店鋪：合肥新華書店圖書專營店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 ISBN：9787508690841 商品編碼：69108082212
" 中國史學大家朱維錚經典作品（八種）全新結集！
聚焦晚明至晚清走出“中世紀”的曲折回環
重訪中西文化踫撞之際的歷史現場，還原被常識遮蔽的歷史實相。
葛兆光、李零、王汎森、姚大力、張隆溪等聯袂。  
書名：走出中世紀（增訂本） 代碼：58 作者：朱維錚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 出版日期：2018-08 頁碼：416 裝幀：平裝 開本：32開 ISBN：9787508690841 
1. 隨想錄式的著述風格——朱維錚先生擅長用大筆寫小書，他的這部代表作並非大部頭的歷史專著，而是體例、長短各一的歷史札記，輕松易讀，也符合他對史學嚴謹負責的態度，“有話則長，無話則短，長話短說，言盡為止”。 2. 詮釋學的方法——朱維錚先生解讀史料的能力強，能從舊史料中讀出差異與新意。擅長“證偽”，將可信的常識證成待解的疑團。 3. 啟蒙的立場——朱維錚先生研究的是經學史而不是經學，不再把經學當作信仰的宗教、至高無上的意識形態。他反思90年代風起雲湧的保守主義，為傳統文化熱和尊孔讀經風降溫，中國文化的復興。 4. 歷史唯物主義的思路——朱維錚先生堅持論從史出，實事求是，從歷史本身說明歷史，避免以論代史，用預制框架套裁客觀事實。 5. 獨立自由的學者——作為一名歷史學家，朱維錚先生的一生都在為“純學術研究”正名。“鑽故紙堆”並不意味著忽視現實問題，在他的文字中，我們讀到的是史家的冷眼和士人的熱腸。 
作者在這本早年一氣呵成並經過晚年增訂的代表作中，展現的是一個學者的不凡學識和纔氣勃發，以及日臻完善的“晚年定論”，可以看出他的學問在時間的長河中，如何彙流成海。扎實深厚的學術功底、的探索視野和妙語連珠的流暢文字，從歷史本身說明歷史的理念，探討和發人深省的研究思辨，對中國歷史及古代思想如何或者是否走出中世紀，書中有著獨到地闡述，充分顯示作者不僅把握中國歷史昨天、前天的學術修養，更體現其關懷人類社會、明天的人文精神。本書初刊至今30多年，影響不衰，亦曾被譯為英文，廣泛流傳。後經作者校訂原作，增補大量內容，並從更能彰顯歷史時空連續性的角度，調整編次，從而成為較初刊更加完整精到的名家名作。 
增訂本小引 初版序 英文版序 走出中世紀 ——從晚明至晚清的歷史斷想 匪夷所思 ——世紀更替中間的哲人怪想 利瑪竇在中國 楔子 利瑪竇圓夢 怎樣“勸化中國”· 是“拓荒”麼· 滲入王學開拓的空間 “慢慢來”的策略 目的與手段的倒錯 關於《利瑪竇中文著譯集》 利瑪竇與李卓吾 徐光啟和晚明史 晚明的西學 何以不能稱學派· 利瑪竇和徐光啟 晚明“天學”的軸心 技術救世的成敗 附：《歷史上的徐家彙》代序 給魏忠賢“造神” “紅夷大炮” 南明史的一部力作 十八世紀的漢學與西學 “空白”引出的疑問 答疑的難點 古老學術史的倒演 王學與西學 尊朱抑王的奧秘 南國漢學家的反應 漢學與西學的相關度 中世紀特色的回光返照 隔膜的心態 湯若望與楊光先 所謂《不得已》案 滿清首任欽天監正 帝師生涯 楊光先發難 傳教士內哄 滿洲權貴支持更愚昧一方 南懷仁怎樣告倒楊光先 關於清初的“中國禮儀之爭” “真理學”、“清官”與康熙 “一介不取”· 滿清盛世的“小報告” 年羹堯與汪景祺 附：汪景祺《功臣不可為》 戮心的盛世 附：上引《乙丙之際箸議第九》部分譯意 和珅案 附：清嘉慶四年正月十五宣布和坤二十大罪的上諭 在中世紀晚期的《三國演義》 講史小說豈是信史· 滿洲文盲權貴的教科書 荒謬的關羽崇拜 由清宮到民間的“三國戲” “你能抵擋他麼!” 