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蜀學今文學與近代革命，意在探索一種不同的現代中國方案。

1.《古今之變——蜀學今文學與近代革命》屬“六點評論繫列”之一，意在探求如下問題：蜀學今文學與常州學派差別何在？廖平的《今古學考》對今文學運動的影響如何？蜀學今文學與近代革命有何關繫？它又為世人提供了怎樣一種不同的現代中國方案？
2.劉小楓親自作序推薦。

《古今之變——蜀學今文學與近代革命》分以上中下三篇考察廖平、蒙文通以來的蜀學與今文經學革命。上篇“晚清蜀學與經今文學的另一譜繫”試圖通過廖平先生的《今古學考》揭示近代中國學人心智的巨大變革；中篇“中等社會的革命”意在揭示辛亥革命的實相，及其與蜀學認同的關聯；下篇“‘諸子合流’與‘素王改制’”試圖探討思想革命與政治革命的內在關聯，以及尋找一條彌縫傳統與現代裂痕的理論道路。
《古今之變——蜀學今文學與近代革命》屬“六點評論”繫列之一，在蜀學及今文經學的研究方面，對讀者頗有啟發。

傅正，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博士，師從孫燕京教授，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高等研究所博士後，合作導師汪暉教授。從事中國近代學術、思想史方面的研究。主要關注晚清西學東漸和今古文之爭，兼治西方政治思想史等。在《讀書》、《近代史研究》、《文化縱橫》等刊物發表論文多篇。

傅正博士的《古今之變：蜀學今文學與近代革命》篇幅雖小，涉及的問題卻不小。在筆者看來，本書的實際主題是“新今文經學與現代革命志士”——副標題點明了這一點。
——劉小楓

新今文經學與現代革命志士（劉小楓）1

導言 1

上篇：晚清蜀學與經今文學的另一譜繫 14
一、“近代之今文有二” 14
二、尊經書院與近代蜀學的形成 22
三、《今古學考》與晚清經今文學的轉折 40
四、孔子的“一神化”與文明進化史觀 53
附論：文明史觀與問題史學 67

中篇：中等社會的革命 90
一、保路運動與“中等社會的革命” 90
二、清末教育改革與本省意識的興起 103
三、諮議局與本省意識的制度化 130
四、中等社會的反叛：四川諮議局與保路運動 151
五、“承先啟後的歷史環節” 169
六、餘論：保路運動與蜀學認同 172
附論：嚴復對梁啟超的批判 178

下篇：“諸子合流”與“素王革命” 194
一、近代《周官》、《王制》地位之變遷 199
二、“抗戰建國”與《重光》月刊 220
三、諸子彙通與漢初革命儒學 236
四、結語 262

