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兒科重癥監護室，艱難的是看著一個孩子由外到內身體變紫，然後變黑，然後失去手指、腳趾、胳膊或腿。
在兒科重癥監護室，艱難的是看到血液檢查的數據，知道它們意味著一個生命即將終結；同時一位母問你如果那是你的孩子，你會不會關掉生命維持機。
在兒科重癥監護室，艱難的是護理一個大腦嚴重損傷的孩子，必須要在他的顱骨上鑽一個洞，讓多餘的液體流出，同時注意不要讓腫脹的大腦一起流出來。
在兒科重癥監護室，艱難的是護理一個無法停止運動的運動障礙兒童，他一直在抽搐和持續緊張，伴有嚴重的肌肉痙攣；同時了解到這種障礙將伴隨他終生，且是由於麻疹感染造成
的——他的父母說孩子沒有接種 MMR 疫苗，問你這是不是他們的錯。
在兒科重癥監護室，艱難的是撤除護理；也就是說，主動拿掉讓嬰兒繼續存活的那些東西。移除生命。你明白那意味著什麼。
艱難的是得知那個在幼兒園被一塊肉噎到後心髒驟停的孩子現在已經穩定下來，但由於大腦缺氧，在接下來的二十四至四十八小時內，孩子的大腦將會腫脹起來。幾乎可以肯定，孩子
將大腦性受損，無法再走路、說話或微笑。
艱難的是護理一個感染愛潑斯坦—巴爾病毒的孩子，孩子的皮膚會異常脆弱，即便在上面敷上一層保鮮膜，再貼上紙板溫度計，且無論你多麼小心，再觸踫到，皮膚依然會剝落。孩子的皮膚剝落了一層，護士的心也剝落了一層。
辦公室裡的艱難，是懷裡抱著一個即將死去的孩子。他孤身一人，因為他的新領養人無法離開其他孩子，而他的生母又下落不明。三個小時前你纔剛剛見到他，可現在你撫摸著他的頭發，看著他在你懷裡咽下後一口氣。
這意味著要理解：在這個世界上的大部分地方，都沒有和兒科重癥監護室一般悲慘的所在。我們在英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兒科重癥監護室護理的孩子——所有孩子——也會在其他地方死去。
選段2
我爸爸已經來到生命的邊緣，但步履十分緩慢。盡管如此，他還是渴望能夠多擁有一小時、一秒鐘的時光。他服用了太多曲馬多，視力已經模糊，而且很難長時間保持清醒。但當他清醒時，他會和媽媽去海邊看浪花、陽光和鳥兒。在行將就木的後幾個月裡，他看到的日出和日落比他在前六十三年生命中看到的加起來的都要多。日出日落變得很重要。他接受了姑息性放射療法，而我憂心忡忡。我想讓他的眼睛裡始終充滿落日的餘暉，讓他可以一直和我媽媽十指緊扣。我想聞他的氣味，想把頭靠在他的肩膀上，鼻子埋進他的套衫，感受我們彼此的氣息——千萬段記憶和似水流年。坐在即將去世的爸爸身邊時，我已經三十多歲了。可我又回到了四歲的時候，靠在他的肩膀上，讓他指星星給我看，給我講它們的故事。然後是十四歲，我和男朋友分手，他在我埋頭哭泣的時候抱著我。二十多歲的時候，我抱著自己的女兒給他看，他樂開了花，無論那之前還是之後，我從沒見他那麼開心過。這就是我想要的全部。
聖誕節那天，我們去了海邊。通常，在聖誕節午餐之後，我們會把原本要玩的棋盤推到一邊，在沙發上美美地睡一覺，放著杯盤狼藉不管。但這是爸爸的後一個聖誕節了。我們知道，因為化療、姑息性放療和類固醇都已經不起作用。我們知道。
