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日志》是海內外第一部以日志體形式全面繫統記錄1911年發生的重要歷史事實的文獻性、工具性與學術性著作，是研究辛亥革命、民國史的基本文獻。

《辛亥日志》是海內外第一部以日志體形式全面繫統記錄1911年發生的重要歷史事實的文獻性、工具性與學術性著作。
本書截取歷史上發生辛亥革命的辛亥之年為特定研究時段，19旦，終於辛亥年除夕——相對於陽歷而言，往後延1912年2月17日；相對於陰歷而言，往前延伸至庚戌年十二月初一日。
本書以日志體的著述體例，逐日記錄辛亥年所發生的重要歷史事件，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學術、教育、社團、黨派、報刊等各個重要方面的活動和事件，根據歷史事實與研究需要，適當兼采外國的相關歷史事件，分正文條目和按語兩部分。按語主要記錄歷史文獻原件、交代事件原委、補充背景材料、介紹人物事跡、評價歷史事件的得失和價值等。

梅新林，浙江工業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文學博士。兼任教育部文化素質教育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紅樓夢學會副會長，《中國社會科學文摘》、《文學遺產》、浙江省社聯副主席等職。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浙東學派編年史及相關文獻整理與研究》等國家、省部級項目10餘項，著有《紅樓夢哲學精神》等多部學術著作，主編《中國學術編年》（9卷12冊），發表論文100餘篇，任《江南文化世家研究叢書》主編。獲教育部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二等獎與三等獎、國家新聞出版署第二屆“三個一百”原創出版工程圖書獎各1項，浙江省人民政府社科成果獎一等獎1項、二等獎4項。被授予“全國優秀教師”、“浙江省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榮譽稱號。
俞樟華，浙江師範大學學術期刊社社長、教授，中國史記研究會副會長。著有《史記研究資料索引和論文專著提要》、《中國文獻學》、《王學編年》、《辛亥日志》，主編《中國學術編年》，主持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桐城派編年》，承擔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浙東學派編年史及相關文獻整理研究》中的《浙東學派編年史》。在《文學評論》、《新華文摘》等重要刊物上發表論文80餘篇，獲第二屆全國古籍優秀圖書三等獎以及浙江省人民政府教學成果一等獎、社科成果二等獎等多項獎項，被授予“全國優秀教師”、“全國模範教師”榮譽稱號。其成果在美國、日本、韓國等有一定影響和好評。

前言

1911年1月（宣統二年十二月初一日至宣統三年正月初二日）
1911年2月（宣統三年正月初三日至正月三十日）
1911年3月（宣統三年二月初一日至三月初二日）
1911年4月（宣統三年三月初三日至四月初二日）
1911年5月（宣統三年四月初三日至五月初四日）
1911年6月（宣統三年五月初五日至六月初五日）
1911年7月（宣統三年六月初六日至閏六月初六日）
1911年8月（宣統三年閏六月初七日至七月初八日）
1911年9月（宣統三年七月初九日至八月初九日）
1911年10月（宣統三年八月初十日至九月初十日）
1911年11月（宣統三年九月十一日至十月初十日）
1911年12月（宣統三年十月十一日至十一月十二日）
1912年1月（宣統三年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二月十三日）
1912年2月（宣統三年十二月十四日至十二月三十日）

參考文獻

1911年1月
1日(宣統二年十二月初一日)
江蘇蘇州馬車夫抗捐，一律罷工。
上海勸捐在馬路上添裝地龍頭，以便一旦發生火災可以及時救火。
上海《申報》發表《東三省各界人民代表董之威等上監國攝政王請願即開國會書》、《資政院議員邵羲提議修改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法案》。
按：1908年8月，清廷在立憲派的要求下，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議院法選舉法要領》和《議院未開以前逐年籌備事宜清單》，擬在九年以後召開國會，頒布憲法年九月，各省咨議局同時開幕，立憲派決定以咨議局為陣地，發起國會請願運動。同年底，江蘇咨議局議長張謇召集16省咨議局代表在上海開會，決定組成赴京請願代表團。是年十二月初六日“請願國會代表團”33人向都察院呈遞請願書，要求一年內即開國會，遭到清政府的拒絕。第一次請願運動失敗後，接著又先後發生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請願運動。在各方面壓力下，清政府被迫允許縮短“預備立憲”的期限，將九年改為五年，在國會召開前兩年先成立新內閣，同時下令遣散各地請願代表，各地請願活動被迫停止。
黃興在新加坡芙蓉籌款會議上發表演說，到會者30餘人。

