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19世紀晚期至20世紀上半葉近代中國思想史浪潮在音樂觀念上的體現。在中西文化的衝撞中審視中國音樂思想史上的古今之變。

1 梳理中國近代著名思想家和音樂家的音樂思想觀點，如康有為、梁啟超、王光祈、鄭覲培、蕭有梅、劉天華……
2 在傳統、西學與當下三者的動態有機關繫中，審視中國近現代音樂思想與意識形態主流的關繫。

伍維曦（1979-），音樂學博士，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學繫教授、中國音協西方音樂學會副秘書長、理事。著有《紀堯姆·德·馬肖的<聖母彌撒>——文本與文化研究》、《誰的音樂？誰的古典？》；譯著有《中世紀音樂》等。

1自序
Preface

1導論 中國近現代音樂思潮發生的歷史背景與觀念語境
Introduction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context of conceptions for musical thoughts of modern China

1第一章 傳統音樂觀念的動搖與西方音樂文化的衝擊：從洋務運動到辛亥革命
First Chapter The oscillation of traditional ideas of music and the impact of western musical culture: from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to the Revolution of 1911

46第二章“天下中國”與“民族中國”在音樂思想上的交鋒：北洋時期
Second Chapter The conflict between “universal China” and “national China” in musical thoughts: 1912—1927

87第三章“國族”音樂觀念的確立：1828—1939
Third Chap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ity” in music idea: 1828—1939

119結語 在傳統、西學與現實的漩渦中：中國近現代音樂思想與意識形態主流的關繫
Conclusion Within a vortex of tradition, west and reality: the relation of modern musical thoughts and mainstream of ideology

134 參考文獻
Bibliography

146致謝
Acknowledgements

導論 中國近現代音樂思潮發生的歷史背景與觀念語境


近現代音樂思潮是中國近現代音樂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某種意義上，亦是該學科領域中最為精彩的部分。而近現代音樂史作為中國近現代文化史的成分，又鮮明地反映著自19世紀中葉以降，在三千年未有的大變局中，古老的傳統音樂文化邁向新時期的艱難過程；而在這一過程中，音樂思想領域出現的各種新動向亦成為傳統與現代、中國固有理念與西方舶來觀念踫撞與交融的指針與前驅，從中衍生出的種種“落後”與“先進”、“經驗”與“科學”、“反動”與“進步”、“民族特色”與“普世價值”、現實利弊與抽像理念之間的對立與交鋒，其實質也可以和其他眾多人文學科一樣，化約為“古今”之爭，即“前現代性”與“現代性”之間的差異。如果說近代以來，除了技術與物質層面的突變以外，中國文明最根本性的變化在於如何看待自身與他者的方式上，那麼近現代音樂思潮就從音樂這一人類文明的基本產物和需求這一文化角度，具現了古代中國向近現代中國的演變過程。
在漫長的整個中國歷史進程中，19世紀中葉無疑是一個關鍵性的臨界點，其重要意義要超過戰國之際和唐宋之交，這不僅是因為在中國社會內部，種種變化因素的合力正在促成某種根本性的變化，還在於整個世界形勢已經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趨勢：強有力的西方文明開始無情地衝擊古老的中華文明，一度雄踞東亞的古老帝國也不得不被納入到一個由他者所建立的世界結構與國際秩序之中。從1644年後開始統治中國的清王朝，盡管在18世紀晚期正處於空前的鼎盛，“但是到19世紀中期，它就證明是一個軀殼中空的巨人”。鴉片戰爭的失敗使中國統治階層和精英人士震驚於西方的堅船利炮，同時也使其意識到此時的中國和西方“在語言、思想以及價值觀念上的差異”。從洋務運動開始，中國人開始繫統地接受西方文明中素，以達到“師夷長技以自強”的目的，中國的領導者和文化精英看待自身經典文化的心態逐漸出現扭曲，以自身文明優越性為立足點的中國傳統文化觀念開始發生解體和嬗變：

當比較古老和變化較緩慢的文明在較現代和更有生氣的文明面前步步退卻時，中國知識分子和官員中一代先行者尋求改革的目標，並逐漸形成對於世界以及中國在這個世界中的地位的新的觀點。產生於季世的這種新觀點，不可避免地缺乏它以前的傳統觀點的一致性。隨著中央權力的衰落，思想領域的混亂增長了，隻是到了20世紀中葉，通過把馬克思列寧主義運用於中國的毛澤東思想，一種新的歷史正統觀念纔得以建立。

