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振鐸研究書繫：鄭振鐸年譜（修訂本 套裝上中下冊）》：
鄭振鐸與北平南下的趙萬裡，乘大汽車從杭州對岸西興直開曹娥，再轉火車去寧波訪書。在寧波住馬廉月湖老宅東廂房，三人晝夜暢談，鄭振鐸抄錄了馬廉所藏有關小說戲曲史料和有關明代版畫刻工姓氏資料等。曾欲登天一閣藏書樓，未成，遂訪其他藏書家。於馮孟顓處抄得姚梅伯《今樂府選》全目。於孫祥熊處見到明抄本《玉簪記》《錄鬼簿》兩書，並將《錄鬼簿》借回，從16日至18日與趙萬裡、馬廉一起抄錄一遍。鄭振鐸抄錄該書卷下及續編最後部分。（該書為研究中國戲曲史的重要資料，1938年北京大學出版組將他們三人的抄本影照石印出版，遂得以流傳。）趙萬裡後來回憶：“民國二十年的夏天，我從北平去上海，目的在訪問廬江劉晦之先生，預備跟著我的朋友容希白、徐中舒先生，一同去參觀劉先生自藏的青銅器。及至到了上海，結果和我預定的計劃完全相反。在商務印書館遇見鄭振鐸先生，無意中談起天一閣，我提議乘著朋友們未到上海的當兒，不妨先赴寧波一遊，立時決定了應走的路線，從杭州渡江，乘公路汽車出發。那時馬隅卿先生正在原籍休假，我們到了寧波，馬先生歡迎我們到他家裡去住。在寧波勾留了一星期，天一閣去了兩次。……我們本想直奔閣上參觀，因為範氏族長不在，無人負責招待而罷。後來請鄞縣縣長陳冠靈先生和小學校長範鹿其先生交涉，又因範氏族中主事者到鄉下收租去了，一時不得回來，我們急於離甬，參觀閣書之議遂無形擱置。這一次到甬的成績，除了在一位新認識的朋友家發現了一部天一閣舊藏明藍格鈔本鐘嗣成原本《錄鬼簿》和賈仲名《續錄鬼簿》，合隅卿、振鐸和我三個人的力量，以二日一夜之力，鈔了一部副本以外，沒有其他驚人的發現可以值得稱道。”（《重整範氏天一閣藏書記略》）“1931年夏天，我計劃去寧波參觀範氏天一閣的藏書，並會晤那時在原籍養病的馬隅卿先生。約鄭西諦先生同行，西諦一諾無辭。我們乘了一輛大汽車從杭州對岸西興直開曹娥，再轉火車去寧波。到後，就和西諦同寓隅卿月湖老宅東廂房中，良友重逢，歡喜逾常。其時我別西諦已一年，別隅卿且二年矣。一日，往訪孫祥熊先生，孫先生正在庭前曝書，我們在書堆中發現《錄鬼簿》和《續錄鬼簿》一冊，明鈔藍格，一望而知為範氏天一閣故物。借歸以校康熙間曹楝亭刻本，始知無名氏編《錄鬼簿續編》確為孤本，向所未見，……大家高興得跳起來。隅卿特地叫人在樓下裝了一隻一百支光的大燈泡，我們三人立即動手影鈔，我鈔上卷，西諦鈔下卷，隅卿鈔《錄鬼簿續編》，費了一夜和一個上午的時間，終於鈔成了。那一次我們在寧波，除了鈔得明鈔本《錄鬼簿》外，還在林集虛大酉山房發現姚梅伯手稿《今樂考證》六冊。這二書，都是研究中國戲曲史的重要參考文獻。”（《明鈔本（錄鬼簿）跋》）
後鄭振鐸又邀趙、馬二位一起去鎮江訪任中敏，馬廉因故留在蘇州獨遊虎丘，鄭、趙去任家，共商重編《曲錄》。趙萬裡後來回憶：“二十年夏，我和鄭西諦先生從上海迂道赴寧波，作四明訪書之遊。那時馬隅卿先生正在原籍養痾。我們三人志同道合，想用整個力量將《曲錄》重新加以修正。因此想起南揚的話，同赴林集虛處訪問此書下落。五冊毛裝藍格的《今樂考證》，頓時呈現於我們眼前。纔知道這是一部未曾完工的稿子，體例不盡邃密，所收劇曲的類別未必能多於《曲錄》，但頗有《曲錄》所失收的。隅卿與西諦即時有問鼎之意。林集虛表示，這不是尋常營業品，非千兒八百的善價，決不輕易脫手，我們措大聞之，頓時氣沮。後來朱鄯卿先生出來調停，說可設法傳錄一部，以供我們參考。這一次在寧波，無意中發現了鐘嗣成的原本《錄鬼簿》和賈仲名的《續錄鬼簿》，這都是從來不見著錄明戲曲史的研究關繫至大。新資料的不斷發現，使我們愈覺得《曲錄》有從速改編的必要了。那時西諦的情緒最緊張，最熱烈，又邀我們到鎮江和任中敏先生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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