氏為甲骨學之開山祖師，厥功甚偉。
其三曰：敦煌文卷之整理：清光緒三十三年，英人斯坦因不顧法令，盜竊敦煌千佛洞大量古物返國，計寫本二十四箱，重要器物五箱。法人伯希和亦取得寫本十餘篋，計六七千卷。宣統初，伯希和賃宅於京師蘇州胡同，將啟行返國，其所得敦煌鳴沙石室古卷已先運歸，而以尚存於行篋者求教於先生。伯氏出示唐人寫本及石刻，先生詫為奇寶。伯氏告之石室尚存卷軸約八千，以佛經為多，宜早購致京師。先生乃電請陝甘總督毛實英謀之，惟以甘肅貧瘠，恐難如願，又請太學出金，然總監督亦謂無款；先生以為農科可充之，即其薪俸亦願捐出，終購得八千卷。伯氏歸國時，先生據其所得敦煌書目，擇其尤者攝影，先後編成《鳴沙石室佚書》《古籍叢殘》；繼又選印德人所得西陲古壁書，成《高昌壁畫菁華》。日人大谷伯西陲古物，先生亦據其高昌墓碑撰成《高昌麴氏繫譜》，於是西陲古物乃得流傳。
其四曰：漢晉木簡之研究：光緒戊甲，西陲出漢晉古簡千餘，為斯坦因所得；斯氏請法儒沙畹教授為之考證，書成寄先生。先生乃分為三類與王靜安氏任考證，先生撰《小學術數方技書》《簡牘遺文》各一卷；王氏成《屯戍叢殘考釋》，合而成《流沙墜簡》三卷。是書行世，影響於學術界者甚大。
其五曰：古明器研究之倡導：中州墟墓間所出明器，土人以為不祥之物而棄之。故世無知者。光緒丁未，估人偶攜土俑為玩具，先生見而購焉；復錄《唐要令》所載明器之目授之，令凡遇此類物，不可毀棄。翌年，遂充斥都市，關、豫諸地亦有至者。初所見為唐代物，尋見六朝兩漢者。先生據此研究，撰《古明器圖錄》一書，遂啟日後古明器研究之風氣。此外復編印《古鏡圖錄》、《隋唐以來古官印集存》《封泥集存》《歷代符牌錄》《四朝鈔幣圖錄》《地券征存》《古器物範圖錄》《古璽印姓氏征》諸書，傳古之功，皆不可沒也。
（《碑傳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