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列奧·施特勞斯在中國的興起和傳播是漢語學界的重要思想事件，也是中國學術界以自身的問題意識進入西學研究的一個標杆。

2.《論施特勞斯》以中國背景和中國問題為導向，對列奧·施特勞斯思想進行繫統研究，是“施特勞斯熱”的一種冷靜。

施特勞斯是誰？他究竟有怎樣的魅力和能力，得以在社會科學研究的洪流中，堅持古典德行的超過？近年以來，隨著中國施特勞斯熱的興起，關於其人其書其脈絡淵源的研究也層出不窮，不過轉渡的、引介的多，原創的少，學樣的多，究竟於中國背景和中國問題的少，少之又少。
《論施特勞斯》為中國漢語學界原創的，以中國背景和中國問題為導向的施特勞斯思想研究作品。篇幅不長，然而問題精到，闡述清晰，頗能開宗明義，直探其核心要旨，並在此基礎上，對施特勞斯思想在中國未來的進路與前景有深刻的反思。
作者陳建洪，南開大學哲學繫主任，浸淫政治哲學與施特勞斯思想經年。《論施特勞斯》的出版，必將推動中國政治哲學研究的深入，推動漢語學界積極轉化施特勞斯的古典研究於中國意識、中國語境、中國問題之中。

陳建洪，1973年生於浙江瑞安，1996年獲北京大學文學學士學位，1999年獲北京大學哲學碩士學位，2006年獲比利時魯汶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現為南開大學教授，任南開大學哲學院副院長。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纔支持計劃”、“南開大學百名青年學科帶頭人培養計劃”等。擔任中華全國外國哲學史學會常務理事、中國現代外國哲學學會理事，並任多種期刊和叢書編委，2013年至今，為韓國Aporia Review of Books專欄作者。著有學術專著多部（《論施特勞斯》、《耶路撒冷抑或雅典》、《思緒現代》等），發表學術論文（包括英文論文）數十篇，主持教育部、天津市和南開大學科研項目多種。

前言
一、施特勞斯其人其作
二、關於施特勞斯的兩個神話
三、耶路撒冷與雅典之爭
四、政治哲學、隱微論與文明理想
五、施特勞斯與三種政治理念
六、哲學的天真與危險
七、施特勞斯的否定哲學
八、關於施特勞斯的兩種誤解

施特勞斯其人其作
施特勞斯（Leo Strauss，1899—1973），德裔美籍猶太人，前半生（1899—1937）在歐洲，後半生（1937—1973）在美國。哲學背景方面，受學於新康德主義的馬堡學派，也心儀新康德主義大家柯亨（Hermann Cohen），但更服膺現像學派，尤其海德格爾一支。親身聽過胡塞爾和海德格爾的課，尤其對海氏贊賞有加，直言高出新康德主義集大成者卡西爾（其博士論文導師）、希臘思想研究專家耶格爾（Werner Jaeger）和社會科學思想大家韋伯。
作為猶太思想家，其學問起於猶太脈絡，研究其猶太先賢斯賓諾莎的宗教批判思想。這也是其第一份工作的研究主題，工作單位是柏林的猶太思想研究所。因資金問題，這個單位沒幾年就面臨關閉，施特勞斯也因此面臨失業問題。起步期間的研究成果，也就是施特勞斯的處女作《斯賓諾莎的宗教批判》。其中，也涉及斯賓諾莎的啟蒙同儕霍布斯的宗教批判。1932年，施特勞斯為施米特的代表作《政治的概念》寫了一篇長書評，在贊許前輩學者的同時，也從哲學角度批評了施米特，認為其政治概念未能擺脫現代政治哲學的牢籠。這篇書評引起了施米特的注意和重視。因此緣份，施米特應其要求寫了一封推薦信，使施特勞斯獲得了洛克菲勒財團提供的獎學金，轉赴法國從事研究。於是，納粹上臺之前，施特勞斯已然離開故土，真是一個猶太學者的幸運。