2日(宣統二年十二月初二日)
因在瀋陽發現鼠疫病人，由省城警務局、衛生院共同稟請成立奉天省城防疫事務所。到1月12日初步組成，所址設於小西邊門外，為省城獨立的防疫機關。下設稽核部、醫務部、埋葬部、檢診部、隔離部、消毒部、藥料部、捕鼠部、微生物試驗部等部門。
按：曹廷傑《防疫刍言及例言序》曰：“宣統二年歲次庚戌九月下旬，黑龍江省西北滿洲裡地方發現疫癥，病斃人口。旋由鐵道線延及哈爾濱、長春、奉天等處，侵入直隸、山東各界，旁及江省之呼蘭、海倫、綏化，吉省之新城、農安、雙城、賓州、阿城、長春、五常、榆樹、磐石、吉林各府廳州縣。報章所登東三省疫斃人數，自去歲九月至今年二月(指宣統三年二月)底止，約計報知及隱匿者已達五六萬口之譜。……其直接間接遭受損失者，第就目下(宣統二年二月底——編者)約之，已不下五萬金。”(《清史編年》第12卷)焦潤明《1910—1911年的東北大鼠疫及朝野應對措施》(《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3期)說：“1910—1911年發生在中國東北的鼠疫,給中國北方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了巨大災難。面對災難,清政府及各地方當局、士紳已充分認識到‘防則生不防則死’的道理,積極采取各種防疫應對措施,包括從中央到地方組建各級防疫組織,頒布各種防疫法規,推行火葬,制定嚴格的疫情報告制度和查驗隔離制度,加強與世界各國的防疫合作,召開國際防疫研究會等。輿論界也積極進行防疫宣傳,民間人士還積極籌措防疫款項。這些應對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避免了鼠疫災難的進一步蔓延。”
吉林雙城鼠疫大流行，有商人官老祉在哈爾濱染病回家，當夜死亡，不到3天全家4口人皆染病死去。由此從城區蔓延四鄉，雙城全境皆成疫區。
奉天、直隸、四川等省學生散發傳單，停學罷課，要求速開國會。清廷命學部、各省督撫嚴行禁止，諭各省曉諭學堂，禁學生干豫政治，聚眾要求，違者重治。
郵傳部奏準，各省官電於宣統三年正月初一日一律由部接受。
給事中陳慶桂奏，陽春改隸陽江，窒礙孔多，以地勢言之，則接壤之地僅十之一，以民情言之，則兩處之民，素積不平。請飭督臣派員查核，仍隸肇府，以期相安。下會議政務處議(《宣統政紀實錄》卷四五)。

黃興偕鄧澤如等抵達新加坡吉隆坡籌款。

3日(宣統二年十二月初三日)
英國派兵侵占雲南西北邊境要地片馬。
按：片馬鎮是中國雲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瀘水縣下屬的一個鎮，位於高黎貢山西坡，西、南、北三面與緬甸克欽邦接壤，東與魯掌鎮相連。“片馬”一詞來自景頗語，意為“木材堆積的地方”。清朝末年，英國同清政府駐英公使薛福成於1894年簽訂《中英續議滇緬界務商務條款》，1897年又再次簽訂《中英滇緬界務商務條續議附款》，規定中國和緬甸以高黎貢山分水嶺為界，並據此認為片馬應當歸屬英屬緬甸，但是由於兩個條約關於片馬地區的內容相互矛盾，於是產生了邊界糾紛。1900年2月3日，英軍千餘人試圖占領片馬，但是遭到當地土司守備左孝臣的抵抗，左孝臣戰死，是為“片馬事件”的開始。事件發生後，騰越總兵張松林派部往援，英軍撤回緬甸。1905年3月7日，英國駐騰越領事列敦與中方代表騰越關道石鴻韶會勘兩地邊界，列敦表示承認片馬地區中國主權，但提出以15“永租”之，遭到石的拒絕。1910年底，英國派出一支2000人的部隊進攻片馬。次年1月4日，英軍占領片馬，但是遭到登埂土司派駐當地的頭人勒墨奪扒等人的反抗。直到辛亥革命後的1913年，英軍方遭到中華民國正規軍的抵抗。此後，英國在片馬設立官吏進行實際管理，但中國政府一直未予承認。1941年，英國於中國對日抗戰陷入困難時期，以關閉滇緬公路為威脅，與中國政府簽訂了邊界換文，將對片馬的占領合法化。但是具體界限尚未勘定時，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占領緬甸，並入侵雲南西部，片馬也被占領。1944年5月17日，中國軍隊收復片馬，但在英方壓力下，不久又退出。1948年緬甸獨立後接管片馬。1960年1月28日中、緬在北京簽訂《中緬邊界協定》，中國方面放棄對猛卯三角地的主權，換取緬甸政府同意將片馬、古浪、崗房地區劃歸中國。6月4日緬方正式將片古崗地區歸還中國。
上海《申報》發表《湖北教育代表楊霆垣等陳請資政院修正教育會章程書》。
《大江白話報》改名《大江報》繼續出版。胡雨村任總經理，聘詹大悲、何海鳴為正副主筆。
孫中山抵達法國巴黎籌款。
黃興抵達怡保，與僑領鄭螺生相晤於決醒園。應李源水、李孝章等宴請，並發表演說。

