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圖書_大夏書繫·教育的十字路口（修訂版）

精彩書摘

教育就存在於生命之中P146
一
一個溫和的人在思考自己的溫和時，也有一種隱約的不安：溫和是一種謀利的伎倆嗎？如果不是，溫和顯然是一種文化的弱勢，遠離力量、激情和鋒芒，甚至有一種缺乏想像力的意味在裡面。所有的對比，在這個時代，都使人容易向往自身擁有一種強大的能量。我們是經常坐臥不安的一群人，不是因為睡眠不佳，而是，我們總是要個不夠，太多的匱乏和匱乏造成的可怕的經驗，讓我們永懷饑餓和對饑餓的恐懼。當我們試圖把握自己時，我們既是含糊的，又時常有一種你意想不到的鋒利。我們會說，這樣的迷惑不解也不時困擾了心靈的安靜。
溫和不單是一種文化品格、一種教養，像人們常說的禮節、風度，溫和可能也是某些人與生俱來的東西。誰知道呢，“他就是那樣”，他身上總是有著最大的關於個人性的秘密。的確，人所以成為人，你可以找到無限多的依據，說得明了一點就是那些普遍的人的屬性。
說起來正是這樣的對人的信心，使我們把探究人變成了一種科學，變成了日常工作，今天這也已成為常識。但是有時某種消極的思想，仍會強調，對人的某種個人性的無知是必要的，這樣的無知或許也是一種尊重，也有助於人用自己的方式去守護自己，由此他就可能同時發展了自己。過量的追問與好奇，也會引起很多的不安，也會使人對自己產生一種被動感：似乎我非要參與到“公共生活”不可，非得敞開與接納不可。尼采說：一個被完全理解了並被歸納成一種知識的歷史現像，對於知道它的那個人來說，是死的。我更看重的，則是某種心靈與生命的神秘性、不可知性，因為隻有如此，它纔是有欠缺的、不完備的。或許它時時能夠從中變得鮮活，它是從自己的不完備中汲取了滋養，它有屬於自己的成長的空隙。
總是隻有少數人，既知道自己活著的目的，又具備了普遍的遼闊的對他人對其他事物的關懷，這樣的判斷不是從統計數字中得到的，而是我們“想一想”大概就能知道了。不管怎麼說，所有優良的品質都是讓人心生敬意的，甚至心生感慨的。所謂的敬意來自我們對高處和遠處的仰望，我們總是多少知道一點優質人生對一個人構成的吸引力。那麼我們為什麼又要心生感慨呢？我常常要把某種奇跡首先歸功於命運。正因為太多的不可解、不可思議、無能為力，造就了生命不同的樣貌和差別，我們接受並試圖在理解這樣的各不相同時，就不單是對命運的屈服，而是，完全有這樣的可能：我們也生活在命運之中，我們把命運作為了理解的前提和構造世界的依據。我們生命中便有了一種自見力，這種基於愛和懷著愛的幻想的自見力，或許有助於我們對自己生命的再創造。
教育就存在於生命之中，我們大凡可以從生命中聽出、看到或者描摹出教育的某種形像、態度和形式，同時我們也是從自己的生命中印證、參照、校正這些所謂的教育的。比這更困難的是，生命從來就依存於具體的時代，生命又總是個體的、動態的，教育也因此而變得靈動不居，復雜異常，所以任何簡單、獃滯的言說總是容易被引入歧途，任何“深信”也總會惹上麻煩。教育中的愛既是質樸的，發自人的本心；又是被激發出的，明察秋毫、深思熟慮的。教師在從事這樣責任重大的工作時，既需要原初的端正，更需要用心的、持續刻意地使自己“變得”更有這樣的愛的智慧。
同時，我們始終還必須清醒地意識到這樣的自我提升並非在真空或比較純淨、“最適合教育”的狀態中進行的。可以肯定的是，教師也需要成長，教師的成長總是更困難。教師既是引領者，他所有的行為勢必要特別謹慎、自覺纔行；另一方面，無論我們怎麼自覺，也都難以使我們變得更有自知，更善於自變，而不斷添加的各種復雜的壓力，隻會使教育工作變得更為麻煩，更難見成效。所以，很多時候，我們說到教育，會馬上想到教育是難的，教育是一種麻煩，無力，無用，甚至教育本身就是反教育。
