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人一直從事詩歌創作，又在大學接受規範的學術訓練，這要比一般僅僅流於理論建設的學者略勝一籌，對詩歌宏大理論的思考中嵌入了一種扎實的對當代漢詩的語言學基礎，給此書帶來了極具穿透和洞察力的思考力量。
以詩歌寫作中的“歷史意識”作為闡述角度，對1990年以來的當代詩歌中具有的“歷史對位法”問題，“個人化歷史想像力”問題，對歷史鏡像的重塑問題等進行了描述與探討。作者本人一直從事詩歌創作，又在大學接受規範的學術訓練，這要比一般僅僅流於理論建設的學者略勝一籌，對詩歌宏大理論的思考中嵌入了一種扎實的對當代漢詩的語言學基礎，給此書帶來了極具穿透和洞察力的思考力量。

《修辭鏡像中的歷史詩學 : 1990年以來當代詩的歷史意識》以詩歌寫作中的“歷史意識”作為闡述角度，對1990年以來的當代詩歌中具有的“歷史對位法”問題，“個人化歷史想像力”問題，對歷史鏡像的重塑問題等進行了描述與探討，並對這些問題中所表現出來獨特的語言的精神癥候，修辭的技藝法則，詞語構成方式等重要詩學問題給以了總結與闡釋。書中所展開的論證方式並非編年史式的逐層掃描論述，而是選取重要代表詩人，重要歷史事件，熱點話題等為個案進行以點帶面的論證與剖析。

張偉棟，生於1979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獲文學博士學位，現為海南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曾獲北大未名詩歌獎，劉麗安詩歌獎。出版專著《李澤厚與現代文學史的“重寫”》（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詩集《沒有墓園的城市》（陽光出版社，2015），主編《中國新詩百年大典（第二十九卷）》（長江文藝出版社，2013），與人合譯《這裡不平靜——非洲詩選》（2010，世界知識出版社）。

