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表像與本質》是如何翻譯成中文的
侯世達
從 2005 年到 2013年，我和桑德爾都在寫這《表像與本質》，但其實我們是在同時寫兩本書:一本是英文版的Surfaces and Essences: Analogy as the Fuel and Fire of Thinking，一本是法文版的Surfaces et profondeurs: L’analogie, moteur et essence de la pense?e。兩本書說不上誰先誰後，也不能說一本是“原著”，一本是“譯本”，因為兩本書其實都是原著，也可以說兩本書都是譯本。
書的英文和法文名字(“表像和本質”)是希望表達這樣一個觀點，那就是每當遇到新情境時，我們總能迅速地剝離無關緊要的部分，透過事件的表像，直擊背後的本質。這是人類無法抑制的心理條件反射，隻要人在思考就會發生，不論思考的事情是驚天動地，還是微不足道。正是為了闡明這一中心思想，我和桑德爾纔寫下這本書，或者說這兩本書。
那麼副書名呢?英文的副書名(“類比是思維的燃料與火焰”)用一個生動的比喻展現了我和桑德爾的觀點，即類比占據人類思維的中心地位。這個副書名雖然不錯，卻不及桑德爾想出的法文副書名，因為裡面有一個優美的文字遊戲。
在法文中，moteur 和 essence 都有兩個意思。moteur 的一個意思是“馬達”，另一個意思則是“原動力”。你可能會猜到，essence 的一個意思是“本質”，但它的另一個意思則是“汽油”。所以，法文的副書名可以理解為“類比是思維的動力和本質”，或者“類比是思維的馬達和汽油”。這是個多麼有趣又有力的雙關語啊，既吸引人，也容易記。但非常遺憾的是，法文版的出版商在後時刻決定完全不用這個副書名，甚至連書的主書名也換了，後取了一個沒什麼新意且平淡無奇的書名，大意就是“類比，思維的中心”。太可惜了!
我和桑德爾寫的這兩本書自然算得上同根同源了，但它們絕不是長相一模一樣的雙胞胎。其原因就是英文版裡有數不勝數的例子是從英文世界(主要是美國文化)來的，而法文版中類似的例子則來自法文世界，並且同樣數不勝數!這個有趣的現像使兩本書 在許多地方大不相同，如果哪位非常熱心的讀者不怕麻煩，可以一頁一頁、一行一行地對比一下這兩本書。不過，倘若從一個更深的層面來比較的話，兩本書所表達的觀點在任何地方都是完全一致的。
說到把這(兩)本書翻譯成其他語言，我和桑德爾希望而且堅持譯者應該用譯入語文化中的例子來表達書中的觀點，就像我們在寫這(兩)本原著時一樣。也就是說，意大利文的譯本應當“意大利化”，西班牙文譯本則要“西班牙化”。那麼中文譯本理應把本書“漢化”。這可是個很高的要求啊!
什麼樣的譯者纔能完成這樣的任務呢?哪個譯者如此“大膽”，竟敢改動原著的內容? 作者可以這麼做，但是普普通通的譯者怎麼敢這麼翻譯?事實上，幾乎從來沒有人這樣激進地要求譯者“侵入”作者的領地，但這恰好是我和桑德爾所期待的。因此，本書的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譯者是我們親自挑選的，他們都是我的好友，而且終都翻譯得非常成功。