後記 265

後 記
2008年到次年8月，我有幸在井研縣從事志願服務工作，這段“下放”的經歷成為了我學習生涯的轉折點。井研是一個位於成都平原南側的小縣城，印像中騎自行車從城區東頭到西頭也不過20多分鐘。沒有高樓大廈，沒有車水馬龍，但井研人民卻有種天然的熱情淳樸，讓我們志願隊的全體同志有一種身在家鄉的感覺，這種感覺在大城市是沒有的。
可能因為這段緣分，我後來在讀到廖平的著作時，總有一種回鄉探親的感覺。不錯，廖先生是一個固鄉守土的人。按照《年譜》記載，1890年春，廖先生高中進士，卻寧願辭官回鄉任教，為的是能夠侍奉老母。（廖宗澤：《六譯先生年譜》卷三，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15冊“附錄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88頁。）後來他成名於學界，各路軍閥政客、社會賢達紛紛登門拜訪。廖先生對此不屑一顧，卻總愛把路過的農民請進家門，抽煙喝茶。兒媳埋怨他這樣有失身份，他卻笑答：“民以食為天，他們是功臣，失掉我什麼身份？”（廖幼平：《我的父親廖平》，《廖平全集》第16冊“附錄四”，第1010—1011頁。）
他的高足蒙文通也同樣固鄉守土。真正的鄉土情結當然不止於“愛家鄉”這麼簡單。它毋寧使人相信，天地之間有種亙古不變的“正道”，人身處其中，便隻能依從於它。1939年，蒙先生在四川大學講授革命儒學，國民黨黨棍校長程天放居然以“批評時政”為由將他解職。蒙先生卻照常去學校上課，“聘不聘我是你學校的事，上不上課是我自己的事，我是四川人，不能不教四川子弟。”在那個國貧民弱、社會紛擾的年代，有此信念者，當不隻廖、蒙等幾人。他們的事跡暗示了，中國的革命思想不見得都是海德格爾批判的“無根性”或“異鄉人”，它根植於大地，依據於正道，既孕育於傳統，又發揚於現代。
清楚記得我在北師大歷史學院讀書時，第一堂課上德高望重的鄭師渠教授就再三叮囑我們，千萬不要把革命史觀和現代化史觀視作兩個獨立的學術範式。類似的提醒貫穿了我在北師大學習的整個階段。我十分明白，他關注的實是“前三十年、後三十年相互否定”的大問題。
不止如此，鄭老師研究清末民初的知識界，常認為李大釗、陳獨秀等啟蒙思想家也包含了豐富的現代性反思。他是以自己的方式處理傳統與現代法理斷裂的根本問題。這也是北師大近代史專業的共同關切。業師孫燕京教授、李帆老師、李志英老師、張昭軍老師等人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討論、處理這類問題。盡管他們對於具體歷史人物和事件的評判或有不同，但無不擔憂方今社會缺乏基本共識，倘無法律約束，派性鬥爭恐烈於當年“文革”。
得益於眾位師長的言傳身教，我纔能去體會廖、蒙等先生學說背後的精神實質。這本小書正是對我此一階段學習、思考的粗淺總結。
除了我在北師大的授業恩師外，首先需要感謝的就是劉小楓老師。雖然我早讀過他的著作，聽過他的講座，但一直未曾當面請教於他。直到2015年11月，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劉老師知道我正在研究四川今文學，便對我這個素未謀面的後輩多加鼓勵，促成此書的寫作和出版。他提攜後學的雅量與氣度，令我感動不已。
其次要感謝人民大學的馮慶博士。馮慶是劉小楓老師的高足，與劉老師同為重慶人。他們身上都不自覺地透出一股重慶袍哥的仗義與豪氣。輕利害，重結交，常常不顧個人得失，相助同道友人。在這個利己主義掠取一切的時代，這種氣質彌足珍貴。
再次要感謝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的倪為國老師和彭文曼責編。倪老師與彭編輯毫不嫌棄本書平庸無聊，不惟耐心校對、改正書中的訛誤疏漏，還常給予批評指正，令我受寵若驚。
感謝王銳、王雲燕、盛差偲、李光迪、梁山等友人，與他們的交流啟發了我的思路，對本書的寫作助益良多。總之，給我幫助者，為數不知凡幾，這裡不能一一道謝，但感激之情毫不遜色。
最後必須指出，劉復生、王東傑等合撰的《近代蜀學的興起與演變》（四川大學出版社2017年3月版）出版時，本書的主體部分（不包括“導言”）已經完稿交給了出版社，因而未及引用其中的精彩觀點。尤其是李曉宇博士撰寫的第二章“尊經書院與近代蜀學的嬗變”，功力深湛、發人深省，其與本書上篇第二節“尊經書院與近代蜀學的形成”有部分內容的重合，在此謹表歉意。
本書寫作繫作者獨立完成，所有責任應由作者本人獨自承擔！

傅正
2018年3月28日
於清華園

導 言

1932年6月5日，廖平在家鄉四川井研辭世。三百年來，四川學界積貧積弱，廖平的離世對於蜀學的打擊可想而知。對此，入室弟子蒙文通更會感到重任在肩。在此後的一二年間，蒙氏連續撰寫《井研廖師與近代今文學》、《廖季平先生與清代漢學》、《井研廖師與漢代今古文學》三篇文章，先論近代今文學，次論清代漢學，最後上升到漢代今古文學，逐級確立了廖平在經學史上的地位。
為首的《井研廖師與近代今文學》一文，劈頭就重申了蒙文通早年在《古史甄微》“序言”中的觀點：“漢代之今文學惟一，今世之今文學有二。”在他看來，莊存與、劉逢祿、宋翔鳳等一干常州學者，雖名為“今文學家”，實未審經今文學之真諦。

然於今古兩派立說異同，其中心所在，實未之知，徒以立學官與否為斷，是則知表而仍不知其裡。……論事而不知其本，則為已得門徑而未臻堂室，劉、宋不足以言成熟之今文學。（蒙文通：《井研廖季平師與近代今文學》，蒙默編：《經學抉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4頁。）

