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學：“生命·實踐”教育學視角之思》是一本明快的西方哲學簡史，哲學的基本問題、各種學派與理論的紛爭雖厚重卻不再沉重。作者擷取27位哲人的生命片段和思想靈光，從教育學的新視角對西方哲學中的生命哲學與實踐哲學展開考察。
施特勞斯認為，哲學總是始於對自然的發現和對習俗的拒絕，這或許是西方哲人們總是將他們的知識哲學與政治哲學最終指向教育哲學的原因：教授“人”思考世界的方法論，造就適應“新政制”、創造美好生活的“新民”。在這個過程中，自然生命與社會實踐似乎是彼此對峙的，教育也因為對“人的問題”的不同思考而矛盾重重。
實際上，這些矛盾來自生命哲學內部長期存在的經驗論與先驗論、精英主義與平民主義、情感主義與理性主義之間的嚴重衝突。而實踐哲學立足於“自然”，以“自然法”為標準去改善社會實踐或社會習俗，以明智、審慎、中庸取代不分場合的激情，摒棄在對立雙方間尋求簡單的折衷或無原則的妥協，恰恰是拯救和調解生命哲學內在衝突的智慧之學。
站在“生命·實踐”哲學的立場上，《西方哲學：“生命·實踐”教育學視角之思》考察西方哲學中生命哲學與實踐哲學的發展歷程，從康德式“三論”哲人的教育哲學出發，追溯其生命哲學思想的內在張力，探求其中蘊含的“生命·實踐”哲學所追求的關繫思維和情境思維。

《西方哲學：“生命·實踐”教育學視角之思》重點關注西方哲學史上康德式的“三論”哲人。這類哲人的思考往往始於“知識哲學”，建構“政治哲學”，最後指向“教育哲學”。知識哲學提供思考世界的方法論；政治哲學關注“什麼是美好生活”；教育哲學則回應“如何實現美好生活”。他們對教育的關注源自教育能夠造就“新政制”所需的“新民”。
《西方哲學：“生命·實踐”教育學視角之思》按照時間順序分為三個部分：
上篇關注西方古典哲學，依次解讀蘇格拉底學派及其分化、希臘化時代的生命哲學和羅馬時代的“生命·實踐”哲學。
中篇關注西方現代知識哲學，分別考察經驗論知識哲學、先驗論知識哲學、“生命·實踐”知識哲學及其對政治哲學與教育哲學的影響。
下篇關注西方現代政治哲學，詳細分析平等主義政治哲學、精英主義政治哲學、“生命·實踐”政治哲學及其教育哲學。

劉良華，男，1968年1月出生，湖北洪湖人。華東師範大學課程與教學繫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教育哲學、課程與教學論研究。出版《校本行動研究》、《校本教學研究》、《有效教學論》、《教育研究方法》、《敘事教育學》、《教師專業成長》、《新父母學校》、《西方哲學》等專著。

前言
一、生命哲學的內部之爭及其趨勢
二、實踐哲學的分化與走向
三、本書的結構
上編 古典生命哲學的內部之爭及其實踐智慧
第一章 蘇格拉底學派的政治哲學
第一節 色諾芬的中庸哲學
一、“色諾芬問題”
二、“回憶蘇格拉底”
三、色諾芬的教育哲學
第二節 柏拉圖的理論理性
一、柏拉圖的先驗論知識哲學
二、柏拉圖的等級制政治哲學
三、區分精英與大眾：古典教育哲學的核心觀念
第三節 亞裡士多德的實踐智慧
一、從先驗論到經驗論
二、從理論理性到實踐理性
三、柏拉圖與亞裡士多德教育哲學的差異
第二章 希臘化時代的“非政治”生命哲學
第一節 犬儒學派的苦行主義
一、第歐根尼與犬儒學派
二、第歐根尼的教育哲學
三、第歐根尼的苦行論與阿裡斯底波的快樂論的比較
第二節 伊壁鳩魯學派的快樂主義
一、身體無痛苦、靈魂無紛擾：伊壁鳩魯的倫理哲學
二、觀念論：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
三、伊壁鳩魯的教育及其學派
第三節 斯多葛學派的意志主義
一、遵從“自然法”及其有節制的生活
二、自由意志及其對激情的抵制
三、斯多葛學派與伊壁鳩魯學派的差異
第三章 羅馬時代的“生命·實踐”哲學
第一節 “西塞羅風格”
一、西塞羅哲學與羅馬精神
二、西塞羅的“共和主義”
三、西塞羅的演說教育
第二節 塞涅卡的“不動心”哲學
一、塞涅卡的反激情
二、從塞涅卡到奧勒留的激情教育
三、羅馬時代與希臘化時代的斯多葛學派的差異
第三節 奧古斯丁的“理想國”
一、奧古斯丁的人性論
二、奧古斯丁的政治哲學
三、奧古斯丁的教育哲學

