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面對現代性的挑戰，《康有為與儒學的“新世”》從當下情境出發探討儒學的“返本開新”。
2.康有為作為現代儒學的起點，《康有為與儒學的“新世”》可視為“重回康有為”的一次嘗試和努力。

儒學的“返本開新”，即通過對儒家經典繫統的新解釋和新闡發，使之又具有應對新的社會歷史條件的可能。1840年以來，以鴉片戰爭為前導，中國被迫卷入了西方現代性的“鐵籠子”，作為中國文明核心的儒家思想，面臨著有史以來最嚴峻的挑戰。《康有為與儒學的“新世”》從當下情境出發探討儒學的“返本開新”，亦是“重回康有為”的一次嘗試和努力。
面對現代性的挑戰，康有為可被視為儒家再一次“返本開新”的標志性人物。《康有為與儒學的“新世”》從儒學分期出發，歷述意識形態化歷史敘事中的儒家、現代儒學的“遊魂”狀態，以及儒家資本主義，最後重回康有為，將之作為現代儒學的起點，論述了康有為的經典闡釋、政教革命和大同理想。

干春松，1965年生，浙江紹興人，哲學博士。任教於北京大學哲學繫，儒學研究院教授。 。 研究領域：儒家思想研究和近現代思想文化研究。

導語：思想、權力與歷史
第一章：“儒學第三期發展”與現代新儒家的儒學史敘述
一、牟宗三：“儒學第三期發展”
二、杜維明：空間拓展的三期說
三、李澤厚：對儒學三期說的修正

第二章：儒法鬥爭和儒教：意識形態化歷史敘事中的儒家
第三章：現代儒學“遊魂”何處歸
第四章：工業東亞與儒家資本主義
第五章：康有為與現代儒學的產生
一、康有為的“歷史局限”抑或“歷史局限”下的康有為
二、截斷眾流：康有為的自我定位
三、“新世”：康有為對所處時代的認知

第六章：何以康有為當得起一個分期的界標
一、重新闡發儒學的精神以及釐定的儒學史
（一）確定以《春秋》為核心的儒家經典繫統
（二）公羊口說與儒家大道
二、立國之道：作為政治改革家的康有為
三、人道教與孔教會：保教與立國
四、《大同書》與儒學的未來向度
結語：康有為：現代儒學的起點

《康有為與儒學的“新世”》：
在中西古今的關繫因為各種原因難以獲得協調性理解的近一百年內，康有為被各種話語體繫包裹著。在革命的話語中，他是一個逐漸跟不上歷史節奏的人；在觀念史家眼裡，他理論的激進性和實踐的妥協性難以得到理解的；在理性化和祛魅化的視野裡，他力圖拯救國家乃至蒼生萬民的希聖希賢的情懷是癲瘋和狂妄的；在科學主義的波浪中，他立足於公羊三世的歷史觀則是不可思議的怪論；在道德家的眼裡，他是一個欺騙者和縱欲者。即便是儒學群體，也不願意接納這個試圖將儒家與現代性進行對接的前驅。
然而，我們需要重新去看這個人，通過我們對於他這個人所思所行的分析，通過我們對於籠罩在這個世紀中人們眼裡的種種視障的剝離，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整體性的康有為，並得出如下的結論：
第一，我們需要建立一種基於中國自身脈絡和西方衝擊雙重面向的歷史敘事，這樣我們便可以跨越“革命敘事”中執著於先進和落後的政治立場所帶來的局限性，同樣也可以超越自由主義和左翼的新的意識形態敘事。康有為作為最早提倡民權、憲政的政治思想家，他是中國現代自由主義思潮的先驅；同樣，他對大同理想的新闡發，影響了毛澤東等一批致力於建立中國式社會主義的政治家；甚至是不平等的世界秩序的最早、最繫統的批評者。總之，從康有為的思考中我們可以看到自由主義和左翼必須尋求與中國本土的傳統的結合，必須以中國自身問題為出發點，而不是從理念和教條出發，纔能擺脫各種傾向的教條主義和機會主義，中國的思想纔能展現出其內在的復雜性和活動。
第二，如果我們期待有一個新的儒家復興，或者儒學的第三期和第四期的發展，那麼這個新儒學必然是建立在儒家的經典基礎之上。現代的教育中斷了經典的傳承譜繫，甚至懷疑經典在一個價值繫統中的絕對地位，這樣的新儒家是不可想像的。盡管康有為的公羊學立場和對於古文經的懷疑，是經學瓦解的一個環節，但我們認定康有為是現代儒家的開創者，這是因為康有為是始終站在對儒家經典的重新解釋的基礎上展開儒家的現代性敘事的，而不是放棄經典從康德、黑格爾出發對儒學的哲學化進行思辨。
第三，現代儒學發展必然是整體性的。由於新文化運動將儒家與現代政治秩序對立，儒家被窄化為道德學說和心性哲學，儒家在社會秩序乃至政治規則中的作用被質疑。在這樣的質疑中，中國人在自我否定中依然在探索中國人自己的發展路徑，而儒家隻有回到個體道德修養和社會公共服務的結合中，纔是完整的現代儒家，在這方面，我們看到康有為，以及繼續這樣事業的梁漱溟、張君劢等等，我們可以期待更多。
第四，儒家始終是一種本土化和普遍化相結合的思想。固然儒家出現於曲阜，成熟於齊魯，並在宋明擴展至東亞。盡管它與道家、墨家以及後來的佛教等思想構成了中華文明的基本精神，但儒家一直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自我要求，也有王者無外的普遍主義立場。因此，要擺脫近百年來因應現代性挑戰所帶來的防御性論證的弱者心態，復興儒家並非是狹隘民族主義的表現，更是中國人期待一個良序的世界秩序和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博愛精神的體現。從《孔子改制考》到《大同書》，我們可以看到康有為在受外敵侵侮時的保國熱誠，也可以看到他對於生靈共生的終極關懷。
第五，儒家是問題導向，而非立場和主義導向的。雖然康有為公羊三世加進化論的歷史觀不甚完善，但是在這樣的歷史觀下，所有的問題開始有了時間性和空間性的視野。他既討論人權、個人自主的問題，也討論平等和公平的問題；他討論中央集權和地方自治的問題，也討論超越民族國家實現世界大同的問題。但行動舉措是以當時當地的最迫切問題為衡準，而不為變幻不定的風潮所動。以往的革命史論者總是喜歡討論他的前後不一、邏輯矛盾，而在實踐中，我們也可看到毛澤東等人試圖將他的大同構想落實，在觀念脈絡中李澤厚則願意把自由主義頭銜贈予於他……之所以產生如此多種種看似多重復雜的評價，完全是因為自20世紀以來，人們早已習慣以左右和主義看待問題、評價人物，非此即彼。甚至拿立場作為攻擊對手的武器而全然罔顧理想和現實的距離、問題之於主義的優先性。儒家不以主義畫地為牢，不以中西為限，堅持家、國、天下的情懷，主張從中國出發，也是基於“自近者始”這樣的簡單道理，所以能成其大，而在中國擺脫文化虛無主義的自卑感之後，必將成為中國思想的基本資源。
綜上，雖然康有為的政治變革設想未盡完成，他的儒學體繫亦不盡完善，但是，他打開了種種的可能性。我要說的是，如果存在一個儒家的新發展的起點，那麼這個起點就隻能是康有為。如果你要為儒學的現代發展貢獻力量，那麼，請追隨康有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