1911年，以辛亥革命爆發與中華民國建立為標志，結束了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開啟了中國歷，具有劃時代意義。在經歷整整一個世紀的風雨滄桑之後，我們謹以編撰和出版《辛亥日志》一書的方式，激情回望百年之前的燦爛星空，以此作為對辛亥革命100周年的特殊紀念。
《辛亥日志》為海內外第一部以日志體形式全面繫統記錄1911年發生的重要歷史事實的文獻性、工具性與學術性著作。本書截取歷史上發生辛亥革命的辛亥之年為特定研究時段，19旦，終於辛亥年除夕——相對於陽歷而言，往後延1912年2月17日；相對於陰歷而言，往前延伸至庚戌年十二月初一日，如此則無論以陽歷還是陰歷計算，都可構成年份的完整性。然後以日志體的著述體例，逐日記錄辛亥年所發生的重要歷史事件，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學術、教育、社團、黨派、報刊等各個重要方面的活動和事件，根據歷史事實與研究需要，同時適當兼采外國的相關歷史事件，分正文條目和按語兩部分。按語主要記錄歷史文獻原件、交代事件原委、補充背景材料、介紹人物事跡、評價歷史事件的得失和價值等。
百年以來，有關辛亥革命的研究論著可謂多矣。《辛亥日志》基於自己獨特的學術定位而力圖體現以下多方面的學術價值。

一、 通過走進“歷史場景”而還原歷史

“歷史場景”是一個經過歷史藝術化和藝術歷史化了的合成性概念。“場景”本是指電影、戲劇中的各種場面，由人物活動和背景等構成，同時也泛指生活中特定的情景。一部精彩的電影或戲劇必須有賴於諸多特定的精彩場景的有機組合與演繹。換言之，諸多特定的精彩場景的有機組合與演繹，則是決定一部電影或戲劇的精彩與否的關鍵要素。歷史，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一個為諸多歷史人物盡情揮灑的大舞臺，無論如何精彩的“歷史劇”， 也同樣都是一個個具體可感的歷史場景的有機組合與演繹。因而扎實的歷史研究，應該首先通過走進“歷史場景”而進行歷史還原。
……