中編 現代知識哲學中的經驗論與先驗論
第四章 經驗論與實證主義
第一節 洛克的“經驗主義”
一、人類理解論
二、政府論
三、教育漫話
第二節 休謨的“懷疑主義”
一、休謨問題
二、休謨的政治哲學
三、從野蠻到文明：休謨的教育哲學
第三節 穆勒的“邏輯體繫”
一、穆勒名學
二、穆勒的政治哲學
三、穆勒論教育
第五章 先驗論與現像學
第一節 康德現像學
一、“純粹理性批判”
二、康德的實踐哲學
三、康德的教育哲學
第二節 黑格爾現像學
一、黑格爾的知識哲學
二、黑格爾的精神現像學
三、黑格爾的教育哲學
第三節 胡塞爾意向現像學
一、作為哲學的現像學
二、作為方法的現像學
三、從現像學到教育現像學
第六章 “生命·實踐”知識哲學與教育哲學
第一節 赫爾巴特的“中間環節”
一、赫爾巴特的知識哲學及其“中間環節”
二、赫爾巴特的實踐哲學
三、“普通教育學”
第二節 杜威的“哲學的改造”
一、從旁觀者知識觀到參與者知識觀
二、“新舊個人主義”
三、為民主而教
第三節 波蘭尼的“個人知識”
一、默會知識與邊緣意識
二、波蘭尼的政治哲學
三、波蘭尼與杜威的教育哲學的比較

下編 現代政治哲學中的平民主義與精英主義
第七章 平民主義政治哲學
第一節 盧梭的“道法自然”
一、盧梭論人性及其“自然狀態”
二、“社會契約論”及其大眾教育
三、“愛彌兒”及其精英教育
第二節 馬克思的“人的解放”
一、馬克思的知識哲學
二、馬克思的政治哲學
三、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
第三節 薩特的存在主義與馬克思主義
一、雞尾酒現像學
二、薩特的政治哲學 171
三、自我與他人的關繫：薩特的教育哲學 172
第八章 精英主義政治哲學 176
第一節 費希特的“浪漫哲學” 176
一、費希特的知識學及其對浪漫主義運動的影響 176
二、費希特的實踐哲學 181
三、費希特的教育哲學 186
第二節 尼采的“超人” 189
一、尼采的天纔論 189
二、大眾道德與大眾教育 191
三、精英道德與意志教育 194
第三節 海德格爾的自然與“大在”
一、海德格爾現像學：從意向現像學到存在現像學 198
二、海德格爾的“政治時刻”
三、海德格爾的教育哲學
第九章 “生命·實踐”政治哲學與教育哲學
第一節 馬基雅維利的“美德”
一、馬基雅維利的人性論
二、馬基雅維利的政治哲學
三、馬基雅維利的教育哲學
第二節 霍布斯的“自然權利”
一、論人性：虛榮與對暴死的恐懼
二、國家是如何誕生的
三、霍布斯的公民教育
第三節 施特勞斯的“自然正確”
一、“隱微寫作”與施特勞斯解釋學
二、現代性的三次浪潮與古典政治理性主義
三、施特勞斯的教育哲學
討論與結論
後記

