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一代一代地下去，誰都可以把自己心理病態的責任整個地推諉給我們的祖先，試問這樣下去我們要到什麼時候纔會有健全的社會和健全的個人心理生活呢？作為一個近代的中國青年，擔負本來是夠沉重的，奮鬥是夠艱苦的，有因襲幾千年的黑暗，也有現實的不合理，但是結束這些現像決不是牢騷、抑郁所能濟事的，更不是孤獨的悲憤所能解決的。我們還得先克服自己心理上的不健全的傾向，特別是作為一切組織力量和團結的力量的先決條件的人間關繫適應上而所發生的病態傾向，先加以揚棄，那麼纔能使我們成為改革社會的生力軍，而不致被各個擊破，沉到黑暗的深淵裡。
五、彌散了的仇恨心
仇恨心在心理病態病源上的重要性是心理分析學派的創始者弗洛伊德第一個正式提出來的。在作為弗洛伊德理論的基石之一本能論之中，仇恨心是和性力同樣地被視為人類心理病態的源泉的。我們要是仔細地檢閱心理病態患者的分析記錄，甚至隻是表面地傾聽心理病態患者的訴述或是觀察他們的行為，都可以看出仇恨心在他們心理生活上的重量。所以人們的仇恨心被心理分析學家和精神病學家們所注視是非常自然的事。所成為問題的是對於這個仇恨心的來源的解釋。在弗洛伊德，本能論先就限制了他理論的發展。所以他對於仇恨心的解釋，是無法超越他那幾乎是定型了的、先天的、普遍的、本能性的限度的。在把人間關繫視為人類心理病態病源重點的我們，對於仇恨心的解釋就完全兩樣了。
首先，我們就認為人們的情緒生活大部分是依存於人間關繫的，至少是通過了人間關繫，人們的情緒生活纔更復雜化、深刻化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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