海邊很冷；爸爸的嘴唇接近藍色。他怕冷。有一次，他在撒哈拉沙漠裡穿了件針織套衫，雖然那衣服“有點扎人”。而且現在是鼕天，這裡是愛爾蘭海，來看它的人又是一把老骨頭。但我想再拍一些照片。我故作鎮定地擺弄著大相機，假裝尋找貝殼，偷偷拍下他的照片，捕捉他眼睛裡的顏色。隨著光線的變化，他的眼睛也由灰變藍，再變綠。
我想捕捉他眼睛的顏色，捕捉更多的時光。姑息性放射療法可能會再多給我，一星期，或一個月。但我不想用勺子給他釘棺材，那太慢了，他的眼睛會失去光彩。他會失禁，會痛不欲生，會滲出體液。我見過太多，而我沒法避而不見。我們不需要戰爭或慘烈的交通事故來提醒我們生活有多可怕。癌癥足矣。
“上來。”我爸爸拉開床簾，向謝麗爾示意。
她笑了，發自內心地開懷大笑，然後繼續低頭寫她的日志。
“臭不要臉。”
他們相視而笑。
這是我爸爸在人世的後，雖然我們都不知道，但謝麗爾知道。當他選擇回家時，她也跟了過來，在臥室附近守著，偶爾會下樓喝茶或打個電話，再或是當我進去探望時給我們空間；但當我哥哥或媽媽進去時，她也會一起進去。她沒有和我討論任何有關護理的事情。，我是她的患者的女兒。她經常摟著我的肩膀，在幫我爸爸使用便桶的時候讓我先出去。在走廊裡，我可以聽到他們的竊竊私語和笑聲。
我坐在爸爸身邊，看著爸爸和謝麗爾，以及他們的互動，努力思索我做了一輩子的護理工作的意義。媽媽和哥哥都在樓下。我想像媽媽一定正在哥哥的懷裡哭泣。謝麗爾護理我爸爸的時間比以前更久。我看著她的眼睛，卻不忍看爸爸。他從來算不上高大，癌癥讓他變得小了更多。他的皮膚松垮垮地搭在四肢上，整個人呈現出不同的顏色，並非黃色，而是蠟黃，凹陷的眼眶周圍一片灰蒙蒙。他聽不見了，現在需要用助聽器，說什麼都大喊大叫。他嘗不出味道了，這是糟糕的部分。“我可能已經死了，晚餐是什麼味兒我都不知道。”他很喜歡看美食雜志，雖然從來不會照著上面的菜譜做菜：摩洛哥蒸羊肉、芝士舒芙蕾、骨髓濃湯康沃爾多寶魚配芹菜、法式洋蔥湯。“你知道，我這輩子從沒做過酒燜仔雞，一頓都沒做過。”他大聲說。
“但你做過法式鮮橙鴨，”謝麗爾回應說，“少放黑莓，所有菜都一樣。你跟我說過你的手藝。你做過好多了不起的菜。”
我跟謝麗爾講起我們的童年，回到我們在斯蒂夫尼奇的簡易住房，找到我爸爸打回來掛在門框上的野雞，或帶朋友回家玩，發現我爸爸正在煮羊心雜碎，再或是他每天晚上去配菜點挑選我們晚上喫的蔬菜。哥哥和我小時候很討厭擦洗胡蘿卜上的泥，渴望有能夠在家裡看到更干淨、農藥含量也更高的塑料袋裝胡蘿卜。我說話時，爸爸一直昏昏沉沉，睡了又醒，醒了又睡。但他有意思的睡覺姿勢還是一如往常：胳膊懸在半空，手放在額頭上，盡管手每次落下來他都會驚醒。他在喃喃自語，呼吸變得平穩。
我說完話，謝麗爾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我。“我想我們該讓你媽媽上來了，到這邊來。”
我不想點頭。我不想知道謝麗爾暗示的是什麼。爸爸已經快要不行了。我能看到他的呼吸正在變慢，他變得躁動，然後一動不動。但我還沒準備好讓他走。我沒準備好。
“這裡真舒服，”她說，“天氣真好。”
窗簾拉開了一半——陽光會讓爸爸的眼睛不舒服。但我能看到太陽沐浴在金色的天空中，一群鳥兒在雲層裡翩翩起舞。我能聽到海鷗在屋頂上的聲音。