在其斯賓諾莎研究的基礎上，施特勞斯轉而考察斯氏之啟蒙前賢霍布斯以及其中世紀理論敵人邁蒙尼德。在法國期間，施特勞斯與新托馬斯主義學者有所接觸，如馬利坦。但是，最為密切的朋友無疑是俄裔猶太人科耶夫，也是其終生重視的思想對手。約兩年後，轉赴英倫研究霍布斯，先倫敦後劍橋。其研究成果，頗受巴克爵士（Ernest Barker）賞識。施特勞斯在英語世界出版的第一本書，也就是《霍布斯的政治哲學》（1936年），初版時就附有巴克爵士所作前言。停留英倫三年，施特勞斯再次面臨就業問題。其間，施特勞斯面臨著三種可能性。首先，他最為心儀的落腳點是英格蘭本身，然而也是最沒有希望的。其次是耶路撒冷大學，也是他抱著最大希望而且下了最大功夫的目標。為了耶路撒冷大學的教職，施特勞斯出版了與猶太傳統主題相關的《律法與哲學》（1935年）。那段時間，施特勞斯與耶路撒冷大學教師、後來的猶太教研究尤其是猶太神秘主義研究大家肖勒姆（Geshom Scholem，又譯索倫）保持著非常密切的聯繫。然而，耶路撒冷的職位最終給予了施特勞斯在柏林的上司古特曼（Julius Guttmann）。耶路撒冷教職申請失敗之後，施特勞斯在劍橋繼續研究霍布斯。最後，英國研究期滿之時去了美國，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人生坎坷，世事難料。最初對施特勞斯完全沒有吸引力的美國，卻恰恰成就了這位來自歐洲的猶太思想家。當然，這位思想家也為美國留下了一份富有爭議的思想遺產。
1937年，施特勞斯踏上了美利堅之路，在哥倫比亞大學度過了一年的臨時教學時光。而後，他聘任到了紐約的社會研究新學院。這所1919年建立的新學院，收留了諸多來自歐洲的流亡猶太知識分子，一度著稱為“流亡大學”。在那裡，施特勞斯差不多獃了十年有餘。布魯姆曾經區別了施特勞斯思想發展的三個階段：前施特勞斯的施特勞斯(PreStraussian Strauss)，也就是發現隱微寫作藝術之前的施特勞斯；成名的施特勞斯（Straussian Strauss），也即通過發現或者重新發現隱微寫作藝術並且因此聞名的施特勞斯；解放了的施特勞斯(Liberated Strauss)，和柏拉圖、色諾芬、阿裡斯托芬、修昔底德等古人一道思考，以回歸古樸的天真和洞見。換句話說，成名的或成熟的施特勞斯也就是施特勞斯確立自我特點和思想路線的時期。社會研究新學院十年時間是成熟期施特勞斯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段時期出版的兩部重要著作《論僭政》（1948）和《迫害與寫作的藝術》(1952)，可以說宣告了施特勞斯式政治哲學的成型及其理解政治哲學史的獨特方式。因為這十年的積累與貢獻，施特勞斯纔能於1949年獲聘芝加哥大學教授職位。如今，大家都知道芝加哥大學的施特勞斯。事實上，沒有社會研究新學院的施特勞斯，就沒有芝加哥大學的施特勞斯。
1949年，施特勞斯獲聘為芝加哥大學的政治科學教授，並於該年底在芝大做了六次繫列講演。這些講演便是施特勞斯的代表作《自然正當和歷史》的底本。自此，施特勞斯在芝加哥教學和研究近二十年，絕大多數重要著作（如《關於馬基雅維利的思考》和《什麼是政治哲學？》）皆完成於這一時期。1967年底從芝大退休之後，他被加州克萊蒙特男子學院（現克萊蒙特學院）聘為政治哲學教授。1969至1973年，施特勞斯為聖約翰學院的傑出駐校學者，並終老於斯。從芝大退休後，施特勞斯又完成了兩本論色諾芬的著作和一本解讀柏拉圖《法律篇》的著作，而其臨終編定文集《柏拉圖式政治哲學研究》亦主要完成於這一時期。
1973年10月18日，施特勞斯卒於安納波利斯。
生前，施特勞斯總共出版13部著作。如果算上生前寫好、死後出版的兩部著作，則總共出版15部著作。此外，施特勞斯還與克羅波西（Joseph Cropsey）主編了一部影響極大的《政治哲學史》。此書出版之後，就取代了薩拜因（George H·Sabine）的《政治理論史》，作為政治思想史的新型教材。按照布魯姆的劃分方法，施特勞斯的著作也可以因此分為早、中、晚三期。
