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圖書_修辭、政治與哲學：柏拉圖《高爾吉亞》講疏（1963年）（施特勞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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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特勞斯: ……那麼，簡要說明了我們為何應該閱讀柏拉圖之後，我們現在必須考慮如何閱讀柏拉圖的問題。我想，我們可以區分三種閱讀方式，分別相應於實證主義、歷史主義與我們可以稱為政治哲學的觀點。

那麼，實證主義的進路——這是你們所有人即使從未進過大學也都熟悉的進路——它僅僅從這個角度看待，比如柏拉圖：柏拉圖為當今的思想做過什麼貢獻？我想，所有流行的介紹都有這個特征，許多學術研究也一樣。但這種進路有一個巨大的缺陷。它理所當然地認為，當今的思想是一個判斷的標準。它不加批判地把當今思想絕對化。相應地，這種進路的特點就是，不假思索地用當今的概念去解釋柏拉圖或任何較早的思想家。這類概念有“價值”啦、“極權主義”啦、“奇理斯瑪”（charismatic）啦、“反動”啦、“進步”啦等等——這些術語在前現代的語境下完全沒有意義。人們可以非常簡要地說——已經說過不止一次——這種研究過去思想的實證主義進路是“非歷史的”。這是一個經常被使用的口號。這意味著，正確的進路是“歷史的”。現在，我們這裡就遇到一個有趣的問題，因為“歷史的”非常含混，我會做個簡要的說明。

按照通常的理解，一種歷史的理解，比如關於柏拉圖的歷史理解，首先意味著，按照它們自己的方式去理解過去的現像，而非按照它們在我們計劃用它們反對當今思想、當今社會的時候顯現出來的方式——像它們曾經所是的真實面目去理解過去的現像，就像一位著名的史學家所說，像過去的人們自己理解的那樣去理解他們。這是“歷史的”這個詞的原義。但這裡出現了含混。第一種理解形式相應於我所謂的歷史主義。它是這樣展開的：柏拉圖當然是個希臘人；他更是個雅典人；而且我們興許可以補充說，他是上層階級的雅典人；而且關於他，我們可以說出更多東西，正如說馬基雅維裡是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歷史地理解柏拉圖，意味著從希臘文化的角度理解柏拉圖，正如理解馬基雅維裡就意味著把他理解為文藝復興時期的人。但我們怎麼知道希臘文化和文藝復興？那麼，通過現代史學，包括考古學、碑銘學，隨你怎麼說啦，我們不得不基於這些關於希臘文化和文藝復興或其他什麼時期的現代概念去理解過去的思想家。我們可以說，這種理解是根源於（genetic）下述方式。我們想從希臘思想的母體出發去理解柏拉圖思想的起源——或從文藝復興去理解馬基雅維裡思想的起源。它也根源於另一種方式。我們不僅希望從希臘文化去理解柏拉圖思想的總體（en bloc）起源，而且希望理解這個起源的每個階段。換句話說，我們想找出柏拉圖從開始所經歷的發展（development）軌跡——如果我們能找到，從他隻有十五歲時就開始；很不幸，我們找不到——但從非常早的時候，比如二十或二十五歲，直到七十多歲，他死的時候。這就意味著，比如，在閱讀我們計劃在這個課上閱讀的《高爾吉亞》這部著作的時候，我們首先會特別關心這個問題：這篇具體的對話是屬於柏拉圖的哪個發展階段？最新的注疏本是一個英國人做的，多德斯的。如果你讀讀他的導言，就會看到，他壓倒一切的興趣僅僅在於，柏拉圖什麼時候寫了這篇對話。你萬萬想不到一個人能就這個話題說那麼多話。

現在，我要區分歷史主義者的進路與我所謂的“歷史的”進路。這樣做有點太謹小慎微，但我相信，這必不可少：像柏拉圖意指的那樣（as Plato meant it）理解柏拉圖。在運用這個步驟的時候，我們不可能從某種關於希臘文化的觀念出發。這種希臘文化也許是現代歷史研究的產物，而這種研究是基於所有這些考古挖掘之類的東西，它可能在歷史上比柏拉圖所想的要真實得多。但是，如果柏拉圖不知道它——如果柏拉圖不知道所有這些發展［或］他們現在完全揭開的無數東西——那麼，它對柏拉圖就毫無影響。再說一遍，希臘文化——這些觀念都是假想的構造。［它們］可能有很大的可能，但無論如何隻是假想。柏拉圖可能見過現代史學家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談論的同樣的現像；隻有柏拉圖看待它的方式纔是柏拉圖思想的一個要素。比如，伯羅奔半島戰爭。現代史學家們就此談了某些非常有趣的東西。但柏拉圖是不是像一個現代軍事或經濟史家一樣看待伯羅奔半島戰爭？因此，我們首先應該看柏拉圖如何看待它，柏拉圖是否認為它具有任何形式的重要性。也許——我們不能一開始就排除這種可能，即盡管柏拉圖不知道現代史學家挖掘的許多東西，但柏拉圖可能比現代史學家在總體上更好地判斷他那個時代或更早時代的現像。我們不能排除這種可能，因為智慧這種東西不完全取決於大量的信息。好。