二、 通過剖析“歷史縮影”而重述歷史

在人類歷史長河中，一年之間無疑僅是短暫的一瞬。然而歷史的價值高低並非由時段的長短所決定的。
……
辛亥革命之以“辛亥”命名，便賦予了辛亥之年非同尋常的意義，這是一個除舊布新、新舊交替的特殊年份，是廣義的辛亥革命史——19世紀末迄至辛亥年成功推翻滿清統治在中國出現的連場革命運動乃至整個近代史的一個“歷史縮影”，具有以小見大、以微見著的典範意義。《辛亥日志》正是基於這一歷史認知，在通過走進“歷史場景”而還原歷史的基礎上，進而通過剖析“歷史縮影”而重述歷史。彼此的辯證關繫是，歷史還原的過程，實質上也是一個歷史重構的過程，因為任何歷史還原的努力，都不可能真正復原已經消逝的原生態的歷史本身，而隻能在充分激活“歷史記憶”的過程中努力重建接近於原生態歷史本身的歷史文本，由此逐步臻於歷史與邏輯的辯證統一。具體說來，通過剖析“歷史縮影”而重述歷史，首先要充分凸顯辛亥革命的主流或者說主線，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如何把握通過剖析“歷史縮影”而重述歷史的關鍵節點。概而言之，在辛亥年的“歷史縮影”中，又有四大關鍵節點的起承轉合，也可以說四個“巔峰時刻”相互銜接與推進：一是黃花崗起義，二是保路運動，三是武昌起義，四是中華民國成立。其中黃花崗起義是序幕，保路運動是導火線，武昌起義是高潮，中華民國成立是結局。《辛亥日志》通過剖析“歷史縮影”而重述歷史，正是圍繞這四大關鍵節點或者說四個“巔峰時刻”而依次展開的。
與此同時，《辛亥日志》同樣充分關注歷史主流或者說主線之生態，力圖全方位地呈現歷史本身的立體性、動態性、豐富性、復雜性與曲折性。即以作為辛亥革命對像、處於風雨飄搖中的清政府而論，也同樣體現了歷史性變革與共時性互動的歷史趨勢。比如1月5日，批準遊美肄業館改名為清華學堂，此為清華大學之前身；1月25日，頒布《新刑律總則》，此繫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專門刑法典；1月28日，頒布宣統三年預算案，此繫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部預算案；3月2日，頒布《戶籍法》8章184條，此繫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戶籍法》；4月 3日至28日，主持召開“萬國鼠疫研究會”，此繫由中國政府主持召開的第一次世界學術大會；4月29日，全國各省教育總會聯合會在上海江蘇教育總會召開第一次會議，討論有關實施軍國民教育、統一國語方法、推行義務教育、改良小學教育等方案；5月31日，批準設立中央教育會，頒布中央教育會章程；10月30日，詔開黨禁，釋放戊戌政變獲咎及先後犯政治革命嫌疑者；11月1日，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此繫清政府第一個由漢人出任總理的責任內閣……以上種種，足以表明社會變革已經成為時代新潮，順之者昌，逆之者亡，誰也無法阻擋。至於其他各個領域、各個層面的變革更是不勝枚舉。由此帶給當時社會的衝擊波以及對後世的深遠影響，進而增加了辛亥年作為開闢中國歷的“巔峰時刻”的價值含量，1912年3月5日刊發於《時報》的《新陳代謝》一文，曾對辛亥革命帶來的新舊對比作了這樣總結性的概括：“共和政體成，專制政體滅；中華民國成，清朝滅；總統成，皇帝滅；新內閣成，舊內閣滅；新官制成，舊官制滅；新教育興，舊教育滅；槍炮興，弓矢滅；新禮服興，翎頂禮服滅；剪發興，辮子滅；盤雲髻興，墮馬髻滅；愛國帽興，瓜皮帽滅；愛華兜興，女兜滅；天足興，纖足滅；放足鞋興，菱鞋滅；陽歷興，陰歷滅；鞠躬禮興，拜跪禮滅；卡片興，大名刺滅；馬路興，城垣卷柵滅；律師興，訟師滅；槍斃興，斬絞滅；舞臺名詞興，茶園名詞滅；旅館名詞興，客棧名詞滅。”這說明變革已經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教育、服飾、歷法、禮儀、法律、旅居等各個方面。因此，通過剖析辛亥之年“歷史縮影”而重述歷史，既是圍繞辛亥革命主線四大關鍵節點的整體性、立體式、全方位的銜接與推進，又是主、上層與民間、顯性與隱性、量變與質變、偶然與必然的交響與統一。