那麼中文譯者怎麼辦呢?這就要說到美國印第安納州布魯明頓這座小小的大學城了。 我和妻子林葆芬就住在布魯明頓，我們的不少中國朋友也住在這裡。其中一位——劉健，是印第安納大學圖書館的管理員，他是我的書的忠實讀者。我可以非常驕傲地說，他非常喜愛和推崇我的書。當他知道我和桑德爾的新書即將出版時，就在想能否有一天由他把這本書翻譯成中文。他已經翻譯過好幾本英文書，所以有了不少翻譯經驗。
一天，劉健把他的想法告訴我了。我非常激動，一來是因為我對他的翻譯向來十分欽佩，二來則是因為我的好友將把我的書翻譯成中文。我很興奮地把我和桑德爾的“移 譯”(transculturation)理念告訴了他，這也是我們對本書期待的翻譯方式。我本以為劉健會立馬贊同這個思路，但其實剛開始他對我們的想法有點措手不及，因為他從未想過這種激進的翻譯理念。改動原書的內容?這怎麼能是譯者的任務呢?剛開始劉健有點將信將疑。但當他仔細思考後，便覺得這個想法很有道理，也越來越喜歡這樣的翻譯思路，越來越想接手本書的翻譯任務了。不過現在這個任務就變得比他當初設想的困難得多了。
正好我的老友莫大偉知道《表像與本質》在中國的版權歸屬。他在北京已經生活多年，並且在 20 世紀 80 年代參與了《哥德爾、艾舍爾、巴赫——集異璧之大成》的中文翻譯工作。他告訴我們，書的版權在北京湛廬文化傳播有限公司手裡，並且牽線讓劉健與該公司取得了聯繫。但是，湛廬文化剛開始卻沒有預想到這種“不正統”的翻譯方式對譯者來講是多大的挑戰;為了讓中文譯本早日出版，他們希望劉健在六個月內就把全書譯完!這根本不可能做到，所以劉健謝絕了他們的提議。這當然讓人很失望，那時我們都不知道此書終能否被翻譯成中文出版。
大約同時，兩位年輕的中國學生進入了我的“視野”。位是陳祺。他從北京給我發來電子郵件，希望加入我在印第安納大學的課題組——“流動類比研究小組”(FARG)，並且希望在我的指導下攻讀認知科學博士學位。在郵件交流之後，我認為陳祺是一名很有潛力的博士生，於是我邀請他加入了 FARG。在 2016 年的某個夏日，他越過太平洋，成為課題組新的成員。
與此同時，我在旁聽印第安納大學的一門中文課時，遇到了另一位中國學生胡海。這裡應該解釋一下，我是在加利福尼亞州長大的，小時候每次父母帶我去舊金山的中國城時，我都會被滿街的漢字深深吸引住。這種興趣漸漸變成了對中文的迷戀。在旁聽印第安納大學這門課之前，我已經強化學習中文十年了，但仍然覺得它太難。這門課不是為了幫助美國人學習中文，而是幫助未來的中文教師更好地思考中文以及中國文化中的難點和復雜之處，這樣就能更好地理解學習中文的外國人所面臨的挑戰。我旁聽了這門課，學生胡海跟我很談得來。他在成都長大，中文普通話說得很好，並且說話時能夠細心考慮到正在學習中文學生聽力的困難。另外，他還富有幽默感。這些對我來講都很有吸引力。所以在一天課後閑談時，我們決定找時間坐在一起用中文聊天，讓我能夠和一個中文母語者交流。
胡海的提議非常慷慨，但我們並沒有立刻開始練習中文，那還得等到幾個月之後。 但從開始之後，每次見面都令人愉快。我們每周在布魯明頓著名的比薩店Mother Bear’s Pizzeria 見一次或者兩次面，並且給它取了一個中文名字:熊媽媽比薩店。我們一邊享受可口的比薩，一邊用中文談天說地，想到哪兒就聊到哪兒。結果就是我在筆記本上記錄了幾百頁聊天中遇到的生詞和短語，這其中當然還包括了幾十個成語!
