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繫統梳理了外入對東道國企業單位勞動成本的影響機制，並使用中國工業企業微觀數據，實證檢驗了相同行業的外入強度、外入速度，以及產業鏈上下遊行業的外入強度，如何影響了中國制造業企業的單位勞動成本。

版權信息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本書的研究背景、目的與意義
第二節 本書篇章結構與研究方法
第三節 本研究的創新與不足
第二章 文獻綜述
第一節 中國制造業勞動力成本上漲的趨勢和原因
第二節 外入影響東道國企業單位勞動成本的工資溢出途徑
第三節 外入影響東道國企業單位勞動成本的技術溢出途徑
第四節 簡要評論
第三章 外入影響東道國企業單位勞動成本的理論分析
第一節 行業外入強度影響東道國企業單位勞動成本的理論機制
第二節 行業外入速度影響東道國企業單位勞動成本的理論機制
第三節 垂直行業外入強度影響東道國企業單位勞動成本的理論機制
第四章 中國制造業企業勞動力單位成本的動態
第一節 中國制造業企業單位勞動成本的總體趨勢
第二節 中國制造業企業單位勞動成本的分行業趨勢
第三節 中國制造業企業單位勞動成本的分省份趨勢
第五章 行業外入強度與中國制造業企業單位勞動成本
第一節 計量模型、變量設計與數據說明
第二節 行業外入強度影響中國制造業企業單位勞動成本的實證結果
第三節 行業外入強度影響中國制造業企業單位勞動成本的路徑機制檢驗結果
第四節 穩健性檢驗
第六章 行業外入速度與中國制造業企業單位勞動成本
第一節 計量模型、變量設計與數據說明
第二節 行業外入速度影響中國制造業
第三節 行業外入速度影響中國制造業企業單位勞動成本的路徑機制檢驗結果
第四節 穩健性檢驗
第七章 外資垂直產業關聯與中國制造業企業單位勞動成本
第一節 計量模型、變量設計與數據說明
第二節 外資垂直產業關聯影響中國制造業企業單位勞動成本的實證結果
第三節 外資垂直產業關聯影響中國制造業企業單位勞動成本的路徑機制檢驗結果
第四節 穩健性檢驗
第八章 主要結論與政策建議
第一節 主要結論
第二節 政策建議
參考文獻
附錄
致謝

《外資對本土企業單位勞動成本影響研究：以中國制造業企業為例》繫統梳理了外入對東道國企業單位勞動成本的影響機制，並使用中國工業企業微觀數據，實證檢驗了相同行業的外入強度、外入速度，以及產業鏈上下遊行業的外入強度，如何影響了中國制造業企業的單位勞動成本。