早期著作包括在德國和英國期間出版的三部著作：《斯賓諾莎的宗教批判》（德文，1930）、《哲學與律法》（德文，1935）和《霍布斯的政治哲學》（英譯先於德文原文出版，1936）。從這一時期的三部著作來看，施特勞斯主要研究斯賓諾莎的宗教批判、中世紀猶太和伊斯蘭哲學家和霍布斯的政治哲學，對勘現代啟蒙哲學和古代（中世紀）啟蒙哲學的思想已經成型。中期著作包括五部著作：《論僭政》（1948）、《迫害與寫作的藝術》（1952）、《自然權利與歷史》（1953）、《關於馬基雅維利的思考》（1958）和《什麼是政治哲學？》（1958）。這些著作奠定了施特勞斯在移居美國之後確立自身作為政治哲學家和政治哲學史家的地位。晚期著作包括自20世紀60年代以後出版的七部著作：《城邦與人》（1964）、《蘇格拉底和阿裡斯托芬》（1966）、《古今自由主義》（1968）、《色諾芬的蘇格拉底論述：〈經濟論〉解讀》（1970）、《色諾芬的蘇格拉底》（1972）、《柏拉圖〈法篇〉的論辯和情節》（1975，生前寫就）、《柏拉圖式政治哲學研究》（1983，生前編成）。晚期著作主題基本上圍繞古典政治哲學展開，重點在於闡發古典自然正義論及其意義。
近些年來，不斷有施特勞斯的講演稿和早期文稿整理和結集陸續出版。除施特勞斯生前出版或編定的十五種著作之外，還應當提及其他幾種文集。一、 1975年，施特勞斯的學生吉爾丁（Hilail Gildin）編定一部施特勞斯思想的入門文集，題為《政治哲學：施特勞斯論文六篇》。1989年，編者在此書基礎上，增添了四篇論文，以《政治哲學導論：施特勞斯論文十篇》為題出版。二、 1989年，施特勞斯的另一高足潘戈（Thomas L. Pangle）編定另一部施特勞斯思想入門文集，與吉爾丁所編文集重合兩篇。此文集題為《古典政治理性主義的再生：施特勞斯思想入門》，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一定程度上，此書出版之後成了解施特勞斯思想的入門必讀作品。三、 1997年，格林（Kenneth Hart Green）將施特勞斯論猶太教的論文和講稿結集，編成一個特色文集《猶太哲學和現代危機：關於現代猶太思想的論文和講演》，由紐約州立大學出版社出版。研究施特勞斯的宗教思想，此文集當為不可或缺的必讀文獻。四、 2001年，伯納德特（Seth Benardete）所編施特勞斯關於柏拉圖《會飲》的講課錄音稿出版，題為《論柏拉圖的〈會飲〉》，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還有其他講課稿在陸續整理和出版過程中。五、 德國學者邁爾整理、爬疏施特勞斯的德語著作、早年出版短稿和未出版的若干重要文稿，計劃出版六卷本施特勞文集（Gesammelte Schriften），已出三卷。第一卷主體為施特勞斯論斯賓諾莎的處女作，另含三篇早年文稿。第二卷內含1935年出版的《哲學與律法》和大量早年文稿。第三卷主體為1936年出版的霍布斯著作德文原稿、一部以霍布斯的宗教批判為題而生前並未出版的文稿、施特勞斯和四位朋友的信札。這三卷《文集》的出版，對於理解早年施特勞斯具有重要的文獻意義。六、 2002年，詹柯（Michael Zank）根據德國學者邁爾所編《施特勞斯文集》第一、二卷，將施特勞斯早年（1921年至1932年）的一些文章譯成英文，編成一集，題為《施特勞斯早期著作》，由紐約州立大學出版社出版。此集的側重點在於青年施特勞斯的猶太復國主義篇章和討論斯賓諾莎的學術論文，對於深入理解施特勞斯和猶太教思想之間的關繫，大有裨益。