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華史 第十卷：三國紀》：漢室傾頹，戰亂連綿；群雄逐鹿，天下三分。這段由於《三國演義》的妙筆生花而家喻戶曉的歷史，本性究竟如何？它背後的深刻意義和支配力量是什麼？為什麼大一統的中華帝國史，會有三個漢民族政權的“第三者插足”？曹操、孫權、劉備和諸葛亮身上，分別體現出怎樣的風采和精神？在本書中，並沒有什麼忠義與奸邪的鬥爭，隻有盡可能接近真實的歷史。

學者易中天，顛覆傳統史學著作的寫作方法，以優美詩意的語言、獨特創新的視角，將用五年時間寫作五部共三十六卷巨著《易中天中華史》： 部《中華根》（先秦），第二部《 帝國》（秦漢魏晉南北朝），第三部《》，第四部《明清》，第五部《近現代》，現已出版前十五卷。

從曹丕稱帝到西晉滅吳，匆匆六十年，三國隻是秦漢與兩晉之間的小插曲。這段因《三國演義》妙筆生花而家喻戶曉的歷史，其真實面貌究竟如何？請讀《易中天中華史 第十卷：三國紀》，品三國嚴肅正史，還原曹操、劉備、孫權、諸葛亮的歷史面目。

《易中天中華史：三國紀》

何時忘卻三國

有朋友說：很期待你的中華史《三國紀》這一卷。

哦，是嗎？

他很期望，我很惆悵。

三國，不該這樣被人矚目。

事實上，這段歷史並不重要。它不但比不上之前的啟廢禪讓、西周封建、秦並天下和獨尊儒術，也比不上之後的五胡亂華，更不敢望百家爭鳴之項背。

然而三國在海峽兩岸和亞洲地區的知名度，卻遠遠高於其他歷史時期。當然，大多數人知道的故事是《三國演義》講述的，很少有人去讀陳壽的《三國志》和範曄的《後漢書》。中國如此，日本、韓國和越南也一樣。

其實《三國演義》面世之初並無人問津，知識分子更是嗤之以鼻。直到清代的毛聲山、毛宗崗父子增刪改寫點評之後，纔風行天下。所以《三國演義》的成敗得失，不能隻算在羅貫中的賬上，還要加上毛氏父子一份。

那麼，毛氏父子給了什麼“添加劑”？

這是隻能由版本學家和文學史家回答的，但他倆的點評則多少透露出一點蛛絲馬跡。比如典韋在征張繡的戰爭中陣亡，曹操是哭了的；赤壁戰敗之後，曹操也說過“郭奉孝（郭嘉）在，不使孤至此”的話，還失聲痛哭說：哀哉奉孝！

痛哉奉孝！惜哉奉孝！

但，也僅此而已。

毛批本《三國演義》卻大肆渲染，做足了文章：哭典韋是當著將士們的面，哭郭嘉則是當著謀士們的面。於是毛氏父子點評說：哭典韋是為了感動眾將士，哭郭嘉是為了羞愧眾謀士，前一哭勝過了賞，後一哭勝過了打。

接下來，他們不無嘲諷地說：原來奸雄的眼淚既可當錢使，又能當棍子用。奸雄之奸，真是奸得可笑！

請問，這還是歷史嗎？

當然不是，但可看，好看，讓人想看。

好看之於文學作品是 需的，因此不 那麼在意歷史的真實性，可以移花接木，張冠李戴，無中生有，以假亂真。比如諸葛亮不用魏延的“子午谷奇謀”是真，以空城計嚇退司馬懿是假，《三國演義》則照單全收。

於是毛氏父子點評說：前者表現了諸葛亮的小心，後者表現了他的大膽。但，如果他不是小心於平日，就絕不敢大膽於一時，司馬懿也不會堅信不疑上當受騙。

因此毛氏父子得出結論：隻有小心人不做大膽事，也隻有小心人能做大膽事。

這就很有些哲理。

諸如此類的點睛之筆時有所見。比如他們說：忠厚人乖覺，極乖覺處正是極忠厚處；老實人使心，極使心處正是極老實處。又比如：英雄所自負者，義耳；奸雄所自負者，智耳。這就不但有人生哲理，還有價值取向。

可惜這些精彩都建立於一個前提上：三國是一部忠義與奸邪的鬥爭史。為了戰勝奸邪，忠義隻好以惡抗惡。這種對抗，說得好聽叫鬥智鬥勇，說得難聽就叫勾心鬥角。

勾心鬥角貫穿了《三國演義》的始終，尤其是在赤壁之戰的前後。原本都是正人君子的周瑜和諸葛亮，也都變成了心懷鬼胎的卑鄙小人，一個“妒忌陰險”，另一個“奸刁險詐”，全無惺惺相惜、光明磊落可言。

然而大家都說好看。

這可真是“紅腫之處，艷若桃花；潰爛之時，美如乳酪”。所謂“三國熱”表現出的國民心態，甚至大中華文化圈

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心理，不可疑嗎？

實際上，《三國演義》歷久不衰，吸引人們百看不厭的隻有八個字：心機，算計，權術，謀略。它們可以用於戰場、官場、商場甚至情場，誰不想要？

打出“重讀經典”的旗號，不 吧？

就連作者和不少讀者以為是“正能量”的忠義，也很可疑。什麼是忠？臣忠於君，子忠於父，妻忠於夫。但，君要忠於臣嗎？父要忠於子嗎？夫要忠於妻嗎？不用。請大家想想，這難道不是“不平等關繫”？

義也大成問題。道義，正義，仁義，情義，信義，哪個纔是真義或大義？當這些“義”發生矛盾衝突時，又該如之何？誰都沒有解釋，誰都說不清楚，也隻能相機行事或者自作主張，你說我不仁，我說你不義。

忠義，變成了整人的武器。

這並不奇怪。事實上，這種核心價值觀本身就很有問題。忠是單方面的人身依附，義是多角度的任意解釋。忠是不變的，義是多變的。結果，要麼信口雌黃，周公恐懼流言日；要麼弄虛作假，王莽謙恭未篡時。

其實政治鬥爭，歸根結底都是利益之爭。爭利而言義，隻能是吹牛撒謊裝模作樣。這就是“偽善”。做假做出一

套方法和技巧，則是“權謀”。不搞權謀也不行。因為大家都打道德牌，都要占領道德制高點，都要指責對方“不義”。這就隻能搞陰謀，不能搞陽謀。

顯然，權謀是因為偽善，偽善是因為忠義。被高高舉起的那面“道德的旗幟”，其實是罪魁禍首。

這就是《三國演義》的“性之病”。

也就是說，毛批本《三國演義》的問題，還不在於給歷史“整容”，更在於“變性”。整容是可以的，變性是不可以的，除非明確表示你說的不是歷史，讀者也不把那小說當歷史看。可惜，這一點從來就沒人說清楚。

那麼，三國這段歷史的本性是什麼？

前半段，是曹操與袁紹的路線鬥爭；後半段，則是曹魏、蜀漢和孫吳的權力鬥爭。後來三分歸一統，不過是回到了歷史的本來走向。指出這走向，並找出它背後的深刻意義和支配力量，纔是歷史學的任務。

因此在本書中，並沒有多少劍撥弩張和老謀深算。本書不是《三國演義》，而是《三國紀》。你也許看不到某些特別想看的東西，隻有盡可能接近真實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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