當陳祺和胡海成為我的好朋友時，劉健仍然想著要把本書翻譯成中文。但是他越想越覺得此書難譯，有時候他又覺得一個人翻譯有些力不從心。其實，有段時間劉健都已經打算放棄這個翻譯了，因為工程看上去太浩大。但是這個想法讓劉健自己和我都感到惋惜，所以他也沒有完全放棄。
一天，我正在思考這個翻譯項目如何繼續下去時，突然靈光一現:也許組成一個翻譯小組比讓一個人完成所有翻譯更好。當我把這個想法告訴劉健時，他高興地跳了起來，如果能找到這樣的翻譯小組，他的翻譯願望就有望實現了。不用說，我早就想好找誰了，就是陳祺和胡海。我介紹他們三人互相認識之後，他們很快成了好朋友。
非常幸運的是，劉健把這個小組翻譯的想法告訴湛廬文化之後，他們對時間的要求比之前更寬松了。2017 年 4 月，劉健代表三人翻譯小組和湛廬文化簽訂了翻譯合同，約好在一年後將譯本發給湛廬文化。就這樣，我對中文翻譯小組的念想變成了現實。
翻譯任務很快被分成了三個長短差不多的部分。胡海翻譯本書的前三分之一(引言和第 1、2、3 章)，陳祺翻譯中間三分之一(第 4、5、6 章)，劉健翻譯後三分之一(第 7、 8章和結語)。在之後的一年裡，他們三人和我時常在劉建那個位於印第安納大學地質繫三層的辦公室見面。我們四人常常圍繞翻譯中的各種問題展開熱烈的討論。
在我的記憶中，關於“軛式搭配”這個修辭學經典概念的討論有意思了，本書前 言中就著重介紹了這個概念。我們在劉健的辦公室思考中文裡的軛式搭配是否像英文裡那樣常見而且自然。在英文中，許多軛式搭配是為了幽默而說的，比如“He changed his clothes and his mind”(他把衣服和想法都給換了);但是還有許多更微妙、一詞兩 義的例子，如“She brushed her teeth and her hair”(她把牙和頭都“刷”了)。第二類句子在英文中再平常不過了，沒有任何幽默的成分，但是在其他語言中聽上去也許就非常別扭，因為牙和頭需要搭配不同的動詞。在中文裡就是“刷”牙、“梳”頭。像這樣的軛式搭配是理解詞語和概念間關繫的絕好素材，研究時也不會感到枯燥。雖然我們終並沒有討論出中文裡軛式搭配的出現頻率到底是多少，但還是一起列出了許多有趣的中文軛式搭配，有些是為了幽默，有些則不是，你可以在中文譯本的前言中找到其中的一部分。
我們討論的另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口誤在本書中扮演的關鍵角色。具體來說，法文版中所分析的口誤都來自說法文的人;在英文版中，這些口誤則都來自說英文的人。通過類比，我們可以知道中文版的口誤都應該是講中文的人說的。幸運的是，莫大偉在中國生活多年，積累了各式各樣數量眾多的中文口誤，這些語料為中文版的口誤章節打下了扎實的基礎。
我們還談到嚴復的翻譯哲學。許多中國譯者以他的理論為座右銘，這使他們的翻譯風格都太保守了，這與我和桑德爾的要求完全相反!嚴復重要的想法之一就是“信”， 但是這個“忠於原著”的理論有時會顯得過於狹隘，似乎表明譯者就應該完全“屈從” 於原作者。我對這個保守的想法有自己的理解。就像我非常高興地跟劉健、陳祺和胡海說的那樣:“從表面上看你們越不忠實於我和桑德爾，從本質上講你們就越忠實於我們!”
我每次想到這個有些自負而且絲毫不“忠於”嚴復的說法，我就不禁莞爾，因為我用文字遊戲完全改變了他的原意，但這並不是說我就不相信自己創造的說法了。我完全相信!換一個說法:三位譯者都不應該僅僅把自己當成譯者，而應該是那一章節的第三個作者，與我和桑德爾有同樣的地位。
在劉健辦公室度過的時光讓人回味，因為我們幾人的討論生動而又富有啟發性。正是這些討論纔讓我和桑德爾的要求更加清晰明確，讓我們的文字能被忠實地翻譯成中文，翻譯得符合中國文化。
事實上，三位譯者都不太懂法文，隻有劉健曾經學過一點，所以應該說他們是翻譯了此書的英文版，而非法文版。但這樣說又不太恰當，因為英文版和法文版的主要區別僅僅在於它們的例子來自各自的文化中，對中文版來說也是如此。換句話講，中文版可以說既是英文版的翻譯，也是法文版的翻譯，因為和這兩個版本一樣，它也深深扎根於自己的文化。
三位譯者長達一年的辛勤勞動，不僅創造了一本富有生命力的新書，還促成了他們之間長久的友誼。這樣的錦上添花就好比我和桑德爾之間的美好友情，也是在我們密切合作寫書時不斷加深的。
現在，我和桑德爾為中文版的出版激動不已，它將向讀者展示我們兩人在巴黎和布魯明頓長達八年的不懈努力。本書的中文版不僅在表面“裝著”漂亮的中文，表像之下還“裝著”中國文化的裡子。對我們兩位作者來說，還有什麼能比這一點更讓人欣慰呢?
2018 年 5 月於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