七、 2011年，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施特勞斯作於20世紀30年代初而後沒有出版的一部著作《霍布斯的宗教批判》。作為一名學者，施特勞斯因其《霍布斯的政治哲學》（1936）開始在英語世界中為人所知。《霍布斯的宗教批判》作於其處女作《斯賓諾莎的宗教批判》之後、《霍布斯的政治哲學》之前，有助於讀者理解施特勞斯在20世紀30年代初檢查啟蒙思想傳統的思路。八、 2012年，芝加哥大學出版了由雅法（Matin Yaffa）翻譯的《施特勞斯論門德爾松》（Leo Strauss on Moses Mendelssohn），集中收錄了施特勞斯為門德爾松著作十種篇章所寫的導言，並附有四個（以萊辛為主）相關附錄，最後是雅法討論施特勞斯與門德爾松的長篇闡釋。九、2013年，格林（K. H. Green）編輯出版了《施特勞斯論邁蒙尼德》一書，將施特勞斯論邁蒙尼德的作品集在一起出版，共十六篇文章，其中包括之前未出版的三篇文章。關於施特勞斯如何理解邁蒙尼德、如何理解啟示與理性之間的關繫問題，這本集子也值得參考。

施特勞斯，前前後後，斷斷續續，一直在讀。回頭一想，忽然發現也讀了十幾年。有點驚訝，也有點悵然。驚訝的是，不知不覺中，居然已經讀了十幾年的工夫；悵然的是，讀了十幾年，並沒有讀出點聲響和名堂。而這，卻已是我研讀施特勞斯而著的第三本小書。借此機會，記錄一下個人閱讀施特勞斯的基本思路。
第一本書是《耶路撒冷抑或雅典》，在劉小楓教授的鼓勵和支持下，出版於2005年，主要討論施特勞斯思想中的耶路撒冷與雅典之爭這一主題。這一主題的選擇與邁爾（Heinrich Meier）在中國的影響也不無關繫。無論關於施特勞斯，還是關於施米特，或者關於兩者的思想對話，邁爾都特別強調耶路撒冷與雅典之爭這一維度的重要性。於是，我在魯汶的第一個學年就著重研究了施特勞斯思想中的這個維度。可以說，邁爾的思路，是我起初閱讀施特勞斯最為重要的參考。所以，我仔細研讀了邁爾的幾種著作，尤其是其蜚聲之作《隱匿的對話》。不過，書讀多了，疑惑也多了。在閱讀邁爾的札記末尾，我也表達了對邁爾思路的疑問。
這種疑問，在我的第二本書中纔得以真正展開。這本書是我在魯汶完成的博士論文，題為《政治和哲學之間：施特勞斯與施米特思想對話研究》。（Jianhong CHEN Between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A Study of Leo Strauss in Dialogue with Carl Schmitt VDM Publishing 2008.）也許，對出版社的選擇不算明智，不過畢竟是多次來郵詢問出版意向的出版社。出版之前，其中兩章內容已經分別發表於美國的《闡釋》（Interpretation）與荷蘭的《貢獻》（Bijdragen），另外兩章的濃縮版本也曾經在英國諾丁漢大學舉辦的施特勞斯會議上宣讀。這個會議的論文集，經過了若干年纔得以最終結集出版。
這第二本書，旨在勾勒施特勞斯和施米特之間進行思想交鋒的細節，由此分析兩人關於何謂政治的爭論，澄清兩位政治思想家各自的立場及其特色。從框架到細節，都是為了反駁兩條研究路線。一條研究路線以邁爾為代表，將這場思想對話確定為政治哲學和政治神學的對話。另一條研究路線以加拿大學者德魯裡（Shadia B. Drury）為代表，認為施特勞斯的政治思想隻不過是延續甚至深化了德國虛無主義的精神。不過，全書框架的著眼點主要在於反駁第一條路線，雖然在細節方面也反駁第二條路線。通過分析這場思想對話的方方面面，這本書指出，施特勞斯和施米特的對話，實際上是一個政治理想主義者和一個政治現實主義者的思想交鋒。施米特唯一關切的是政治現實中的衝突，以及在衝突中不斷重建的秩序。施特勞斯則關切語言所構築的完美城邦和現實中不完美城邦之間的緊張，以及這種緊張對於人間秩序的意義。