說教育是慢的藝術，已經飽含了對教育的信賴與祝福。但是，就是這樣“消極的積極”，其實也難以在喧囂的時代，引起更多人對教育審慎的思考。在持續的匱乏和獨斷論盛行的時代結束之後，人們會普遍喪失從容與耐心，這幾乎是社會發展的規律。今天我們能夠做的最為重要的，往往就是最為簡單的工作：從頭開始學習常識，傳播常識，踐行常識，一點一滴地使自己變得正常一點，讓我們從饑餓、恐懼、貧乏、仇恨中漸漸掙脫出來，變得更有理解力、更有包容精神，也更從容一點、耐心一點，想來已經善莫大焉了。
在教師的職業本分中，思考力一定會被放在至為重要的位置。我們生於“這個時代”，我們從事著幫助一個個生命變得更為美好的工作，思考卻往往使我們無法快樂。這個神聖的職業，充滿了無數難以通融、穿越的悖論。也可能，解脫與超越總是更了不起的。我們不妨就用意於使自己更豐富、更開闊一些吧，一望無際的光輝意味著什麼呢：贊賞性的工作，專注的體驗引起的忘懷，人生在忙碌和驚訝中過去了。
不過，很多時候我會從對某一件事或某一狀態的思考中，突然領悟到自己的不安全感。有趣的是，這樣的不安全感在我身上並不是持續存在的。因此我並不長陷於驚慌與緊張之中。即使這樣，我仍然知道自己的麻煩所在。我一定受過很多的刺激，有過令人沮喪的童年，我從陰影中走到光亮之下，我生命的底色是灰暗的。
“改變”是一個消極的詞，當不適應、不順利、不自然時，這個詞就出現了。如果說到教育，更恰當的詞應該是“保持”和“復歸”。我以一種天真的想像力，去想像人性中有一種最好的東西原先在人身上是存在的，隻有這樣說時，那兩個詞纔顯得格外有價值。由此持續推導下去，我緊接著要說的就是在教育中總是包含著無條件的愛，這是教育的依據和原動力。它不是注入和強加的，它是一種在自我發現基礎上的用心培植。它植根於信仰，並成為其中最有活力的一部分——很多時候，我不會急於找尋任何的辯護詞，對自己的生活，任何的辯護又有什麼意義？我更願意用一種嘲諷的眼光來看待自己，也願意始終生活在自責之中。說起來，有些領悟也是早就出現了，自責不是一種情緒，而是，我知道自己的問題所在。
我大概是詩人聶魯達晚年詩歌中寫到的“總是自己”的自己，無論出發與回溯，最後一定是回到“自己”。我所有的力量都與這樣的專注有關，所有的歧途與局限也始於這裡。我無法擺脫的困擾中，有一條是這樣表達的：我一直是“晚年中國”的病人。這個晚年中國越來越多地讓我產生末日感，末日不是突然到來的。末日不是“人皆有死”，而是沒有出生的人也死了。所有的記憶、眷戀、想像同樣毫無例外地突然湮滅了。正像一位極端的思想家所說的那樣，今天“不應該死的人是很少的”，“但他們卻死了”，而“大多數人”仍活著。這既是事實，也是末日化生活中一種普遍的景像。
在大多數情況下，我的詞典裡從未出現過“應該這樣”之類的說辭，我也真不知道自己所受的是什麼樣的言語訓練，我最為熱衷的工作始終就是“自我偏離”，最直觀的理解就是我更願意始終保持對自己的懷疑，我在自己的內心居無定所。
當夜晚到來時，思想者的樂趣不過是窗戶、燈光、練習寫字的本子。看著自己的字跡，我常常會懷疑自己白天所承擔或者以某種方式承諾的責任，我不大可能把自己想像成這個時代的“先到者”，當然我也並沒有任何理由與可能“晚到”。有時，我明白一些事實，一些不可改變性，它就是“隻能這樣”，這不是一個陷阱，這裡更像適合我們睡眠的地方。我即使說知識是無用之用，我都已經對知識做了誇大。