馬純上和匡超人 《儒林外史》成書於乾隆初說 “以公心諷世之書” 馬二先生說“舉業” 文壇流氓匡超人 “匡超人高興長安道” 跋幾份“反洋教”揭帖 歷史的孔子與孔子的歷史 假孔子與真孔子 近代三種假孔子 “假作真時真亦假” 信言有征見真實 陽明學在近代中國 ——由晚清至民國的政見史札記 關於早年章太炎 ——章太炎著作按語一束 《明獨》 《讀<管子>書後》 《譯書公會敘》 《視天論》 《茵說》 《公言》 《原變》 《與梁鼎芬絕交書》 《<客帝>匡謬》 《征信論》 《駁<箴膏肓評>三書敘》 《<社會學>》 《序<軍>》 《駁康有為論書》 《原學》 《之道德》 《無神論》 《論諸子學》 《衡三老》 《悲先戴》 《哀後戴》 《與人書》 《復吳敬恆函》 《代議然否論》 《<齊物論釋>序》 關於晚年章太炎 ——就“五四”後章太炎思想的札記 唯物史觀在中國萌芽形態的歷史考察 ——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中世紀將復歸嗎· ——《知識價值》提出的疑問 跋  
朱維錚（1936—2012），江蘇無錫人，歷史學家、教育家。生前為復旦大學、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主任，從教52年。2006年獲德國漢堡大學榮譽博士，是漢堡大學授予中國人的榮譽博士，也是自季羨林之後德國高等學府授予中國人的個榮譽博士。朱先生治學嚴謹，功力深湛，眼光獨到，筆鋒犀利，具有深刻的現實關懷，是1980年代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倡導者、開拓者和建設者，治學範圍涵蓋中國經學史、中國史學史、中國近代史、中國思想文化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等多個領域，已刊論文及講演錄二百餘篇，著作十餘種，主持整理、編選和校注重要典籍近百種，《走出中世紀》等翻譯成英文出版，在海內外享有很高聲譽。  
1. “中世紀是從粗野的原始狀態發展而來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學、政治和法律一掃而光，以便都從頭做起。”我們不知道恩格斯在說這話的時候，有沒有研究過兩千年前中國那個短命的秦朝的歷史，可是這話確實好像在評論秦朝統一六國以後的作為。秦始皇從滅韓到滅齊，用了不過十年的工夫，在古代世界軍事史上也屬於輝煌的業績。但他能將六國變成過去式的地理名稱，甚至能縱容他的將軍把幾十萬俘虜在一夜間從肉體上消滅干淨，卻沒有能力消滅人們頭腦中的歷史記憶，消滅幾百年間形成的喚作諸子爭鳴的文化氛圍。善於利用君主心理以擊倒競爭對手的李斯，借機向皇帝提出了所謂“安寧之術”，即用禁毀圖書、控制教育等手段，“使天下無異意”。秦朝雖然很快覆亡，但它開創的中世紀文化的一大原則，就是想方設法防民之口，乃至不容在頭腦中異想天開，卻被中世紀的統治者競相采用。從漢晉到明清，列朝法典屢有修訂，歷代法網也有疏密，但以言治罪、論心定罪的相應律令名例，則從來沒有受到忽視或舍棄。不信，請看那繁密的“大清律”以及更加瑣細得可怕的所謂“例”。 不錯，這種中世紀的獨特安寧術前2世紀中葉以後，逐漸變得不那麼粗野了，表征就是儒術取代了，在文化政策上引出一連串反向變異。比如說變不準挾書為鼓勵讀書，隻要讀的是君王批準的聖經賢傳及其官方詮釋。比如說變以吏為師為以儒為師，隻要所謂的儒者通過政府的審查或考試被認作具備了教官的資格。比如說變禁止論政為允許諫諍，隻要諫諍者獲得奉旨說話的特權並且保證“思不出其位”。諸如此類，應該說替思想文化在中世紀的發展，開闢了某種蹊徑。但中世紀文化史不是表明，那非但是荊棘叢生的羊腸小道，還隨著儒術變得愈來愈精致而愈來愈將思想文化導向絕處嗎？因而，那種變異的相反取向，無非是采用另一種策略貫徹“使天下無異意”的文化原則，也就是人們習稱的殊途同歸。早在這種變異發生的初期，在把儒術提高到統治者格外尊奉的安寧術的過程中，公孫弘和董仲舒，分別從實踐和理論兩個側面，對此做出過重大貢獻。那貢獻，用司馬遷、班固都說過的一句話，便可概括，就是“以儒術緣飾吏事”。