自2006年底來到南開大學之後，不知不覺中已經度過了八個春秋。我的施特勞斯閱讀，在這八年的光陰中，漸漸蹉跎，感覺有點跟不上施特勞斯影響中國的節奏。小楓先生曾經提醒，應該將第二本書轉成中文出版。雖將部分內容轉成了中文論文，但整體的轉換行動卻沒有付諸實施。八年歲月，倪為國先生也沒有忘我於江湖，多次來津探訪，提議我寫一本論施特勞斯的小書。雖然答應了，也埋下了種子，但一直都沒有開花結果。許多年過去，為國先生依然不忘初心，不失耐心，依然執著催促，令我既生愧對之心，又懷感動之情。
偶爾，也在反思自己閱讀施特勞斯的蹉跎，或者說為自己找點借口。其一，在魯汶期間，主要集中關注施特勞斯和施米特。回國之後，試圖追溯兩施爭論的思想史淵源，故由施米特而霍布斯，由施特勞斯而柏拉圖，這一閱讀向度，始終如初。其間，分別寫了幾篇文章，未呈蔚然氣像。其二，主要在思考，如何纔能找到一個突破點。第一本書討論耶路撒冷與雅典之爭，著眼於施特勞斯思想中的一個重要主題。第二本書重新審視施特勞斯和施米特的思想對話，著眼於哲學與政治的關繫。如果要寫第三本書，著眼點究竟落在哪裡？這本小書，部分內容是第二本書的中文轉化，部分內容是過去思路的延伸。既然題為《論施特勞斯》，顯然不能滿足於此。
雖然一直在思考究竟該如何定位施特勞斯的政治哲學，卻也一直沒能確立一個明確的思路。
2008年夏天，應揚森斯（David Janssens）教授之邀，赴荷蘭提爾堡大學（Tilburg University）參加主題為“歐美視野中的施特勞斯”的小型會議，總共有來自歐、美、亞的八位施特勞斯學者參加。我提交了“施特勞斯論耶路撒冷與雅典的緊張”一文。如果說這與之前的思路有一點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這篇文章指出了：耶路撒冷與雅典之爭在施特勞斯那裡，最終可以歸結為究竟是通過行動（deeds）還是通過語言（speech）追求最佳政治秩序的問題。當時，這一說法引起了與會學者的一些討論與興趣。2014年初秋，在臺北再次踫到埃爾蘭根大學的考夫曼（Clemens Kauffmann）教授。沒想到，他還記得提爾堡的行動與語言之爭這個話題。不過，提爾堡會後，我也沒有進一步深入這一值得展開的主題。
也許，2012年是我個人閱讀和思考施特勞斯的一個轉折點。
2012年夏天，在北京大學政治思想研究中心主辦的“秩序與歷史”學術論壇，做了一次題為“如何理解施特勞斯”的報告，其中強調了從自然法傳統角度理解施特勞斯的重要性。那段時間，小楓先生轉來韓國方面一個施特勞斯會議的邀請，會議主題是“東北亞語境中的施特勞斯思想”。於是，想了一個文章題目，叫作“施特勞斯、中國和政治烏托邦主義”。文章內容主要還是舊的，但是思路上還是有了一點新變化，那就是參照烏托邦思想傳統來理解施特勞斯。自然法和烏托邦，在政治思想史上意義不同，但都堅持了超越純粹政治的哲學視角。這大致可以算作我閱讀和理解施特勞斯的一個新起點。2013年底，中國比較古典學學會第二屆年會在重慶大學召開，我提交了一篇文章，題為“施特勞斯的否定哲學”，類比“否定神學”的概念，使用了“否定哲學”這個概念來定位施特勞斯政治哲學的根本立場，也首次明確主張，應該將施特勞斯放在烏托邦思想傳統中來理解。2014年9月初，赴臺北參加“中央研究院”舉辦的一個英文會議，主題是“中文世界中的施特勞斯和施米特”，再用英語的方式界定了施特勞斯作為一名否定哲學家的意思。
我想，這也許是這本書不同於以往的一點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