爸爸在自己家裡的床上，他就要走了。媽媽抱著他，哥哥抱著他，我抱著媽媽。現在沒有痛苦了。隻有尊嚴。隻有慰藉。我想像不出更好的退場方式。我們有足夠的時間把話說完，也可以對說不出口的閉口不談。媽媽有時間看著他，他也有時間注視媽媽。我們哭了，然後笑了。直到後一秒，他都把握著自己的生命。事實證明，在去世這件事上，爸爸干得不賴。是媽媽教會我如何充實地度過一生：帶著喜悅、情感、寬容和真實。但爸爸教會我如何優雅地退場。他以幽默的、富有尊嚴的、完全沒有恐懼的方式離開了。盡管身體萎縮，但他的靈魂卻隨之慢慢擴散開來，直到充溢在世間的所有空氣中。
但盡管如此，我還是害怕。我看著爸爸的呼吸越來越慢，越來越徒勞。我想把媽媽和哥哥推開，按壓他的胸骨，想要讓他的心髒重新搏動，想要像我接受的訓練那樣去做，用盡全部力氣，讓他像我幫助過的很多人那樣蘇醒過來。但我不能幫我的爸爸。因為，我不是復蘇護士。我連護士都不是。我是個女兒。這很痛苦。一切都很痛苦。
我看向窗外，盡我所能緊緊抱著媽媽，直到她站起來，哥哥抱著她。此刻，天空已由金色變成深邃、不可思議的藍。天上沒有月亮。我把頭靠在爸爸靜止的胸膛上，努力想聽到他的心跳。什麼都沒有了。
爸爸去世後不久的一個晚上，我正在寫第二部小說《女人為王的地方》的後一段。合同已經簽完，我需要校閱草稿，而由於滿懷悲傷地照顧爸爸和媽媽，我已身心俱疲。我和孩子的父十二年的關繫已經不可逆轉地破裂，我沒法想像比現在更糟糕的時刻。但我想寫下我需要說的話，那些必須說的話。我不知道其他作家是怎樣工作的，但我無法把自己和作品或角色分開。我就像《E. T.》中的小埃利奧特，和主角之間有心靈感應，知道他們的感受。我的角色會變得很真實，以至於我可以夢到他們，和他們說話，而他們甚至會和我吵架。但今晚正好相反：我的角色需要體會我的悲慟。日後我會和編輯吵架，關於結局如何必須修改，以及沒人會買一本主角會死在結尾的書。但編輯會感覺到我有多需要這樣來書寫。我的部小說《遠方的小小太陽鳥》從根本上說是關於生存的：有的家庭能夠挺過各種難關。但這一部小說關於午夜。藍黑色的、猙獰的、無月的午夜。有的家庭就是無法挺過去。
沒過幾天，我就回去工作了。我麻木了。渾身發冷。“如果我現在不回來，那可能就永遠都回不來了。”我向主管解釋，她擔心我回來得有點早。但那天我接到的個緊急呼叫就是去腫瘤科。腫瘤科病房比醫院的其他地方都要安靜。護士們動作緩慢、周到，說話都壓低聲音。這裡的患者家屬更多，三五成群，眼睛腫著，外套一直穿在身上。走廊兩側有大約十間病房，然後是一個小小的護士站，各種醫護團隊的成員可以在裡面翻閱內容多得不可思議的病歷記錄。在這裡忙碌的有疼痛緩解小組、感染控制護士、組織活性護士、理療師、喪護理專家、血液科醫生、腫瘤科醫生、放射科醫生……醫院的牧師在病房進進出出，為無神論者、不可知論者、穆斯林、基督徒，為所有過著好日子和壞日子的人祈禱。
護士站的左邊是另一條長長的走廊，通往主病房區，這裡的病床被床簾隔開，患者家屬坐在塑料椅子上，床上的患者骨瘦如柴，奄奄一息，大多禿頂，身體隨著癌癥的發展而萎縮，身上連著點滴架和輸送嗎啡的注射器驅動裝置。走廊盡頭有一個患者家屬房，醫生和護士會到這裡告知壞消息。他們在這裡盡可能表現得，他們明白，直截了當的語言是人們在麻木和渾身發冷時能夠理解的語言。“你的丈夫昨天晚上去世了，我很抱歉”從來都不會被替換成“他在睡夢中走得很安詳”。
護士們打電話，催促患者家屬到醫院來，同時評估他們在路上出車禍的可能。“上午你能趕過來嗎？她現在情況穩定，但我想你應該過來了。”