從晚清“華夷觀念”趨於瓦解直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包括音樂活動和音樂觀念在內的中國固有傳統在西方文化衝擊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種變化直接地反映了一種歷史悠久、曾經取得舉世罕有的驕人成就的文明與文化繫統在保持自我和求得生存之間痛苦選擇的過程。從總的趨勢來看，舊秩序不斷地（有時是強勢地）維護自身，但始終處於劣勢；而受外來影響生成的新思潮卻也很難順利地在中國土壤裡生長，不得不經常性地做出重大調整和妥協。這種“交相勝，還相用”過程直到今天還未完成，而它在近代中國歷史上所造成的巨大效能，也是中國近現代音樂思潮激蕩的背景和基礎。

一、中國古代音樂思想及其在近代之前的狀況
在從春秋至清中期的“古典中國”時期，音樂思想和音樂實踐之間經常呈現出巨大的差異。其中最為顯著者莫過於：相對於實踐層面的日常音樂生活的不斷發生變化和出現全新的事物，觀念層面的音樂思想繫統卻保持了驚人的穩定性和連續性——這在很大程度上也體現著中國社會結構和意識形態的某種超穩定性與生產生活實踐中不斷變化的細節之間的對立。在數千年的歷史進程中，盡管由外來遊牧民族的入侵和漢部族本身的遷徙、融合造成了極為豐富和多樣化的民間音樂種類，但卻很少影響到掌握話語權的文化精英——儒生和士大夫——對音樂的基本看法。中國自先秦時代，即有著相當發達而且從未中斷的音樂理論研究傳統（主要是樂律學和宮調理論）和音樂思想體繫（涵蓋哲學、審美、教育及宮廷儀式音樂建構等方面），且在中國傳統的學術知識體繫中占有固定位置。在西方近代學科概念傳入之前，這種學術活動主要是作為傳統的經學、史學及文藝理論（所謂詩學、詞話、唱論曲話等）的組成部分而出現，很少關注創作和表演等音樂實踐問題。作為中國古代音樂實踐中極具文化個性的古琴音樂則與文人士大夫在詩歌、繪畫方面的創造具有同步性和相通性；而在日常生活中流行的各種民間音樂（如明清之際十分繁榮的戲曲和說唱）盡管也受到一部分文人士大夫的喜愛，卻很難成為嚴肅的思想及學術活動研究的對像。在這種舊有繫統內，音樂不可能成為理論、創作和表演相結合的獨立學科門類（更不可能像西方音樂那樣，成為具有完整固化形式的“作品”），在社會日常生活中具有廣泛受眾的公眾性音樂形式，也不可能像詩詞歌賦和文人畫那樣被賦予較高的附加值，並像西方的歌劇和交響曲那樣成為主流意識形態表達和建構自身的重要手段。如果沒有西方文化的強勢介入，很難想像中國古代音樂觀念及學術模式會自然地發展成當今的樣態。

二、鴉片戰爭後第二次“西學東漸”對中國音樂生活及觀念的影響
近世西方學術、思想、宗教、藝術自明末傳入中土，利瑪竇與徐光啟等移譯西學典籍，使中土士大夫知道泰西學術文化之精微，此為第一次“西學東漸”。明末喪亂之後，自清初至清中葉，西學的傳入並未中斷，但其影響僅限於宮廷及部分士人。通過活動在北京的西方傳教士，中、歐文化在康、雍、乾、嘉時期發生了較多的接觸。但在一般士大夫的頭腦中，西方文化的印跡依然十分淡漠，在傳統的書院和官學校教育中，幾乎沒有任何西學的蹤影；在清政府長期奉行的閉關鎖國政策和重內陸、輕海疆的國防戰略影響下，在鴉片戰爭前夕，道光帝及朝廷重臣對於英吉利等西方國家的情況還處於相當無知的狀態。而至19世紀中葉之後，經歷了兩次工業革命、已經開始現代化進程的西方文明開始對中國產生了全面而深遠的影響；尤其是在以“自強”為目標的洋務運動開展和西方傳教士大量來華的背景下，盡管中國傳統社會中的音樂生活（包括日趨僵化衰微的各種宮廷和民間宗教儀式音樂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種娛樂音樂）還在不斷延續，中國人固有的音樂觀念和音樂學術活動也還保有強大的慣性，但在“睜開眼睛看世界”的趨勢下，已經出現了某些變數。尤其是洋務運動中引進的某些“奇技淫巧”（如袁世凱小站練兵在新式陸軍中組建的西式軍樂隊）和西方教會聖歌在中國信徒中的流行（也包括像上海工部局樂隊這樣最初由洋人組成的活動在租界的西方樂隊），已經使過去一直封閉自足的中國音樂版圖出現了裂縫（甚至連太平天國農民革命的領導者也創制了許多仿效基督教聖詠的群眾歌詠形式），為新音樂思潮的產生做了最初的準備。應該說到19世紀晚期，相對於西方經濟入侵對於中國廣大內地的自然經濟的影響而言，西方思想文化對於中國知識階層的影響則要普遍和深刻得多：“19世紀90年代是轉折點，當時西方的思想和價值觀念首次從通商口岸大規模地向外擴展，為90年代在士紳文人中間發生的思想激蕩提供了決定性的推動力。”