21世紀伊始，次被冠以“工廠”的頭銜，雖然這種說法在當時的國內學術界被視為過度高估中國制造業的真實國際影響力，屬於西方國家宣揚的“中國威脅論”，但在當今，中國制造業龐大的絕對體量、完整的產業體繫以及飛速提升的技術含量等，都使得中國成為當之無愧的“工廠”。中國制造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發展歷程得益於很多有利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國擁有規模的質優價廉的勞動力儲備資源，即“人口紅利”（陳友華，2005；王豐，2007）。在改革開放之後的三十餘年中，中國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陸續脫離農業生產，湧入城市，為城市制造業是為低端勞動力密集型制造業，提供乎無限量的廉價勞動力供給，這也成為中國制造業憑以迅速崛起的比較優勢源泉。然而年來，中國東部沿海的珠三角、長三角等制造業基地頻頻出現“用工荒”現像，這表明隨著20世紀六七十年代“嬰兒潮”一代的逐漸老去，以及八十年代以來農村學齡兒童受教育的不斷提高，以往願意從事低工資、高體力強度制造業工作的“農民工”群體的規模正在迅速縮減，農村剩餘勞動力已經不再是中國制造業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富礦”，中國傳統的勞動力密集型制造業正在面臨嚴峻的“資源枯竭”危機，“劉易斯拐點”可能已經到來（蔡昉，2010；Zhang等，2010）。
盡管經濟學界對中國經濟是否已經迎來了“劉易斯拐點”的問題仍有很大爭議（楊繼軍、範從來，2012；周燕、佟家棟，2012），但毋庸置疑的一點是年來，中國制造業正面臨勞動力工資成本快速上漲的壓力。如圖1-1所示，中國制造業（城鎮單位）名均工資由2003年的1.，迅速增長至2015年的5.，13年間增長4.37倍，年均達13.11％。即使采用城鎮居民消費價格指減後得到的真實制造業工資在2003—2015年間也由0.上漲到0.，增長3.16倍，年均達10.44％，由此可見，中國制造業勞動成本正在迅速上升。
經濟學界已有大量文獻對中國勞動成本上升的問題展開了詳盡研究，很多研究認為中國制造業的勞動力正在因為工資上漲而喪失競爭力（Ceglowski，2011；Li等，2013；Zhai等，2016），現實中東南沿海地區勞動力密集型的服裝加工企業大量搬遷至越南、柬埔寨、埃及等勞動力工資價格更低的發展中經濟體，更是在社會上引發了對中國制造業因勞動成本快速上漲而失去競爭力的擔憂。
但另一種聲音則認為上述學術文獻和新聞報道都隻看到了中國制造業勞動成本問題的一個側面，即低端勞動力需求增長和供給停滯之間的“背離”推高了中國制造業的勞動成本，而忽視了中國制造業勞動力供給內部的結構性動態，即勞動力技能不斷提高對勞動成本上漲的內生性影響。事實上，在以“農民工”為典型代表的低技能勞動力群體供給總量增長停滯甚至下降的同時，中年來也出現了嚴峻的“大學生就業難”問題，中國制造業所面臨的勞動力“蓄水池”正在經歷巨大的結構性調整，與工資上漲相比，勞動力均生產率上漲的幅度可能更大。數據表明，2000年中國普通本科院校畢（結）業學生數為49.56萬人，2015年這一數字已經暴漲至358.59萬人，16年間增長了7.24倍，年均增長14.50％；具造業中、高端勞動力聯繫更緊密的工科學生來看，數據顯示，中國工科碩士在校生人數從2004年的22.87萬人增長至2015年的55.47萬人，增長2.23倍，年均增速7.76％，上述數據都表明中國制造業企業面臨的“勞動力蓄水池”的質量有了大幅提升。此外，即使是未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低技能“農民工”群體，其生產技能也正在經歷大幅度的提升：數據顯示，中國“70後”人群的小學升學率為71.44％，初中升學率為42.48％；“80後”人群的小學升學率為92.16％，初中升學率為56.25％；“90後”人群的小學升學率為98.84％，初中升學率為81.71％。由於缺乏大規模的農民工教育普查或調查數據，本書粗略地假設城市和農村的升學率相同，且留守農村城務工的農民群體的升學率也相同，那麼，由上述統計數據可以看出，中國當前“農民工”的中堅力量——“70後”“80後”和“90後”均受教育存在相當大的差距：“70後”農民工群體中可能有30％左右沒有接受過初中教育，有57％左右沒有接受過高中教育；“80後”農民工群體中則可能約有8％沒有接受過初中教育，44％沒有接受過高中教育；而在“90後”農民工群體中，這兩個比例已經分別降低至1％和18％左右。也就是說，隨城務工人員的代際更迭，中國制造業低端勞動力的整體素質也在迅速改善。綜上所述，單單憑中國制造均工資數據這一指標（不論是名義工資還是考慮通脹因素以後的實際工資）的快速上升，就斷言中國制造業勞動力的成本優勢正在消失，存在嚴重的偏頗，更合理的視角應該是將勞動力工資與勞動力生產效率兩個因素結合起來，使用“單位勞動成本（Unit Labor Cost，ULC）”的概念行比較分析（Edwards和Golub，2004；Janet和Stephen，2007；Chen等，2008）。
國內經濟學界已經有一些文獻從“單位勞動成本”這一視角對中國制造業的勞動成本競爭行了分析研究（都陽和曲玥，2009；賀聰等，2009；王燕武等，2011；魏浩和郭也，2013），但由於多數研究均使用2007年以前的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或使用2010年及以前的行業面板數據或跨國面板數行分析，所以其研究結論均表明受益於勞動生產率增幅遠超勞動工資增幅，中國制造業企業的勞動成本競爭優勢在2000年至2008年（左右）呈現出逐漸強化的趨勢。而且基於這些數據，還有研究樂觀地探討了中國制造業企業單位勞動成本優勢的不斷強化對中國出口（王萬珺等，2015）、吸引外資（馬颯和黃建鋒，2014）等方面的積極影響。然而，若將時間維一步延展至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以後，就會發現中國制造業企業單位勞動成本的發展趨勢在2009年上演了“大逆轉”。
由圖1-2可知，2000—2015年間，中國制造業企業的人均增加值一直保持高速增長的勢頭，從2000年的1.增長至2015年的10.，年均達10.13％；但相比之下，中國制造業企業（城鎮單位）的人均工資增長的速度明顯更快，年均達13.11％。因此，中國制造業企業的單位勞動成本從2003年的0.36已經上漲至2015年的0.53，是2008年經濟危機爆發以來，企業單位勞動成本7年間累計增長了0.12，年均達4.90％。所以，從單位勞動成本的視角來看，中國制造業正在面臨嚴峻的勞動成本上漲危機，如果按照這一趨勢繼續發展下去，經濟危機帶來的產品銷售增長乏力和勞動成本快速上漲的雙重危機將使中國制造業面臨巨大的生存挑戰。快速喪失勞動成本優勢的“工廠”如果不采取措施緩解勞動成本上漲壓力，僅寄希望於快速實現由“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和“中國智造”的轉型升級，勢必增加中國在轉型期的經濟壓力和經濟風險。因此，在制造業由中低端勞動力密集型的傳統生產方式向機械化、自動化、智能化生產模式轉型升級的同時，通過宏觀經濟調控措施，引導企業的勞動成本增速保持在相穩的區間內，有利於緩解中國制造業企業在當前“三期疊加”背景下轉型升級的壓力，防控中國制造業和宏觀經濟“硬著陸”的風險。
導年來中國制造業企業單位勞動成本上升的原因是復雜的，人口老齡化程度的不斷上升、勞動均受教育的上升、大量貿易順差帶來的輸入性通貨膨脹以及央行在經濟危機中推出的量化寬松政策導致的通貨膨脹，等等，可能都是助推中國制造業企業單位勞動成本上漲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本書更加關注的是，作為上利用外資規模的發展中國家，外資企業大駐中國市場是否也會顯著影響中國制造業企業的單位勞動成本？已有的研究文獻傾向於認為外入會對中國企業產生顯著的“工資溢出”效應和“技術溢出”效應，但遺憾的是，已有文獻對外入是否會影響中國企業的單位勞動成本以及影響方向如何卻並沒有涉及。隨著中國自身經濟實力的增強和國內市場對外資企業開放的不斷提升，在華外資企業的存量已經占據重要的地位，外資企業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力不容忽視。因此，如何通過調整和修訂外資利用政策，有效的管理和引導外資企業有序發展，在借助外國資本助力中國經濟發展的同時，避免外資的無入給中國經濟在“三期疊加”困難背景下再添負面衝擊，以實現經濟穩過渡，就顯得尤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