劉、宋二人尚且不足以言成熟之今文學，況夫龔自珍、魏源輩乎？“故龔、魏之學別為一派，別為偽今文學，去道已遠。激其流者，皆依傍自附者之所為，固無齒於今古文之事。”（蒙文通：《井研廖季平師與近代今文學》，《經學抉原》，第95頁。）
直到廖平撰寫《今古學考》，以《王制》、《周官》平分今、古二學，明乎辨別今、古文經的標準不在學官，而在禮制，困擾學界的千古難題遂迎刃而解。“推闡至是，然後今古立說異同之所在乃以大明。以言兩漢家學，若振裘之挈領，劃若江河，皎若日星。”（同上。）此功此績，三百年來惟一人耳！該書大可與顧炎武《音學五書》、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鼎足而立，並列清代經學的三大發明，“於是廖氏之學，自為一宗，立異前哲，岸然以獨樹而自雄也。”（蒙文通：《議蜀學》，《經學抉原》，第48頁。）
談論至此，人們想必起疑，蒙文通會不會把乃師說得過於高大？他這番對於廖氏的諛辭有幾分可信度呢？
然而容易為人忽略的，正是這三篇頌揚廖平功績的論文，竟隱藏了蒙氏的委婉批評：

夫今古學，兩漢之事也，不明今古則不足以知兩漢之學，然而兩漢之事固不足持之以語先秦。推兩漢學之本，更溯源於先秦則可，墨守漢人之學以囿先秦則不可。廖師以淵微卓絕之識，博厚深宏之學，既已辨析兩漢之學也，而上溯其源若猶未合，此固廖師之欲罷不能者。（蒙文通：《井研廖師與漢代今古文學》，《經學抉原》，第108頁。）

廖平《今古學考》訂古、今二學分別為孔子早、晚年之學。孔子早年遊歷燕趙，燕趙之學遂為古學，晚年退而居魯，魯學遂為今學，齊地處晉、魯之間，齊學遂雜糅今、古。蒙文通早年的《古史甄微》就發揚師說：把魯學上溯至伏羲東方海岱文明，善思辨，主哲學；把晉學上溯至黃帝北方河洛文明，善謀略，主史學；又別立炎帝南方江漢文明，善襖祥，主宗教。蒙氏乃因此說成名於學林。弔詭的是，當1933年《古史甄微》單行本出版時，蒙氏竟已揚棄了它的基本思路。
他在上述引文中稱，“不明今古則不足以知兩漢之學，然而兩漢之事固不足持之以語先秦。”明白指出，廖平把今古文問題一推至先秦是錯誤的；自己早年把今古文學上溯到伏羲、黃帝，更是錯誤的。此時的蒙文通已經意識到，從兩漢到先秦，隔著一個“周秦之變”，“周秦之變”纔是他真正應該思考的問題。
稍有常識的人都不難察覺，當蒙文通說出這些話的時候，中國處在什麼樣的歷史境況之中。1933年初，日寇大舉進犯長城，3月4日，熱河省主席湯玉麟不戰而逃，十天之內，承德淪陷，華北形勢危如累卵！就在熱河省陷落之際，蒙氏正好路過蘇州拜訪章太炎，二人“昕夕論對，將十餘日，每至廢寢忘食，幾於無所不言，亦言無不罄”甘回憶：

一九三三年時，大師（指歐陽竟無）看見日本步步進逼，忿慨萬端，又想不出有效的辦法，就派蒙老師去問章太炎先生有無良謀？手無一兵一卒的太炎先生也隻能感慨萬端！三位學人雖無辦法，但沸騰的熱血究不同於賣國求榮者的涼血！（蒙老師有一段筆記，言及此事，給我看過。甘：《蒙文通老師的美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鹽亭縣委員會編：《鹽亭縣文史資料選輯》第10輯，1993年2月，第61—62頁。）

除了政治以外，經學當然是二人討論的重點。蒙氏請教太炎先生：“六經之道同源，何以末流復有今、古之懸別？”太炎的反應是：“默然久之，乃曰：今、古皆漢代之學，吾輩所應究者，則先秦之學也。”所謂言者無心，聽者有意，在蒙氏看來，章氏之論不啻於暗示他：兩漢歸兩漢，先秦歸先秦，明乎周秦之變，方可言漢學之由來。
“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近代列強入寇，民族存亡懸於一線，能不是又一次周秦之變？於是上古舊史便與近代國變緊密相連，須臾不離。沒有周秦之變，就不會有“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儒家；沒有近代民族危機和共和肇興，儒家君臣父子之倫就仍然還是中國的官方教義。身處第二次歷史巨變中的蒙文通會如何思考兩次巨變之間的內在關聯？
可以肯定，蒙氏對於廖平的評說，不隻要吹捧其師，更要從廖平“以禮制分今古”處把握中國歷史古今之變的內部機理。用他的話說，廖氏學術的關軸就在於“歷史之三代”與“理想之三代”的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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