這些矛盾根植於可怕的心靈。翻來覆去的態度使常識也變得不可靠。當你試圖駁斥這樣的言辭所造成的虛無感時，很容易被激怒，因為這裡所呈現的隻是幻像，而不是事實。價值當然隱藏在無數的事實之中，但是你已明白，所有的尋找都是徒勞的，這是一個隻會引人陷於歧途的時代，這個時代未來比過去死得更早也更難堪。
我必須是怯懦的——我常體驗到生命這樣喪失勇氣的存在感。
二
這個國家最有天分、最具革命性的思想者為傳播常識以身犯險，以至於完全被噤聲。這又成為一種對生活的簡單認知。他們的敵人卻已蛻變為毫無面目的利益共同體。也隻有在利益之中，謊言不斷地自圓其說，並獲得一種更有效地鉗制思想的利器。今天我們所有的恐懼不是首先源於此嗎？我們甚至在越來越甚的恐懼中，內心也變為腐敗、晦暗，找不到生命因為對遠方的瞭望而理應得到的光明。一個民族往往會因為現實無限堆積的窘迫而使歷史上無數的先人都不得安寧，他們仿佛也成了負債人。於是我們生命中也有了越來越多的空洞，既被歷史拋棄，又帶著歷史的原罪進入其實毫無希望的新生活。
當我明確表達一種沮喪時，我心中是有過緬想的。不復存在，喪失，出現意外，不能如期而至，悖謬，類似的體驗轉化為散亂的思想的結晶體，時間久了，你又會說這又有何益呢，在何處曾經確證過碎片般生存的價值？你說到理解時，就是理解嗎？如果我們把自己的視線從時代、從人類，逐漸收回到自己，這樣的理解力既是可以“理解”的，又是一種失敗的標志。那些最優異的思想者想必也是極度自戀的。他們最終總是以自己來構造對世界的想像。可惜，在今天，幾乎找不到有如此生命強度的人。也隻有那些極罕有的人，能夠耐心地為真理而活。剩下的問題就是，他是一個難以被發現與接納的，一個異乎尋常的存在。
一個不像是麻煩的麻煩，今天我們無須任何的說辭就足以把自己放置在為所欲為的狀態，這又是一個好的時代，隻有不斷更好的時代。因為眾所周知的理由就是匱乏、恐懼必然導致創造力的喪失，當創造力喪失成為普遍現實時，我們就無需為創造力承擔任何的責任，放任自己，半睡眠狀態被描繪成了某種相互模仿的時代性的精神特質。“很髒，很亂，很快活”，“唯一的罪惡就是不能過得比原來更好”。任何淺薄的謊語都能派上大的用場。我們的教育就開始於這樣嚴酷又有效的訓練。
有時，離奇的矛盾幾乎要壓垮了一個人，那是一個傾聽先哲聲音又注視著自己腳下的人。他也是一個未完成的人，一個半成品。首先他對自己的“成人”，就抱著最大的懷疑。這種懷疑引發了對生命和文化的虛無感，這一點也無可指責，因為它就是一種普遍狀態。“不寄希望於過去，更不寄希望於未來”，這樣的“現實感”會使人蛻變為一個“活物”，最強大的力量都用來去感受和“生成”現實，依勢而活，活得不三不四，因為生命中早就失去了真氣。由此，你也可以明白，我們多麼容易服從了現實的殘暴統治，從個人的有限性和無力感中得出現實的不可改變性。所有極端的統治，都渴望著時間的勝利，時間摧毀了耐心和激情，時間宰制了所有的想像力。
因此，在所謂的“渴望”中，有一種不為人知的荒謬，“渴望”免不了倒向虛無。時間太強大了，時常它總能用最快捷的方式撲向你，使渴望變成了無望，變成了零散，變成了“原來如此”。
而我信賴的思想者哈扎拉爾，由此而感慨地說：“絕望之為絕望，是在於它的停止狀態。在那裡仿佛一切都到頭了。”生活中需要有一種回轉的藝術，“真正的絕望是對生活的絕望，你有時會濫用了對思想的信賴”。哈扎拉爾不關心誰能活得太久、誰最終能夠得勝，“所謂的偉大，其實就是進入絕望又能夠從絕望中逃脫的藝術。”“所有極端的思想家都不可能活在世俗的榮耀中，思想的純度正好與生活的歡愉度成反比。”哈扎拉爾說自己不想成為教誨者，盡管這是巨大的誘惑，他對自己的描繪是願意在於世無補中“自成一格”，“這一格”大概也包含了對肉體歡愉的某種敬意。
