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否有理性？人是否可以用理性認識世界？ 德國哲學家們在回答這兩個問題的過程中，搭建了各自的哲學思想體繫。 康德說：人就是目的本身，任何時候都不能被當作工具。 黑格爾說：凡是合乎理性的東西都是現實的，凡是現實的東西都是合乎理性的。 叔本華說：這個世界的本質是不合理且盲目的意志。 尼采說：上帝已死。 海德格爾說：世界並不是世上諸多可見的存在者的總和，人也並不是世界的一個組成部分；世界與人之間並不是客體與主對立關繫。 翻開本書，3小時入門德國哲學。

精彩頁：《牛津通識課：從康德到海德格爾》 導言：為什麼是德國哲學 德國哲學有這樣一種甚為貼切的名聲：它既難以理解，非常依賴推測，同時又有極大一部分內容在20世紀30—70年代之間消失在了英美哲學中。至於消失的原因，部分是因為當時的人們懷疑德國哲學可能是納粹主義的同謀。直到近年，英美哲學界纔開始真正重燃起對像黑格爾和海德格爾這樣的人物的興趣。這種對德國哲學的興趣之復蘇並不局限於學院哲學中，它與一個因素息息相關，那就是人們對當代世界何去何從產生了一種普遍的危機感。這一危機感又與一個關鍵的因素相聯繫，這一因素常常被稱為“現代性”。現代性出現於不同的時間、不同的社會，但總的來說，它都包括了一些相同的特點。尚未進入現代的社會通常依賴一種傳統的且被神學加固的世界圖景，即便此種圖景中包含的矛盾常會導致暴力事件和社會混亂，但它仍然為人們如何回應世界提供了一個穩定的背景。與之相反，現代性強迫文化與現代自然科學之崛起以及新的生產和交換方式所產生的後果相對峙。這種對古老秩序確定性的威脅常常會產生創傷性的影響，使許多人對原有秩序抱著僵化的觀念不放。他們反對新秩序帶來的改變，哪怕他們自己其實也受益於這些改變。隻有當某些災難性事件發生後，纔有可能證明轉向更穩定的新秩序是不可避免的。 這一論證的許多方面都可以被應用到現代西方文明的種種矛盾態度中。但是，最為直觀地表現了現代性變遷的，還是德國歷史上從17世紀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進程。在對待此種變遷的問題上，德國哲學更像一把鋒利的雙刃劍：它既是德國歷史的癥候，同時也是人們努力認清人與世界是如何相妥協的一個至關重要的資料來源，在這個世界裡，正如卡爾·馬克思1848年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一切已然確立的牢固事物，全都化為了灰燼；一切神聖的事物，全都已被褻瀆；人們終於被迫在令人神志清醒的日光下看清了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以及與他人的關繫。” 因此，德國哲學作為一把雙刃劍，對於探討當代世界的困境而言十分珍貴。近期的事件清楚地表明，雖然科學打壓了許多傳統宗教中的教義，消費主義也在逐漸動搖傳統社會中的宗教價值觀，但在很多地區，對宗教的需求仍然沒有消失。從前借由宗教而滿足的需求與現代科學以及現代資本主義產生的社會影響之間的矛盾，正是大部分德國哲學所關心的重點。 熟悉英美“分析哲學”的讀者可能會認為，這樣的觀點和他們所關心的事物毫無關繫。然而，分析哲學這個名稱本身便是現代性的一種表現。現代科學得以成功的原因之一，便在於其專注於分析客體的構成因素，並且制定支配這些因素的法則。哲學中也有與之相似的方法，這一方法開始於將語言的要素從它們與其他現像的關繫中抽像出來，並試圖確定支配它們的一般規則。它的目標是建立一種關於真理和意義的理論，這種理論的基礎在於要證明語詞和語句是如何與它們指代的部分現實相聯繫的。通過分析語言的特定因素，這種哲學方法得出了一種對語言是如何運作的一般解釋。其目的是通過證明哲學上的許多傳統問題實際上是由日常形式的語言缺乏邏輯導致的，最終回答或消除這些哲學問題。 目前普遍認為，這種哲學方法並不能實現其目的。意義不可能被假設為能夠以零碎的方式逆行完全的分析，而認為存在一種邏輯上純粹的語言的觀點則總是依賴於對“不純粹”自然語言的預先理解。語言要素之間彼此聯繫的方式，以及語言要素中並不固有的非語言實踐和背景知識，對於解釋意義至關重要。哲學關注的重點由此從對語言如何“表征”實在，轉向了語言“表達”或“表明”我們與世界的關繫的所有方式。後者的範圍包括對我們所知道的一切的客觀陳述，以及表達我們存在的言語或非言語形式，比如音樂或繪畫。這種“整體論”概念自18世紀後半葉以來就已經成為德國哲學的一部分，並且也正是在德國傳統中，產生了許多替代分析哲學的重要方法。分析概念與整體論概念之間的矛盾，也與互相矛盾的文化態度有關。分析傳統主要傾向於自然科學，德國傳統則極為看重藝術和美學問題。 這種矛盾也暗示了現代哲學中的一種張力。這種張力可以用許多不同的方式來表征，比如“解釋”與“理解”，“實證主義”與“浪漫主義”，或科學與人文學科等。科學告訴我們世界是什麼，但人們也有其他的方式來闡釋和感受他們的世界，在許多時候我們必須處理這二者之間的衝突，但關鍵是該如何處理。當人類意識到如何在上帝承諾的這個可理解的世界保持自在狀態時，德國哲學便正式開始了。這一改變導致的後果之一就是，這些互相競爭的解釋世界的方式似乎變得不可調和了，它們之間產生的正是現代性特有的那種衝突。 如下文所示，這一問題現在仍未解決。在最近30年，人文學科的研究中出現了越來越多極具爭議性的理論方法，這些方法都涉及了對意義和真理的公認觀點的質疑。這種質疑之所以受到重視，部分是因為西方世界對文化的判斷往往依賴於狹隘的種族中心主義假設，而全球化的發展和殖民主義的衰落又動搖了這種假設。人們意識到文化永遠都是和權力的運作聯繫在一起的，而公認為真理的東西則深受歷史環境的影響，這也意味著理解文化需要理論性的反思。理論方法以具有爭議性的方式改變了人文學科，這些方法中最常見的有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性別理論、批判理論、解釋學和精神分析學，但這裡不包括分析哲學。這些理論方法中的大部分與德裡達（Derrida J.）、福柯（Foucault M.）等法國理論家聯繫在一起，但人們常常遺忘或忽略的一點，是它們實際上都依賴德國哲學中的一些關鍵人物，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黑格爾、尼采和海德格爾。現在，這些人物的觀點也用來挑戰英美分析哲學中的一些假設。因此，關注德國哲學也為先前相互對立的方法提供了進一步互動的可能。 但是，本書的主要目的還是要探索如下問題，即德國哲學是如何向我們揭示現代性的一些主要問題的。眾所周知，德國哲學的主要文本十分艱深，但要想理解現代世界，這種文本又必不可少，本書采用的方式應該能夠讓讀者更容易進入到文本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