第一部分：詩歌中的“歷史對位法”問題

第一章：當代詩中的“歷史對位法”問題——以蕭開愚、歐陽江河和張棗的詩歌為例3

第二章：當代詩的政治性與古典問題21

第三章：詩歌的政治性：總體性狀態中的主權問題43

第四章：對“個人化歷史想像力”的校對與重置54

第五章：“被詛咒的詩人”——關於詩歌地理學的一個反思73

第二部分：歷史的鏡像與精神癥候

第六章：有關詩歌的“當代性”問題——對第二屆北京青年詩會主題“成為同時代人”的討論85

第七章：“鶴”的詩學——讀張棗的《大地之歌》102

第八章：語調及其精神癥候——讀朱永良《另一個比喻》123

第九章：經驗的符碼：歷史鏡像與缺席之物138

第十章：挽歌敘事中的“歷史對位法”——讀張曙光的《歲月的遺照》158

第十一章：“在無詞地帶喝血”——閱讀多多172

第三部分：法則與行動的修辭

第十二章：知識考古學視域下的“海子神話”193

第十三章：孤絕的合唱與行動的修辭——對近十年詩歌的主觀觀察與簡短描述217

第十四章：詩歌觀念下的“技藝之道”——閱讀蔣浩230

第十五章：古典的法則與明晰詩意的生成——讀李少君《草根集》254

第十六章：詞語的戲劇——讀張爾《壯遊圖》272


附錄一：我與“朦矓詩”論爭——孫紹振訪談289

附錄二：記憶與心靈——張曙光訪談328

附錄三：“為鳳凰尋找棲所”——王家新訪談359

附錄四：還有多少真相需要說明——孫文波訪談378

參考文獻398

第一章：當代詩中的“歷史對位法”問題
——以蕭開愚、歐陽江河和張棗的詩歌為例

一、作為詩歌技藝的“歷史對位法”
“歷史對位法”，是很多學者閱讀荷爾德林的詩歌的一個基本思路，作為詩人的荷爾德林一生隻發表過七十多首詩歌，但其後期詩歌所建立的偉大詩歌模型，將幫助我們澄清詩歌的眾多隱秘源泉，其中的“歷史對位法”可以作為一項詩歌法則來認識。和我們今天流行的兩種與現實對位的歷史觀念相比較，一種是“賦予生活以最高的虛構形式”的超越歷史觀念，另一種是“介入”、見證和改造現實的歷史觀念，荷爾德林的這種帶有“神學”色彩的歷史意識似乎沒有現實的意義，因而容易被丟棄在浪漫派的廢墟，被當作歷史的遺跡。在我們這裡，因為前者宣稱，通過一種更好的想像和更高的虛構來幫助人們生活，生活應該來模仿詩歌，而不是相反，詩人“一直在創造或應當創造我們永遠向往但並不了解的一個世界，因為他賦予生活以最高的虛構形式，否則我們的生活是不堪設想的”華萊士?史蒂文斯《必要的天使》，見拉曼?塞爾登《文學批評理論——從柏拉圖到現在》（劉像愚、陳永國等譯，第34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在這裡，“審美”和“想像”對人的感性機制的調節而獲得的對政治的糾正和校準，被看作是改造現實最好的良藥。我們所熟知的80年代“美學熱”，對政治權威所監管的“感性生活”挑戰的成功，也就順理成章地使其成為我們藝術慣習之一，後經過90年代海德格爾主義語言觀念的改造，和歐美眾多現代主義詩歌語言實踐的夯實，而成為我們流行的詩歌標準之一；後者，介入的歷史觀念，試圖通過介入現實而改變現實，從而使生活變得美好，在我們的詩歌標準裡，介入式的寫作因此成為衡量詩人的道德感的檢測器，因為這種直接作證的詩歌，可以填補憤懣者的空虛感和無力的行動感。這裡面所抱有的期許是，當現實中的“黑暗”狀態開始詛咒個人的命運，並干涉個人改變自己命運的行動時，現實中就會出現與“黑暗”狀態相伴隨的緊急狀態，這種狀態要求個人去打破詛咒和干涉，直接作證的詩歌，就是在這裡介入現實的，往往有著憤怒、反對、批判、針鋒相對的面貌，並動用歷史的名義。這種觀念有著強大的歷史傳統和思想資源，比如儒家的“詩史”觀念，左翼的革命詩歌傳統，社會主義時期的政治抒情詩傳統，“新左派”的全球化理論資源，這些傳統和思想資源，在90年代以來的改革進程中，驚人地追上了我們的現實，並被我們作為現實接受下來，成為自我改造和現實改造的藍圖。它之所以被內化為當代詩的一個標準，也完全是出於這種現實的需要。
這裡的問題是，如何更真實地來認識這一切，如何更精準地去校準我們的詩歌意識，而不使其淪為派繫爭論的僵化觀念？如果我們承認，詩歌的寫作並不是那種單純地靈感迸發的迷狂行為，一種直接的“神授天啟”式的寫作，而是經過種種觀念和現實的“中介”最終對語言的抵達，正如黑格爾的思想所宣稱的，沒有無中介的情感和意識，我們對自己和時代的理解和解釋，都是經過這個“中介”授權和默許的，那麼我們所談論的詩歌意識終歸是一種歷史意識。荷爾德林當然在此也無權充當裁判者的角色，赫爾德當年反對將亞裡士多德的悲劇觀念當作普遍法則的做法，同樣適用於我們，但可以將其作為一個例子和參照，這個參照的基本點即在於將這一問題放置在“詩藝”的範疇當中來認識，也就是荷爾德林在《關於〈俄狄浦斯〉的說明》中簡略提到的，關於那些不可計算的，但需要確認和知曉其進程的活生生的意義，如何轉換為一種可以確定和傳授的可計算法則的技藝。在文學領域，真實的事情是，寫作總是朝向於對這種可計算法則的探尋，至於詩歌的修辭、風格以及其現實的功效，則是隨之而來而衍生的事情，所謂藝術上的進步，在於對這種可計算法則的添加或成功地修改、改寫。但這並不是那麼容易理解的事情，有時候我們理解一件顯而易見的事情，反而要困難得多，尤其在相對嚴密的詩歌體制內，技藝的問題被等同於技術的問題，“偉大的詩”的標準被所謂的新奇的風格、感人、有現實意義的“好詩”標準所替代的時候，“詩藝”因而被當作有著具體規定的實體性概念，而不是功能性的概念接受。