無論觀察結果或臨床血液檢查的結果如何，他們能依據經驗判斷出時間到了。他們依據自己和成千上萬患者家屬談話的經驗，判斷自己該如何說話，以便讓家屬安全而迅速地到醫院來。 如果發覺家屬辦不到，他們會請當地警方當面傳遞消息，並讓他們協助患者家屬到醫院來。一位護士曾告訴我，在腫瘤科的所有文件裡，重要的文件不是血壓記錄、診斷書或治療計劃，盡管這些也很重要——重要的是患者家屬的聯繫方式。“永遠別忘記把電話號碼寫清楚。”無法及時聯繫到某個人，恐怕是讓人心碎的事情。
“我們需要做持續胸壓：兩分鐘以上。”羅納德說。他是主管護士，知道患者的家屬少還要兩分鐘纔能趕來，同時很了解患者的丈夫，知道患者去世的時候，一定要讓他到她的身邊，這件事無比重要。盡管醫生已經建議停止，但羅納德還是告訴初級醫生繼續按壓。“再來一輪吧，”他說，“她丈夫馬上就來了。”
羅納德知道，在那一刻，“她快不行了”比“她去世了”更讓人感到寬慰。他知道對於他的許多患者來說，盡管結果已經無法改變，但一個小小的善良之舉可能會讓活著的人好過一點。疾病從來都不隻是個人的事。丈夫不會記得醫生堅持不懈進行的胸部按壓。隨著幾周、幾個月、幾年時光的流逝，他會忘記復蘇治療的殘酷，忘記血液，忘記針頭，忘記對如此脆弱的身體進行按壓的暴力。但他會永遠記得在妻子彌留之際，自己一直握著她的手，輕聲對她說出自己需要講完的話。
我在病房裡忙前忙後，盡量不細看患者，但那是不可能的。在某種程度上，他們都太像我爸爸了：同樣的病號服，同樣的干咳，放在床頭的同樣無人觸踫的水果，還有妻子們勉強的微笑。我咬緊牙關，跟著醫療小組來到側室，一個男人正坐在床上，臉上戴著氧氣面罩。一個醫生走出來，脫下手套。“虛驚一場，”他說，“他們覺得是過敏反應，但他沒什麼問題。”小組成員一個接一個離開，但我站在原地，動彈不得。後隻剩下我一個人在患者身邊。他拉下氧氣面罩，對我微笑。“你有空嗎？”他問。
“當然。”我坐在他身邊，把他要的報紙從旁邊的床位上拿給他。
“你能把戰況念給我聽嗎？”他把報紙翻到賽馬版，我還有堆積如山的案頭工作要做，而且馬上有一節培訓課要上。“簡單念一下就好，我不想麻煩你，但不戴眼鏡我一個字都看不見。”
我把馬的名字和排名念了出來。
他邊聽邊在空氣裡比畫。“那家伙。”他說。
我沒有從報紙裡抬起頭。我能夠聞到化療藥物在他皮膚上留下的金屬氣味，聽到他弔水的滴答聲。讓我難受的是拖鞋，它們整齊地擺在床下。和我爸爸的拖鞋一模一樣。
我抑制了幾天的淚水突然爆發了，淚水來得太兇猛，我一不小心打翻他床頭的一杯水。“對不起，”我說，“太對不起了。”
我起身準備離開，但他抓住我的胳膊。他把我拉到椅子上坐下，然後我哭了。他把我拉向他的臂膀，抱著我，讓我緊緊挨著他吱嘎作響的胸口。他的肋骨緊貼著我的顴骨，我的淚水迅速肆意地流下來。不過幾秒鐘時間，但我覺得更久：他成了我的護士，而我是他的患者。
“哭出來吧，姑娘。”
“對不起，這一點都不職業。我是來幫助你的。”
“胡說，”他說，“我們大家應該互相幫助。”
我哭了又哭，哭了又哭。同時，我身體裡的每一個細胞都在希望，這位抱著我的患者，這位因癌癥而生命垂危的患者，是我的爸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