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著名法學家卡爾·施米特在冷戰期間的數篇作品首度中譯，其中包括他對克勞塞維茨的思想史地位、紐倫堡審判、二戰後國際政治秩序和國際法律秩序所提出的深刻見解

★收入施米特在希特勒當權前後的私人日記，讀者們得以看到施米特在時局變遷的學術生活。

★面對施米特熱在戰後西方學界的持續升溫，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哈貝馬斯也撰寫了評論文章，提醒我們關於施米特思想中的價值與危險。

★重審施米特與凱爾森關於“憲法守護者”的爭論，考察這兩位法學家的重大分歧是如何產生。

自20世紀末《政治的概念》《政治的神學》等著作譯介入中國學界以來，卡爾·施米特便在中國人文學界產生巨大影響，也給思想界的討論提供豐富資源。不過迄今為止，漢語學界的施米特研究，大多著眼於其魏瑪時期的政治哲學、政治神學作品。隨著國內施米特研究的推進，對他戰後作品的閱讀，以及從更多維的角度來閱讀，也就十分有必要了。
《國家、戰爭與現代秩序：卡爾·施米特專輯》入的施米特文章，都是首度中譯，其中包括他對克勞塞維茨的評論、關於冷戰期間世界秩序的演講、從合法性角度討論希特勒問題等。同時，本書還收錄了來自哈貝馬斯、陶伯斯等思想家所撰寫的經典評論文章，從而把關於施米特思想的討論放置在具體的學術史語境中。

吳彥，法學博士，執教於華東師範大學法律繫，研究領域為法哲學、政治哲學與憲法理論，側重康德法哲學與自然法理論研究。黃濤，法學博士，華東政法大學科學研究院助理研究員，研究領域為法哲學和政治哲學。

卷首語 / 1

主題論文
作為政治思想家的克勞塞維茨：評論與提示/ 3
附錄一：信念備忘錄第一部分/ 35
附錄二：給費希特的信（1809）/ 41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世界秩序(1962) / 50
合法性問題(1958) / 71
施米特1930—1934年日記（選譯）/ 84

評論
評施米特的《合法性與正當性》/ 127
自主性的恐怖：英語世界中的卡爾?施米特/ 167
凱爾森與施米特：從分歧到1931年“守護者”之爭的決裂/ 181
政治民主與社會同質性/ 232
神學與政治理論/ 245