更加真實的事情是，詩人在他自己的時代，和他同時代人一樣，也要面對艱深難解的現實和幽暗晦澀的未來，也被籠罩在歷史的迷霧當中，就像1649年的彌爾頓一樣，一廂情願地將自己獻身給“黨爭”的事業，實際上也是歷史迷霧中的“盲者”，詩人永不會是歷史的先知，與他同時代人不一樣的地方在於，詩人在與歷史角力，試圖在歷史的裂縫中給出未來，盡管這種未來經常是一種回溯性的方式出現的。“歷史對位法”就是詩人們在歷史的迷霧中，向現實的討價還價和對未來的計算法則，其軸心則是當下的真正的歷史邏輯，正在展開的，塑造我們的現實和未來的具體法則。關於這一點，我們在伽達默爾對荷爾德林的闡釋中，可以更明確地看到：“荷爾德林的直接性就是對時代的直接性。他的本質基礎是由其歷史意識而決定。……荷爾德林的歷史意識更多的是當下的意識和對當下中產生未來的意識。……我們的詩人沒有一個像他那樣仿佛被未來的當下所吸納。未來就是他的當下，就是他所見的東西，並以詩文形式宣告出來。”伽達默爾《荷爾德林與未來》，見《美學與詩學：詮釋學的實施》（吳建廣譯，第23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著眼於這個“未來的當下”的詩人命運注定是暗淡的，這種對現實當下的拒斥和對“將來之神”歌詠的“非均衡性”，注定了詩人與當下的不相容，因為今天的人們試圖取悅這個當下的現實，“無論如何都鐵了心要去為他們的生存討價還價，不管跟誰。這是對生命和財產的頂禮膜拜。”雅各布?布克哈特《歷史講稿》（劉北成、劉妍譯，第7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而這樣的現實和歷史從來都是戰無不勝的，按照本雅明的說法，“它總是會贏”，它充滿詭計並且也依靠詭計。詩人惟有舍棄當下與未來的均衡性，舍棄“俗世諸神”與“唯一者”的平衡，“在舍棄中借力於真正歷史的邏輯，西方的全部歷史就向詩人敞開。歷史的‘深不可測的寓言’與希臘傳說的詩學當下走到了一起。”伽達默爾《荷爾德林與古希臘》，見《美學與詩學：詮釋學的實施》（吳建廣譯，第14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正如“對位法”在音樂中具有的結構性功能一樣，也就是將幾個旋律編織成一個整體的技法，荷爾德林詩歌中的“歷史對位法”，在於借助真正的歷史邏輯，從而發明過去和未來的“神學”維度，通過這樣一個維度，將歷史重新編織成一個整體。
我將以伽達默爾精心闡釋的《餅和葡萄酒》一詩，來繼續這個問題，在這首詩中，“歷史對位法”的取向就在於，這種帶有“神學”色彩的歷史意識，窮追當下的困阨，在當下的“黑暗狀態”和不到場的“缺席之物”之中，從大地上和具體的時間、地點上，尋找解救和救贖的力量，而不是跟隨教會裡的基督將大地廢棄，眼望上蒼。這種未來的當下意識，在詩歌中彙集在“夜”這一形像之下，“夜”像征著歐洲諸神遠離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對於未來，現實的計算法則，政治的或經濟的，不斷拖延這個“當下”的時間，精明的頭腦滿足於贏與虧的權衡，也不斷制造著“缺席之物”，“他們被鍛接到/自己的忙碌上，在喧囂的工場裡/他們聽到的隻是自己，這些野蠻者用強力的臂膀/拼命干活，從不停歇，然而怎麼干都/沒有結果，就如復仇女神，留下的都是可憐著的勞累”（《餅和葡萄酒》，吳建廣譯）。而詩人則以另外一種計算法則，已經熄滅的“白晝法則”，來權衡諸神遠離的困苦，並保存和傳達神的信息。伽達默爾對此的解釋是：“這就是詩人的使命：他是這個時代的領唱者。他唱出未來將要出現的東西。記憶演變成期待，保存演變成希冀”伽達默爾《荷爾德林與未來》（前揭，第26頁）。這種聲調對於今天的詩人來說，可能過於高亢，原因就在於它幾乎無法實現，它要價太高，我們現實的全面破產，注定我們無法支付這高額的索取，而以這樣的觀念來衡量今天的詩人，無疑也會被認定是在敲詐勒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