另外一點：柏拉圖作品的先後順序。現在廣為接受的觀點是，我們大致上知道柏拉圖作品的寫作順序，因此，我們可以談論早期對話（我必須一開始就提到這種觀點，為的是清除它）、中期對話和晚期對話。早期對話差不多就等於所謂的蘇格拉底對話，也就是說，寫這些對話時，柏拉圖比後來仍然更多地處在蘇格拉底的影響之下。那麼，這裡的關鍵困難是這樣。讓我們假定，我們絕對確定無疑地知道柏拉圖多種對話的寫作順序。但這無論如何不能證明柏拉圖思想的先後順序。這個簡單的事情，肖裡（Paul Shorey）很多年前在芝加哥大學就說過，我們必須切實嚴肅地對待這個簡單的事情。換句話說，在寫某篇對話的時候，柏拉圖可以抽離他當時清楚知道的某些東西。出於這樣或那樣的理由，並非所有哲人都把自己的思想發展公開化（in public）。大家知道，這是說著名的德國哲學家謝林（Schelling）。他二十歲就開始發表作品，而他的所有發展階段都是一個關於公共知識的問題。還有些人在很晚的階段纔開始發表作品，並且有這樣明確的觀念：在這本具體的書裡，我沒有超過這一點。我們具有的任何證據都無論如何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我們沒有柏拉圖的日記本或筆記薄，所以我們不能說，“哈！今天他寫道：下午兩點，我第一次考慮這個問題”。我們絕無這樣的知識。但最重要的問題是，對作品順序或思想順序的關注，使我們的注意力偏離最重要的事情，即單獨理解每篇對話本身，並嘗試看看柏拉圖想要告訴我們什麼，這比柏拉圖什麼時候（when）在什麼健康條件下寫下這篇對話等等問題更重要無數倍。這種非常得勢的研究，在根本上是基於一種我以為純屬異想天開的觀念，即以為像我自己這樣的人——學者，根本就很平庸的人——就能夠測度像柏拉圖這樣的天纔的可能性，柏拉圖在某段時間可能或不可能想到什麼或沒想到什麼。所以，我想我們會完全不理會這種進路，我們會做非常簡單的事情，即人們從前嘗試作為主要和唯一的事情來做的，即去理解。隻要值得知道，值得理解，我們就學習它。但要了解過去某種文化或那種文化主要代表柏拉圖的某些信息——這純粹是次要的事情，沒有任何哲學趣味。

然而，這裡出現了另一個外在的或［方法上的］問題。我們應該如何學習柏拉圖？讀他，那是當然。要是能學習希臘文，那最好不過。如果不能，就讓我們試著搞到［最好］可能的譯本。這很明顯。就柏拉圖而言，困難源於這個事實，即柏拉圖不像比如亞裡士多德和幾乎所有其他政治哲學家那樣寫作。亞裡士多德的《政治學》是一篇科學的論文。柏拉圖沒寫過任何論文。柏拉圖隻寫對話。因此，《王制》等等，這些全都是對話。這就迫使我們以不同於其他偉大作家的方式閱讀柏拉圖。那麼，柏拉圖隻寫對話，這意味著什麼？這意味著，柏拉圖從未以他自己的名義向我們說話；總是某個其他人在說話。那麼，為了消除這個困難，人們經常采用的方式是這樣：柏拉圖固然沒有話說，但他有代言人蘇格拉底，你隻需要聽蘇格拉底的，那是一回事兒。但這完全不是一回事兒。原因之一，蘇格拉底不是柏拉圖唯一的（ongly）代言人；在某些對話中，有其他代言人。其次，它仍然沒有消除這個問題：為什麼不用論文的形式呈現某種教誨？為什麼用這種笨拙的對話形式？因為如果柏拉圖這樣做隻是為了玩點花樣來娛樂那些討厭嚴格的哲學或科學論文的人們——那就不是想當然的假設。柏拉圖為什麼隻在對話裡呈現自己的教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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