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悠久，因各種淵源，與周邊國家的文化交流也開展得較早。但若論彼此關繫的密切程度，則首推日本、韓國、越南三國，原因就在於這三國均引入漢字書寫繫統，受中國文化影響較深。封建時代，三國的官方文書繫統采用漢字，上層貴族和知識分子用以文學創作的也是漢字。因此，這三國留存的漢字古典文學作品，可能是除中國本土以外，數量最為龐大的。
但這些文學作品主要是詩和文，詞的數量要少得多。筆者曾就此問題與一位越南學者探討過，她認為越南古代的士大夫主要通過詩文來表達自己的情志，比較注重作品的社會價值，而中國的詞最初是配合燕樂演唱的小歌詞，基因中帶有較強的娛樂功能，因此影響了在越南的推廣和流傳。她的話不無道理，但我想這還不是全部，詞的數量少，恐怕還和詞的體制特點有關。詞就其本質而言，是一種詩和樂相結合的綜合藝術，具有依曲定體、按腔填詞的特性。唐五代和北宋時期，詞的創作主要依賴其音樂性，如果作者不熟悉詞樂，就很難自如地填詞。這對域外的作者來說，要求就比較高了。越南現存最早的詞是匡越大師創作的《王郎歸》（《阮郎歸》），創作時間是中國北宋的雍熙四年（九八七），背景是宋使李覺歸國。據越南《大越史記全書·黎記》：“覺辭歸，詔匡越制曲以餞。其辭曰：“祥光風好錦帆張。遷望神仙復帝鄉。萬重山水涉滄浪。九天歸路長。情慘切，對離觴。攀戀使星郎。願將深意為邊疆。分明奏我皇。”文中“制曲以餞”點明了這首詞的創作目的和創作方式，也說明當時越南詞具有與中國詞相似的功能，能侑酒而歌，具備很強的音樂屬性。日本的詞創作則產生更早一些，一般認為最早的作品是創作於嵯峨天皇弘仁十四年（八二三）的五首《和張志和（漁歌子）》，這五首和作是否采用按腔填詞的創作方式，需要進一步的文獻資料纔能證實，但其所作年份相當於中國的唐長慶三年，其時距張志和創作《漁歌子》僅四十餘年，這時期詞與音樂的關繫更為密切。可見早期域外詞與中國本土一樣，與音樂有較緊密的關繫，造就對作者的音樂修養與文學纔華均提出了較高要求。
當然，現存域外詞大部分創作於詞樂失傳以後，與音樂並無太大直接關繫，如夏承燾先生《域外詞選》中所選，大部分是相當於中國晚清時期的作家作品，隻有朝鮮著名詞人李齊賢是例外，但李氏所處時間相當於朝，這時即使在中國本土，詞樂也已經式微。隻是詞和音樂分離，並不意味著詞的創作就變得容易起來。詞和詩最大的不同是有詞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