資料
德語學界施米特文獻輯錄/ 259
英語學界施米特文獻輯錄/ 268

稿約和體例 / 275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世界秩序（1962）（節選）

三、冷戰的三個階性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確切地說是在1939年4月26日，英國首相張伯倫在下議院宣布引入征兵制，並說道：“我們沒有戰爭，但我們同樣也不怎麼擁有和平，這千真萬確。”在二戰期間，中立性觀念受到法學討論的垂青。雖然它用新的區分把自己碎片化，一步步把自己愈加相對化，讓自己消散，卻從未徹底地偏離其基準點：法學—國際中立性的經典觀念。於是就產生了一種過渡現像，比如不戰而屈人之兵(Nicht-Kriegführung)和非戰爭措施(measuresshortof war)的實踐。美國即以半中立或四分之一中立照此行事，直到在希特勒1941年宣戰之後纔公然介入戰爭。但是，當全部、一半或四分之一中立性一直都存在的時候，同樣也將有全部、一半或四分之一的戰爭。這是一條通向過渡狀態的道路，是通向不再容許區分和平何時終結、戰爭何時開始之狀態的道路。羅斯福和斯大林結成的友誼與共同對抗希特勒的戰鬥掩蓋了批判性的洞察，斯大林方面當時對美國奉行的就是介於和平跟戰爭之間的曖昧態度，這構成了革命戰爭戰略的一部分。
於是，現代冷戰的第一階段就這樣開始了。我們可以把它界性階段，因為它建立在這樣的觀念之上：世界的政治統一體在當時，也就是1943年，基本上是存在的。若想最終實現普遍和平與建立新世界秩序，隻需要克服一些像希特勒德國這樣的障礙就行了。自1942年起，美蘇同盟變成了整個全球性政治構造繫統的根基，在許多不那麼批判性的觀念市場上，這種政治構造直到今天仍據有一席之地。特別要提到的是聯合國——這個普世和平的嶄新機構就是在羅斯福和斯大林兩人疑竇重重的友誼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第一階段基本上不過是前奏。在1947年，也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兩年後，冷戰就進入了第二階段。第一階性的，即便它隻是在虛幻統一體的意義上如此，但為了與其有所區別，我們講冷戰現在進入了一個或者兩級的結構當中。對一場由世界友誼的某個主角針對第三方勢力而發動的戰爭來說，另一個主角是否中立，哪怕是局部的中立，已經不再休戚相關。更準確地說，兩個世界強權彼此產生了緊張的敵意，它們迄今為止仍相互孤立，但又共同構成了聯合國全球體制中並立的堅強柱石。世界統一體的幻覺破滅了。斯大林徹底改變了革命戰爭的策略。1947年，他的發言人日丹諾夫宣布“兩個陣營”綱領，這意味著在分割全世界時，美蘇將奉行敵友標準；在這兩個陣營之間，一種貨真價實的中立性已不再可能。
此時此刻，同一個世界(Oneworld)和世界國家的觀念溜走了。它們已不再被當作性早期階段相伴相生的一種意識形態現像，但舍此以外，它們不再據有更多實質。同一個世界觀念留下來的剩餘物無外乎老套的進步主義烏托邦和技術主義幻像。而世界統一體與其說是個控制論問題，莫如說是個政治問題，它包含著一個嚴肅的、甚至是悲劇性的任務：克服人類與諸民族之間的敵對性，克服諸階級、文化、種族和宗教之間的敵對性性階段，兩大強權隻能容忍其他國家一定程度上的中立，除非兩者停止敵對並改變成另外一種狀態，否論的標志下，對立雙方的敵視關繫就容不下中立，甚至容不下局部的中立。如此看來，美國總統羅斯福在二戰第一個月對希特勒信守的局部中立，和今天性階段兩個敵對陣營夾縫裡面的所謂中立是不同的。作為臨界現像或無甚意義的例論準許微弱程度的不結盟。但是如果兩大陣營之外的國家基於其數目和重要性而構成一股獨立政治勢力，並表現為第三條戰線時，冷戰就將進入它的第三階段。
我們現在大概正在經歷這個時刻，即世—兩極體繫—多級結構替代。因此，這個時機也尤其值得分析。事情很顯然，作為全球性組織的聯合國正在經歷一種轉變，這就是征兆，說明一個關鍵時刻即將來臨。世界秩序的變革為形勢變化所曝光，其激烈程度堪比十年以前。冷性短暫前奏之後，蘇聯一成不變的否決癱瘓了聯合國安理性階段因此走上前臺。僅僅截至1957年2月，蘇聯就投了八十次反對票，而從那時起算到現在，這個數字至少已經是一百次。人們必須考慮到，安全理事會的初始角色應該是保衛和平的世界政治機關。但兩大世界強權甚至把戰火延燒到了這個赫赫有名的公共論壇上，以致它完全變成了冷戰的道具。1953年，美國認為不得不推動一項動議以改變議事流程：用聯大取代安全理事會，它將以三分之二多數對保衛世界和平作出決定。追問這一修改是否合乎《聯合國憲章》的原初品質沒有太大意義；實情是，借助從安理會到聯大這一過渡方式，聯合國運行相當良好，而蘇聯實際上也容忍了這套體制。
然而近年來，非洲和亞洲誕生了數量驚人的新國家，它們都將被無條件地接納進聯合國。反歐洲的反殖民主義取代了所有其他正當性或合法性論述的地位。新成員一旦擁入全體大會，聯合國組織機構的特質就將隨之改變。如今，三分之二的多數不再盡為美國掌控。這實際上意味著什麼？我隻消舉出阿爾及利亞、剛果和果阿的名字就足以說明了。難以權衡的新局面產生了。北美的一位著名評論家哈什(Joseph G. Harsch)，甚至曾建議冷戰的兩個對手不拘一格達成一致，最起碼從所謂有色人種帝國主義招致的混亂威脅當中拯救殘餘的堅固性。