三、 通過重塑“歷史群像”而緬懷歷史

辛亥之年，風雲際會，人纔輩出，燦若星河!首先最值得重塑的“歷史群像”並借以抒發我們的緬懷之情的是革命黨人群體。其中又因彼此處於不同時期、發揮不同作用而形成不同的亞群體。一是拉開辛亥革命序幕的黃花崗起義群體，相對比較單純；二是點燃辛亥革命導火線的保路運動群體，相對比較復雜，是革命黨人與包括立憲派在內的社會各界的廣泛組合；三是將辛亥革命推向高潮的武昌起義群體，其主體是湖北革命團體文學社與共進會成員。以上三大群體在彼此分合中一同彙合成為辛亥革命的巨大洪流。19旦，孫中山在南京總統府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月3日，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正式成立，任命黃興為陸軍總長，蔣作賓為次長；黃鐘英為海軍總長，湯芗銘為次長；王寵惠為外交總長，魏宸組為次長；程德全為內務總長，居正為次長；伍廷芳為司法總長，呂志伊為次長；陳錦濤為財政總長，王鴻猷為次培為教育總長，景耀月為次長；張謇為實業總長，馬君武為次長；湯壽潛為交通總長，於右任為次長。同時成立臨時參議院，舉林森、王正廷為正副議長。各省代表會議又洪為中華民國臨時副總統。臨時議長趙士北主持會議，與會者有張蔚森、馬步雲、趙世鈺、袁希洛、許冠堯、王竹懷、林森、王有蘭、俞應麓、黃群、潘祖彝、鄧憲甫、馬君武、章勤士、鄒代藩、廖名搢、劉揆一、馬伯援、楊時傑、胡瑛、居正、周代本、吳景濂、谷鐘秀、李鎜、謝鴻燾、景耀月、呂志伊、張一鵬、段宇清等(劉星楠《辛亥各省代表會日志》，《辛亥革命回憶錄》第六集)。這份任命和與會名單已基本彙集了革命黨人的精英，也可以視之為辛亥革命或中華民國的“群英譜”。
《辛亥日志》通過重塑“歷史群像”而緬懷歷史的主體對像，就是這些作為發動辛亥革命主角的革命黨人，他們以孫中山為旗幟，從四面八方彙入革命行列，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有的甚至獻出了自己的生命，永遠值得後人緬懷與紀念。而通過重塑“歷史群像”而緬懷歷史的主要方式，就是借助日志的體例優勢，在歷史還原與重述中各歸其位，不管他們當時出於何種類型，懷有何種動機，也不管他們後來走上了何種道路，都應在重塑“歷史群像”獲得應有的地位和尊敬。
……
通過重塑“歷史群像”而緬懷歷史，還要借助日志體充分關注和展示“歷史群像”不斷分化組合的歷史進生態。比如就政界而言，呈現為清政府、革命派、立憲派三足鼎立之勢。在清政府、革命派的兩相對壘中，立憲派先是站在清政府的立場，而與革命派對立。但在路礦主權得失及其經濟利益的爭執上，尤其是在保路運動中因遭清政府殘酷鎮壓而與之關繫迅速惡化，於是立憲派轉而附從革命，一同走上聯合反清之路。武昌起義成功之後，革命派與立憲派又重新從聯合走向分裂，尤其在南北議和過程中，立憲派旗幟鮮明地站到袁世凱一邊，為孫中山的被迫退讓、袁世凱最終如願攫取中華民國總統之位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參見林增平《評辛亥革命時期的立憲派》，載1981年10月5日《人民日報》)。對於立憲派群體“歷史群像”的重塑，同樣需要基於實事求是精神而回歸歷史本位，這正如在革命派內部也免不了出現一些變節、轉向、動搖分子，而在清政府中也有一些力求變革之士一樣。歷史本然就是如此，無需虛情矯飾，也無需人為貶抑。總之，凡是有助於社會變革與進步者，都一樣值得重塑，值得緬懷。

……

上述由編撰《辛亥日志》所引發的幾點思考和感想，同時蘊含著我們對於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以及辛亥革命研究的價值期待。我們之所以選擇日志體而編撰《辛亥日志》，一是緣於我們擁有主編《中國學術編年》的經歷；二是緣於既有辛亥革命研究中尚無同類著作問世；三是緣於日志體具有不同於其他著述體例的優勢與特點。推而廣之，假如以此辛亥年為始點而依次向前延伸，借助日志體的獨特優勢而展開歷史還原與重構，那麼就可為當今相關的歷史研究注入新的學術資源，拓展新的學術空間，呈現新的學術景觀。當然，以辯證的眼光來看，日志體須按年、月、日的時間軸線展開著述構架，以正文條目與編者按語的相互配合展開歷史敘述，畢竟有諸多局限，至少不能如獨立著作那樣自由揮灑，此即得失相生、長短互見之謂也。由於研究對像史料繁富，著述時間比較倉促，門外窺堂，偏失固多，祈請方家不嗇指教。

梅新林俞樟華
2011年5月於浙江師範大學
江南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