哈扎拉爾還有另外一個見解是他願意反復闡述的。“一個人最難的是如何穿過自己內心的黑暗，這樣的黑暗之豐富、龐大、堅硬都是難以想像的。人所有的命運感、奇怪的挫折、離奇的體驗以及生活中所有的喪失都會凝聚成生命中最奇妙同時也可能是難以化解的心靈的障礙。人的任何反常反應都可以在此找到因由。”我前文談到的“自見力”，我一定說得太輕易了一些，其實人纔是自己最大的蒙昧和歧途。人是自己的反面，人必須有引導者，大多數人會把這個引導者概括為：宗教和大自然。
三
這些都是多麼灰暗的詞彙：沮喪、懶散、冷漠——現在我探究的不是這些詞如何成為這個時代的某種精神寫照。如果我思考，就會有深深的糾結和疼痛感，我用一種還原的方式審視自己的狀態，我發現自己不可避免地成為一個偽善者。
這裡說的已經是一種過去時，盡管一切遠沒有終結。偽善謀取的首先就是某種安全和平靜的生活，其實更讓人懼怕的狀況是，這是根本無從選擇的必然，看看我們的學校，看看從頭開始的被宰制的生活，所有精心的算計都轉化成了細密的控制與規訓。我們甚至越來越喪失精神的被侵犯感，精神的淪落同時導致活力的消失，可控制、可操縱、可役使，目光逐漸轉入所謂的個人私生活領域，一個人一旦脫離對社會的關懷，以及由自身命運而引發的對人的普遍命運的憂思，人就穿上了堅硬的與世隔絕的鎧甲，人成了一件消費品，一種“無害”的草本植物，一個無個人性的活物——同時，與之相伴的是更嚴重的社會危機，一個精神麻木的社會，腐敗、墮落定會日趨嚴重。那麼，反過來，一切又成為每一個人的危機。
我們普遍深切地經歷與承受著這一切，同時更加順從地理解自己生存的處境。偽善已經不是什麼罪過，所有的屈辱似乎都能獲得某些補償。權力為鞏固自己的利益而疲於奔命，所謂的主流與正統逐漸成為謊言的代名詞。據說上海世博丹麥館的牆上寫著：我們不祈禱，因為我們彼此信任。我們要寫下的則應該是：我們不祈禱，因為我們誰都不相信。在社會秩序與人和人彼此關繫中，不相信成為首要的考量。一方面，權力制造和利用了不信任，同時權力也從不信任中開始坍塌，它必須不斷加大各種維持、防範、修補所必須付出的代價。而透過這些表像，我們則看到這一切實際上是一種惡的循環，一種崩潰的日漸加劇，誰也無法預見它的未來。恐懼和冷漠成為隱藏在日常生活背後的關鍵詞。
我所體驗到的不就是來自自身與這個時代的獃滯嗎？我們一心生活在這樣的時代，既是守夜人又隻適於這樣無盡之夜。我仍想在說出感謝的同時，繼續自己沒有任何意義的緬想。
曾有位朋友問我：“當你寫不出文字時，你會怎麼辦？”他關心的大概是像我這樣沉思默想的人一定要找一些文字的事來做。其實沉思默想纔是我最大的事，所有這樣的工作都隻是一種習慣。現在我已經做得不大好了，我說的太多的話已經漫延開了，我也時常受這樣的生活支配，仿佛把自己交給一個我畏懼的對話者，我對他一無所知，同時又在空氣裡尋找他所給我的啟示。我正受到他的一些恩惠。
我越是無法清晰地把握自己所喜愛的事物，越是要持續地思考這個可能的存在，去經歷聚精會神後的疲倦，感受生命日漸衰老帶來的茫然和失落。一個人的幸福完全來自他自身，他對幸福的期待，他服從事物內在原則的能力，他能夠使自己變得毫不猶豫，服服帖帖，他的堅定、明確與寬廣。
我發現自己一直置身於失敗與無所歸依的循環之中，在微小的事物中我可以體驗它的詩意，卻無法使自己建立某種信任，我太在意與生俱來的沉重了。每個時代，人們想到自己所過的日子，表情都會有點虛張聲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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