理解和把握我們自身的現實處境往往是我們得以展開進一步行動的前提。這一現實處境在某些方面是歷史性地形成的，而在另一些方面則是當下湧現出來的。我們往往用“現代”（modern）這一既表征“時間”又表征“特性”的概念來刻畫這一普遍處境。在時間上，它將它自身區別於“傳統”與“古代”，並以一種“進步的歷史觀”來替代一種“退化的歷史觀”，從而，“未知的未來”成為我們竭力去追求的目標，“遠去的過去”這個原本被模仿和追求的對像現在被倒轉過來成為一個被我們看成是已經歷過且已被我們克服和超越的東西。在特性上，它在各個不同的領域實現了一種對於傳統的普遍批判。首先是對於整個世界秩序的看法，那個有著共同目的的一體性的宇宙被分割成兩個不同的領域：人事的世界和自然的世界。原本被看成是遵循自然秩序的人事，現在以某種激進的方式被獨立出來，它不再把它自己看成是自然而然的，相反，它把它自己看成是一種通過其自身的意志而被創造出來的獨立的秩序，這既包括法律和政治，亦包括道德。
由此，這一與“自然”的脫離，實現了道德、政治和法律領域的全面的革新。首先，道德的重心開始從“德性”往“自由”轉移：道德的核心不再被看成是對於自然性情的塑造[德性]，而被看成是一種通過其自身而實現的對於其自身的塑造，由此，自由這樣一種自我建構的能力便被凸顯出來而作為道德的核心要素予以討論。自由的凸顯賦予個人以某種脫離自然這一統一體的獨立性，並進而生發出政治和法律領域的革新。自由、個人以及獨立性的凸顯，將原本那個被“自然目的”所統合起來的世界以某種原子式的方式徹底地碎片化。一方面，目的不再被看成一種“共同”的“內在於”人自身的目的，而是被看成是“個人”的目的，隻屬於某個單個的個體。由此，原本立足於自然目的的道德的普遍性受到根本性的質疑和拋棄，從而，人們或是去其他地方尋找這種普遍性，或是索性以某種相對主義來替代它。另一方面，伴隨普遍道德之崩潰的是個體間衝突的凸顯，既然道德無法保證這種統一性，那麼就隻能訴諸道德之外的力量，此時，政治這一原本被道德所吸納和被歸屬於其下的力量便分裂出來以作為這種外在的力量來應對這一危機。由此，政治不再去訴求“善”（good）這一極富道德意涵的概念來作為它的目的，而是將之代之以旨在消除衝突和戰爭的“和平”。作為政治的一個附屬品，法也不再像以前那些把它自己理解為是為了促成某種共同善[如阿奎那對於法的定義那樣]，而是把它自己理解為是為了保障某種和平關繫，也就是說，它不再關心人的內心秩序，而僅隻關心人與人之間的外在的和平關繫。所有這些對於道德、政治和法律的理解構成了我們現在所置身的這一現代秩序的核心，在其中，個體、戰爭、和平與國家等概念既構成了我們理解現代秩序的基本框架，也形塑著我們的現實處境。
80年代之後的中國以及中國的思想界以某種近乎激進的方式接受了這一現代秩序的基本理解，並沿循著這一秩序的基本邏輯而進行著某種自我的形塑，由此，在這一形塑的過程中也展現出某些由這一邏輯所必然帶有的固有弊病。自由和權利被當然地理解為是一種可做任何屬於自由和權利範圍之內的事情的權力，道德的個體化則削弱了普遍的道德感，並進而生發出懷疑主義和相對主義，責任和義務的意識在這一基本的氛圍之下逐漸被弱化和祛除，由此而使人的生活漸漸為娛樂所取代，缺乏嚴肅的東西，沒有應必須予以履行的東西，一切都隻不過是利益的一種交易而已。這一基本的道德境況進而擴散到政治和法律領域。替代這種虛無主義的是一種以強力為基礎的法律觀，法律不是任何其他東西，而是國家制定的產物，除此之外，沒有任何東西具有與之相類似的約束力，並且更令人感到驚訝的是，國家所制定的不是它自身所認為屬於其自身的東西，而是那個應予以模仿且有著理想色彩的西方的法律體繫。由此，這兩種原本看起來近乎對立的要素糅雜在一起。這一強烈的有著固定內容的實證主義立場支配著80年代之後整個民族的基本法律意識。
施米特的傳入，正是在這樣一個基本背景之下，而其所引發的論爭和挑起的激情也正賴於對抗上面所描述的這一基本的道德、政治和法律境況。對於“戰爭”和“區分敵友”的強調，讓人聯想到一種不同於娛樂的“嚴肅性”和“男人的英雄氣概”，對於“決斷”和“例外狀態”的強調，則試圖攻擊那個被原本糅雜在一起的東西，將之區分開來並一一予以擊破。我們在法律的體繫之外看到了一股強大的塑造力量，“人民”和“領袖”的概念被激發出來並散發出強大的解釋力和現實感。對施米特的關注乃至入迷，正賴於他為我們提供了這個時代一些被壓抑、被忽視乃至原本被祛除掉的東西，而這些東西正好可作為對抗現實和反思現實的力量。研讀和思考施米特的理論，也正是在這一基本背景之下纔具有其正當性和某種現實的迫切性。
本輯所討論的話題聚焦於施米特的憲法及政治哲學。自施米特的思想被引入中國之後，其首先被關注和被予以討論的是他的政治神學。但是，施米特首先是作為一名憲法學家而出現在歷史舞臺上的，他與凱爾森、黑勒、斯門德等一起被譽為魏瑪時期最重要的憲法學家，這幾個人的觀念相互之間亦有紛爭。他們之間的這些爭論為後世人們研究那段歷史，以及研究憲法理論和政治理論提供了非常豐富的資源。本輯所錄之內容並不聚焦於國內比較流行的從政治哲學乃至政治神學的視角來審讀施米特，而是試圖從法學，尤其是憲法和國家理論的角度來考察施米特，將其置設在具體的歷史背景，尤其是爭論語境之中。本輯收錄了黑勒、基希海默爾、哈貝馬斯等著名學者對於施米特的評論，以及著名的凱爾森學者鮑爾森撰寫的施米特與凱爾森之間有關憲法問題的那場著名爭論，同時亦有施米特本人的日記。從這些資料中，國內學人大致可以看到一個“法學視角”下的施米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