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國傳統政治理論,“外王”由“內聖”通出,受“內聖”的指導和制約,然而,近代以來,內在文化和外在主權這兩個方面並不總是協調一致的。首先,尋求“新外王” 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傳統道德繫統在現代社會的生發,甚至不惜以對傳統道德繫統的破壞和舍棄為代價。這既表現在,面臨近代民族國家的爭逐以及西潮來襲,中國為擺脫落後挨打的生存處境,從制度、器物、文化等多方面學習效仿西方,以“西學”批判和改造“中學”;也表現在,中國為尋求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將更多的努力集中於物質和智性層面,其增強國家實力和促進經濟效益的實用取向,弱化了精神和德性層面的堅守,以致在現代化進程中一再出現關於人文價值和道德精神的追問和爭論。其次,在中西對比格局中,中國傳統文化有時也成為應對西學挑戰、抵制西方霸權的重要依托。一方面,為盡快屹立現代民族國家之林,中國傳統文化被調動起來的往往不是道德資源,而更多的是霸道權術。這既表現為以“新法家的理論”來拯救近代中國的理論企圖,也表現為中國近代史上構建強有力專制國家的政治嘗試。另一方面,出於對自身文化和社會發展道路的維護,中國傳統文化也被用來批判和抵制西方話語,在諸如“政治儒學”、“中國模式”論中,西方文化及其民主法治時常被認為是中國需要避免的歧途。總體而言,無論是構建現代國家、發展民族經濟的外在努力,還是對傳統霸政的訴求和對西方文化的抵制,作為中國文化傳統特質的道德人文精神在近代歷史進程中都沒有獲得充分發展的機會。
中國文化的這樣一種近代處境,並不足以表明其所蘊含的道德精神或人文主義已徹底衰萎。從歷史層面看,道德人文精神歷經漫長的歷史發展已融為中國儒家、道家和佛家共同的基本特質和要素。從道理層面看,因為這樣一種特質,中國文化傳統主要表現為一種立足德性或道德理性的、可以跨越古今的普遍德性文化,它既以其獨特性而有別於立足智性或認知理性的其他文化,也適足彌補其他文化的缺失。從現實層面看,西方文化在近300年間的發展過程中所呈現出的諸如“自由帝國主義” (liberal imperialism)、“做錯事的權利”(the right to do wrong)等“現代性”問題,正使得中國文化中的道德人文精神在現代的傳承和發展顯出一定必要性。總的說來,重啟作為中國文化之根基的道德繫統,並由此將“新外王”與“內聖”、外在社會形式與內在道德精神重新貫通起來,在仁義道德與“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s)、民主法治、市場經濟、公民社會、社會科學之間建立新的連接或融合,既是一種時代需要,也構成中國在經歷長期變動後重建其涵容中外、承接古今的政道法理的歷史契機。歷史地看,在過去的100多年裡,20世紀90年代以來是中國未再發生大的政治動蕩的相對平穩發展時期。這期間,不僅相繼出現“國學熱”、“人文精神”討論、“傳統文化復興”等文化事件,“中華文化”、文化傳統和“人權”“法治”在國家層面也都得到了明確認可。在文化和理論界,一種試圖彰顯中國文化主體性的“文化自覺” 也正在興起,立足普遍因素來融會古今中外的文化姿態日趨明顯。凡此皆為現代中國在受到西方文化嚴重衝擊後,沿著其內在文化理路開拓其政治和法律發展道路創造了更多的現實條件。在21世紀上半葉“基本實現現代化”的進程中,融會中西文化精髓,重顯道德人文精神,沿著自身的文化傳統構建中國的政道法理,直至完成近代200年間構建民主法治國家的歷史使命,可望成為具有一定現實基礎的歷史期待。在此背景下,回望近代發展歷程,重思古聖先賢關於政道法理的話語,作一些從“政”到“正”、從“利”到“義”、從“法”到“德”、從“學”到“道”的深入思考,不是全無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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