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聖人之治也

眾所周知，喬布斯用他的蘋果手機開啟了智能手機時代，也開啟了移動互聯網時代。曾經在中國企業界時鮮的話題就是：喬布斯研發產品的思維，是互聯網+，還是+互聯網？現在我們知道了：喬布斯在研發產品時的思維，並不是建立在市場調研基礎上，能滿足現有消費群體的某種喜好，而是自以為他的就是消費者的。所以，從這個先有產品的角度來說，那就是+互聯網嘍。可是從喬布斯的IT業經歷來看，他的“自以為是”，是移動互聯網思維下的“自以為是”，又怎能說不是互聯網+呢？這個就好像是“雞生蛋還是蛋生雞”一樣，難以說出頭尾來。

也許，愚笨的人隻能看到黑白，智慧的人從來不論是非。我們是不是不應該這麼一分為二地看問題呢？

書店裡關於企業經營的書籍琳瑯滿目，從東方的“道”到西方的“理”，從日本稻盛和夫的“敬天愛人”到美國德魯克的“組織績效”，從本土企業家柳傳志、王健林的哲學到馬雲、雷軍的理論等，還有一大堆真假學者的“後現代”或者“現代後”摻雜其間，各有各的道兒，各叫各的號兒。究竟哪個高哪個低，不好評判，隻能說蘿卜青菜各有所愛。不同的企業，可能這家秉持“品質”理念，更愛米家有品，那家秉持“市場”理念，更愛阿裡天貓。其實，這一切不同，隻是商業本質在“時、世、勢、事”上的不同著力而已，如果各自都，就沒有必要非得分出個高下。

不同時代、不同市場環境，或者同一時代、同一市場環境下，各個企業都會因為自我認知的不同，導致存身於市場的經營方式也大有不同。我們來看《史記·商君列傳》裡的一段小故事：

衛鞅（商鞅）離開魏國去正在招賢納士的秦國。次被秦孝公召見時他說了很長時間的國家大事，孝公卻一邊聽一邊打瞌睡。衛鞅跟介紹人景監解釋說：“我用堯、舜治國的方式勸說君上，這與他的心志不太相符。”過了幾天，景監又請求孝公召見衛鞅。這次衛鞅又把治國之道說得頭頭是道，但還是不合孝公的心意。衛鞅對景監解釋說：“我用禹、湯、文、武的治國方說大王，他聽去。請求再召見我一次。”衛鞅第三次見到孝公，交談過程中孝公對他很友好，可還是沒有任用他，不過召見後對景監說日後再和他談談。衛鞅得知後說：“這次我用春秋五霸的治國方式去說服君上，看來是對上心思了。下次，我也知道該說些什麼啦。”於是衛鞅第四次覲見孝公。雙方談得投機，聊到熱切時孝公甚至在墊席上不知不覺地向前移動著膝蓋，一連談了好幾天都不覺得厭倦。景監不解，衛鞅說：“我開始治國的方式，建立夏、商、周那樣的盛世，可是君上說：時間太長了，我不能等，何況賢明的國君，誰不希望自己在位的時候就名揚天下，怎麼能叫我悶悶不樂地等上幾十年、幾百年纔成大業呢？’所以，我用富國強兵的理念勸說他，他纔高興。然而，這樣治國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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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國學四維”寫作計劃寫到第三本了，我的初心是什麼？盡量以哲學的方式，發掘和整理出中國傳統哲學學說體繫的經世之用。我的始終是什麼？拋磚引玉，希望更多有商業實踐經驗、有古文解讀能力的朋友，和我一起來發現、發揚並且建設中國式經營管理理論的繫統性和現實性。

在所謂“不仁不義”的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出現了創建不同學派學說的諸子百家並存的文化盛況。這些思想家及其繼承者，在諸侯治國之道上“百家爭鳴”，形成了中國國學中各個思想流派之間錯綜復雜的競爭與融合關繫，在爭鳴中互相借鋻，言中彼此攻訐。

值得注意的是，百家諸子之中有且隻有一個思想家沒有被尊以“子”的頭銜，而是被稱為“君”。這個人就是法家思想無可爭議的代表人物商鞅。商鞅是衛國國君後裔，原名公孫鞅，又名衛鞅，其著作也被尊稱為《商君書》。他這個“君”，不是道德君子意義上的那個“君”，而是因為他立，秦孝公封給他於、商十五個城邑，纔號稱為“商君”的“君”，也叫“君人”，有封邑之主的意思。《說文解字》中說：君，尊也。從尹，發號，古文像君坐形。故從口。可見商鞅不僅有思想、有文章，更重要的是有著長期執政實踐、尊貴政治地位的“子”。這一點，和孔子、老子、墨子、莊子、孟子等長期“在野”人士，是不一樣的。

歷對商鞅的評價很多，褒獎他的多是在其政治業績上，貶損他的多是在其政治手段上，褒貶不一的是他的政治理論。秦朝後的人士，是儒家一脈的政治家括賈誼、司馬光等有纔華、有抱負卻缺少政治歷練的文人）對於商鞅的口誅筆伐，到了謾罵的程度，如賈誼：“商君違禮義棄倫理，並心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司馬光：“商君尤稱刻薄”不過歷還是有些人能夠理性認識商鞅和商鞅的歷史地位的，比如班固：“孝公用商君，制轅田，開仟伯，東雄諸侯。”諸葛亮：“商鞅長於理法，不可以從教化。”王安石：“自古驅民在誠信，一言為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自清朝末年起，由於變法的社會需要，人們開始正視商鞅的歷史地位和“商鞅變法”的社會作用。梁啟超在《中國六大政治家》中，將商鞅列為中國歷的政治家之一，與管仲、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和張居正同列；柏楊在《中國人史綱》中列出“中國六大丞相”為：管仲、商鞅、諸葛亮、王猛、王安石、張居正。有意思的是，這些人都是變法圖強的政治家。到了現代，大多數人都承認商鞅是一個敢於觸動舊勢力、敢於改革政治，並且改了的英雄式政治人物。商鞅是的利國富民的偉大政治家，是一個具有徒般篤誠和熱情的理想主義者。商鞅之法懲奸宄以保人民之權利，務耕織以國民之福祉，以樹國威，孥貪怠以絕消耗。此誠我國從來未有之大政策。商鞅可以稱為中國歷個真正的改革家，他的改革不於當時，更影響了中國數千年，百代皆行秦政。

那麼，商鞅執政二十年來具體做了些什麼呢？《韓非子·和氏》中是這樣概括的：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燔詩書而明法令，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勞，禁遊宦之民而顯耕戰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強。我們依照現代歷史書的編年體方式（變法措施的推出時間，眾說紛纭，我們以張覺老師歸納的一、二次為基準），來簡略概述一下：

秦孝公三年（前359年）次變法：

pan>改變社會基層組織：把百姓編成五戶為一“伍”、十戶為一“什”的聯保組織，實行連坐，加重刑罰，要求民眾們彼此監視。

2.改變社會階層結構：廢除國君嫡繫外一切貴族的世襲特權，隻對“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