三、中國近現代音樂思潮的內涵與外延
準此，則中國近現代音樂思想所發生的環境、所面對的現像、所探究的目標和指向均與中國古代音樂思想有很大不同，也不同於與其在歷時性上相近的歐洲古典浪漫時期的音樂思想。中國近現代音樂思想史的內涵與外延，均植根於近代中國極為特殊的歷史進程與急劇變化的文化土壤。在此過程中，必須注意其與傳統的關繫、與西方的關繫以及與現實的關繫以及三者的踫撞交融所造成的中國近現代音樂思想的獨特樣貌。
就與傳統的關繫而言，中國近現代音樂思潮的引領者盡管大多具有不同程度的反傳統的傾向，力圖在引入西學的背景下，造成一種新音樂文化，但在有一點上卻與中國古代音樂思想並無二致：即這些對音樂觀念（乃至具體的音樂理論、學術研究及音樂實踐）產生過極大影響的學者和活動家，並非來自社會底層的普羅大眾，而是與古代中國儒生士大夫階層一脈相沿的文化精英（即舊中國普遍存在的士紳地主階級）。在這一階層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被從經濟上剝奪消滅、從思想上改造壓制之前，他們都一直是中國社會變革的主導力量，並牢牢掌握著輿論和話語權。故而，中國古代士大夫文人的慣性思維（尤其是注重音樂的社會功利作用；輕視實踐音樂的技術構成和審美效能）在這些新音樂思潮的提倡者身上仍然有著深刻的烙印。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理解為何同受西學影響而發生，中國近現代音樂思想卻呈現出與更加重視實踐創造和文藝理論建構的文學、美術思想的較大不同；同時也可以理解，何以1949年前後，除卻政權因素的影響，中國音樂思想界的狀況會呈現如此巨大的差異。
就與西學的關繫而論，中國近現代音樂思潮中當然含有大量西方素，並以此界定自身，有別於傳統。但就一種嫁接的學術體繫和思想觀念而言，其在新環境中成長的面貌及其與其原先的外來母體之間的關繫，往往取決於兩個因素：一為新環境中傳統因素的力量；二為從外來母體中所吸收養分的多寡。設以此觀之，則中國近現代音樂思想的獨特性至為明顯。傳統中國的音樂觀念與西方近代本來有著極大的差異，且其慣性又十分強大，要完全從別處移植到中土，本非易事（以佛教思想進入中國文化並最終“華化”為例，東漢至隋唐，歷經五百歲始告完成，個中崎嶇誤讀不勝枚舉）。而自晚清至民國，中國人士雖熱衷於負笈歐美日本，鑽研新學，但就整個中國知識界而論，有過完整西方學習教育經歷者，終為少數，其中如王光祈、蕭友梅、黃自等專力於西方音樂理論者更屬寥寥，而其回國後之社會影響力亦有局限；其餘熱心樂教者，雖一心向往歐美文明，欲以西化中，然而不過從二手、三手途徑理解西方音樂，再加上自身創造，探索試行之。故而，中國近現代音樂思潮中雖不乏振聾發聵的巨響，但究其實質，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素引入中國，是一個頗有深意的問題。中國學術，本有發揮創造、以經注我的傳統；近世國人學習西方，在一知半解之間，固有不少創新，但邯鄲學步者亦眾矣。此種情況，不但音樂界如此，政治、經濟、軍事、意識形態方面亦如此。百年之後，痛定思痛，檢討近現代音樂思想與西方的關繫，於此不可不深致意焉。
最後，無論傳統中國還是近代西方，現實因素始終是影響近現代音樂思潮主流嬗變的重要決定因素。而所謂現實因素對近現代音樂思潮的影響問題，無非體現在以下方面：晚清至民國政局嬗變和政體改易；中國近現代社會文化與思想觀念的不同發展階段。而就前者來說，其對於音樂思想的影響力實則有限，因為不論晚清、北洋、南京諸政府，使中國自強以脫於貧弱之境，均為其施政之終極目標，而此數代均極為重視學校教育和近代國民大學教育機制的培育，後者正是新音樂思潮發生的重要基礎和影響的主要對像；同時，近代中國中央政權大多處於弱勢地位，政府主導的意識形態建構相對於近代前、後，其力度是較為薄弱的，這使得音樂思想和其他社會文化思想一樣，基本上處於自生自滅和自我選擇的環境中，得以建立起一個相對自主的發生和傳播機制。因而，現實因素對於音樂思潮的制約主要集中體現在後者的層面上。在此，我們必須將近現代音樂思想視為近現代社會意識形態的有機組成部分來觀察，纔能理解為何音樂思想家所關注的方面，多集中在音樂本體之外的邊緣性要素上；而其對於西學的吸收過程中，對其他社會文化思想的注重反勝過音樂學術本身。