行事不妨摭拾秦律，包括號稱苛法的“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說話則必須奉天法古，就像董仲舒用《春秋》決獄那樣。 2. 君主專制，作為一種政治體制，猶如長在中世紀社會關繫的軀體上面的一顆腦袋。從秦朝末年到清朝中葉，二千年間，它曾經屢次被造反的農民所打爛，也曾經一再被入侵的“蠻族”所嘗試置換。因此而造成的周期性無政府狀態，或者導致頻發性前封建體制的復歸，在當時都曾使憂國之士喫驚與呻吟，似乎固有的腦袋從此失落。豈知它卻好比《西遊記》裡那個牛魔王的腦袋，即使一再被割掉，仍然會從腔子裡再長出一顆來。在中世紀的歷史上，既不乏深受君主專制迫害的農民奮起並取得或局部取得成功的例證，也不乏保留古老民主習俗的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並維護自己體制的例證，但還找不到那樣的例證，就是受害者沒有采取害己者的政體，征服者不曾接過被征服者的制度。乞丐璋造反成功，厲行君主專制遠王朝；三家村小學教師洪秀全率領農民手工業者起來革清朝的命，纔取得半壁江山，便很快忘記了自己信奉的“面前人人平等”的教義，在石頭城裡用新名稱恢復舊制度。至於征服者頑強保護本族政治文化體制，終卻把被自己所取代的勝朝體制當作的模式，例證也毋需遠舉，清朝便是。可見，除非中世紀的社會關繫已經發生質變，也即舊軀體已經或是瀕臨死亡，否則君主專制政體，也許會被整容，也許會有局部更新，卻不可能完全的革除舊貌，換顏。 3. 誰若留心晚明學術史的全貌，誰就不會不注意一個歷史現像，即前述利瑪竇的傳教路線，恰與王學由萌生到盛行的空間軌跡重合。 …… 從1595年6月到1598年6月，利瑪竇在南昌生活了三年。他或許是那個世紀現身南昌的頭一個歐洲人，沒想到並未受到預期的敵視，相反得到各類人士的善待。他受寵若驚，苦苦思索原因，於是關於江西知識階層乃至達官貴人何以普遍地待他友善的分析，便成了這三年他寄往澳門和羅馬的修會當局及師友的信札反復出現的主題之一。洋人居然通經書？想學點金術？欲知歐式鐘表的秘密？愛聽西洋數學的介紹？真想聆聽“得救的福音”？如此等等，他都想到了，唯獨漏舉這裡是王學的故鄉。 盡管利瑪竇並不懂得人文環境和思想傳統的互動關繫，卻不妨礙他和晚明入華的耶穌會士，在某種占優勢的思想傳統所籠罩的特定的人文環境中間，享有談論異說或宗教信念的相對自由。晚明王學宗派林立，競相標新立異，無疑與從陳白沙到王陽明都宣揚學術貴“自得”是一脈相承的。所謂自得，強調過度，勢必如章太炎在清末所譏，諱言讀書，乃至自我作古，割斷歷史傳統。然而在經歷了嘉靖朝長達四十五年的君主獨裁制造的思想高壓的歲月之後，提倡學貴自得等於吁求學術獨立，要突破腐敗統治的思想牢籠，當然也意味著向中世紀專制體制爭自由。按照邏輯，過度估計個人學說的性，必定導致對於《孟子》所稱“人皆可以為堯舜”命題的再詮釋，如王陽明承認“塗之人皆可為禹”，同樣導致承認陸九淵關於古今中外都可出聖人的推論，即凡聖人都“同此心同此理”，屬於普遍真理。利瑪竇入華，正逢王學解禁，正值“東海西海心同理同”理論風行一時，因而他傳播的歐洲學說，被王學思潮旺的南昌學者士人，當作來自西海古聖前修發現的新道理，是不奇怪的。 看來利瑪竇很滿意南昌的人文環境，不止一次地寫道：“我感到此地真是值得致力傳教的好地方”；“我相信在這裡一年的收獲，較過去整個十餘年在廣東獲得的還多”；“假使我能在南昌建立一座會院，我相信在這裡一年的收獲，將超過我十四年在廣東所有的總和”。 ^_^:d118c96000c2a56903876224c219ad45 ^_^:ce5be8621e715754be5bd977d24ef3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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