夫音聲之為樂者，尚矣。非止於樂，為藝、為術、為學、為教。先王之政，觀天文，綜人事，垂典謨，必興於詩，立於禮，以成於樂。周公承三代之哲闢，宮懸之制畢備，故稱郁郁之文而照臨於遐荒；孔子刪詩書、定春秋，而以王官教弟子，雖遭陳蔡之阨而不忘修樂於須臾也。是以禮樂為諸夏之神器，百王之大本，雖經顛沛板蕩，一俟河清，即振作復興。四隅八表，聲教所及，莫不尊行之。噫！禮樂之於天下，不亦貴而重矣乎。
爰及近代，朝夕滄桑，實巨變之都會也。純古之世，中外賢聖各秉志於天，其形遠而神似，文德之跡略而近之。待耒耜之業不行，西人既執其先鞭，我邦亦踵武其後，而桀宋自雄之姿竟倍之，是古今之驅除，儼然寇讎，而又借東、西對立之名以行之矣。辛亥前後，非古毀聖，不遺餘力，猶嚴父在庭，保訓日久，而生忤反之心，一旦外人間之，乃不以悖逆為罪，則滅裂焚毀，無所不至也。方其時，當陽九之危，臨分剖之局，黍離之嘆並於載馳之切，而欲洗滌政教以新民智、續國運，亦人之恆情也；然自開闢以來，未聞弒親以活己，背本而取末者。蓋天禍禹域，亦命使然。而今，親已不再，根本又失，孤茕自視，外人固不可與言，思及昨日，不勝號痛闢踊，欲追行三年之事而又不知五服之序。不亦悲乎！
餘治是編，每低回於中道之寡聞，嘆息於眾狙之易欺。蓬瀛有山鹿素行氏，嘗著《中朝事實》，時人皆以為妄，意其蹈《隋書》之故智。校之近代鼎革之慘酷，豈其有左氏先見之明乎？蓋無禮樂之化成，君臣之穆棣，雖河洛洙泗之間，不得自稱中國矣。試觀耶教、釋宗之後弘，豈在近東天竺哉。第得名教之本原、為仁義之藩籬，雖海表絕域，亦神州之不至澌滅也。
近世之倡國樂者，每惑於西樂之發揚蹈厲、宛轉百度，以為鐘刑天精衛之氣、發屈原賈生之哀，而視清和日用之故樂蔑如。夫匹夫之以頭搶地，亦足以有振動像魏之力，昔秦王之屈於唐雎是也。然脫無大義之所使，亦無異盜跖楊朱之徒。子雲：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彼以格致之邦，興虎狼之師，以弔伐之名，行兼並之實。終至五兵滅頂、四方解散，人心亦不可挽回，幸其古學未泯，文脈猶在，稍存大體而已。蓋巴渝、廣陵之屬可以發憤厭世，而不可薦宗廟、安社稷，西人已知其弊，而國人猶搴搴不之悟也。若遽忘根本，食其唾餘，非特不能彙岷江而入長蛇，更有懷山襄陵之禍。近人每附會西學而滅聖道，仿佛衣冠之化左衽，不知彼之至理實與我之淵藪相通。其人能分薪傳裘，枝愈祝而干愈強，遂收老樹新花之效。故雲：新學國樂之弊，非西之亂我，乃我之亂西也。
寰中洶洶，往來熙攘，君子居易，小人行險。儒者之道，固在窮事理之本源而明覆載之高廣。道之為一，其像有殊。今未必不如於古，亦未必勝於古。時局日新，百工日進。得一利必生一弊，有一得必遺一失。然時中之旨不變，蓋自往古而訖於終宙焉。三王既異絻輅，夏商不同收冔。若欲以井田之法辦兩稅之功，誠魯之陋儒；然若以公社之不得行而痛詆揖讓之心、朽壤大同之世，則將有率獸食人之虞而使堯舜文武之天下喪於一朝也。至於風雅制作，文質異觀。古不同於今，非不及於今也。且禍福存亡每相依如唇齒，其能正當下之勢而征於往昔，求一貫之道而向更化者，毋乃順天命而敬人事乎？方之他人，理何不然，奈何我輩棄絕之如遺履。
餘列敘九流，紛如謖下，惟得一完士，吾鄉王子是也。道之不鳴於當世，待人而不得其傳，此亦揚、王、韓、朱之所嘗遇，而間關苦學之常事也。餘不敏，欲紹其志而申先人之教，轉窺於媾亂之由，庶幾依違於淵深莫測之際。倉皇之謬，賢人君子，有以教我，餘固當恂恂而候之終日矣。

丁酉孟春西蜀伍維曦識於海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