《西方哲學：“生命·實踐”教育學視角之思》：
本研究從“生命·實踐”哲學的視角考察西方哲學中的生命哲學與實踐哲學的發展歷程。
表面上看，生命哲學與實踐哲學似乎是兩種不同的哲學：生命乃自然現像，實踐乃社會現像。自然生命和社會實踐彼此對峙。於是，“生命·實踐”哲學似乎就是超越生命哲學與實踐哲學的第三條道路。
事實上，生命哲學與實踐哲學並非彼此對立的關繫，兩者也並無衝突。真實的哲學衝突來自生命哲學內部。生命哲學內部一直存在知識哲學領域的經驗論與先驗論之爭、政治哲學領域的精英主義與平民主義之爭、道德哲學領域的情感主義與理性主義之爭。當生命哲學發生嚴重的內部衝突時，實踐智慧就成為一種需要。實踐哲學就是拯救和調解生命哲學的內在衝突的智慧之學。也就是說，實踐哲學並非獨立於生命哲學之外的另類哲學。實踐哲學就是“生命·實踐”哲學，反之，“生命·實踐”哲學就是實踐哲學。“生命·實踐”哲學是超越生命哲學內部之爭的第三條道路而並非超越生命哲學與實踐哲學的第三條道路。
“生命·實踐”哲學核心精神是關繫思維和情境思維。（1）關繫思維追求對立統一、相反相成的轉化思維，它反對一切非此即彼的矛盾思維或冥頑不化的對立思維。立足於關繫思維，“生命·實踐”哲學試圖超越一切有關經驗論與先驗論、精英主義與平民主義、情感主義與理性主義的對立。這種超越並非在彼此對立的雙方之間尋求簡單的折中或無原準則的妥協。“生命·實踐”哲學所強調的“關繫思維”意味著，當自然生命與社會實踐發生衝突時，“生命·實踐”哲學總是立足於“自然”，以“自然法”為標準去改善社會實踐或社會習俗。按照施特勞斯的說法，哲學總是始於對自然的發現而對習俗的拒絕。“發現自然乃是哲學的工作”。哲學是對權威的根除，根除權威之後，“自然乃是標準”。（2）情境思維強調“場合意識”和“分寸意識”，推崇明智（practical wisdom）、審慎（prudence）、中庸（mean）並以此取代不分場合的激情（包括激情的過度與不及）。這種關繫思維和情境思維在亞裡士多德那裡被稱為“實踐智慧”（phronesis）。
本書共三個部分，每個部分的前兩章呈現生命哲學的內在張力。每個部分的最後一章在不同程度上顯示出“生命·實踐”哲學所追求的關繫思維與轉化思維。
一、生命哲學的內部之爭
西方古典哲學始於自然哲學，研究萬物的本原。自從智者和青年蘇格拉底將哲學“從天上拉回到人間”，哲學就一直關注“人的問題”並由此轉向生命哲學。生命哲學即研究“人的問題”或“人間事務”的哲學。生命哲學從一開始就存在經驗生命（經驗論）與先驗生命（先驗論）、群體生命與個體生命（以及相關的平民主義與精英主義）的爭執和矛盾。為化解生命哲學的內部衝突，“實踐智慧”被引入哲學。
西方古典哲學分化出不同的哲學取向或派別。從時間順序來看，這些不同的哲學取向或派別主要包括前蘇格拉底哲學、蘇格拉底學派和希臘化-羅馬哲學。
（一）前蘇格拉底哲學：自然哲學與民主哲學
前蘇格拉底哲學主要關注兩個領域。一是自然哲學。二是民主政治。前蘇格拉底哲學的發展顯示出三個階段和三條道路。第一個階段和第一條道路始於泰勒斯（Thales，前624—前547），堅持認為世界的本原是某種特別的物質。泰勒斯認為世界的本質是“水”，阿拉克西曼德（Anaximander，前611—前547）認為是“不定形”，阿那克西美尼（Anaximenes，前588—前524）認為是“氣”。泰勒斯、阿拉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等人一起開創了米利都學派。三者之中，比較“高級”的是阿拉克西曼德的“不定形”，這種“不定形”已經比較接近後來的“存在”。第二個階段和第二條道路由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前584—前493）、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前530—前470）、巴門尼德（Parmenides，前570—前480）等人開創。他們認為萬物的本原是某種抽像的“存在”而不是某種具體的物質。畢達哥拉斯學派認為世界的本質是“數”、赫拉克利特學派（愛非思學派）雖然認為世界的本原是“火”，但他同時提出“從一產生一切，從一切產生一”的“邏各斯”。巴門尼德受畢達哥拉斯學派的影響（也有認為巴門尼德是阿拉克西曼德的學生），他和他的老師克色諾芬尼（Xenophánes，約前565—前473）、得意弟子芝諾（Zeno，前490—前425）一起開創愛利亞學派，認為世界的本質是不變不動、不生不滅的“存在”。畢達哥拉斯學派、赫拉克利特學派和愛利亞學派三者一起影響了柏拉圖哲學。第三個階段和第三條道路的影響人物是阿那克薩戈拉（Anaxagoras，前500—前428）、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前495—前433）、德謨克利特（Democritus，約前460—前370）。他們用“原子論”的思路來討論一與多的問題。他們的哲學一般稱為“原子論”哲學。德謨克利特等人所堅持的“原子論”哲學接近現代“科學哲學”。從“科學哲學”的角度來看，德謨克利特等人的“原子論”哲學似乎是“最好的哲學”。
智者哲學延續了泰勒斯、阿拉克西曼德等人的自然哲學的主題，但智者在此基礎上增加了一個新的哲學主題：智者把關注的焦點由“自然”轉向“政治”。或者說，智者將哲學的重點由自然哲學轉向生命哲學（人間事務之學）。古希臘有影響的智者（sophistes）有普羅塔哥拉（Protagoras，約前490—前421）、高爾吉亞（Gorgias，約前485—前380）和安提豐（Antiphon，前470—前411）等人。而按照阿裡斯托芬（Aristophanes，前446—前385）的說法，青年蘇格拉底也是典型的智者。少不更事的青年蘇格拉底給青年人傳授“雄辯術”，以在辯論中擊敗他人為目的而不追求真理。成年蘇格拉底開始追求正義和真理，卻又犯了另一個錯誤：他以直言不諱的反諷的方式反對世俗道德和民主政治。蘇格拉底因此而被處以極刑。
作為智者的青年蘇格拉底完全不同於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青年蘇格拉底在哲學上恰恰站在柏拉圖所反對的普羅塔哥拉這邊。有人認為，“全部哲學的一個基本的對立”就是柏拉圖與普羅塔哥拉之間的對立。而這個基本對立也可以理解為青年蘇格拉底與晚年蘇格拉底之間的對立。它預演了後來出現的柏拉圖與亞裡士多德的師徒之爭。
柏拉圖之所以反感和反對智者，主要因為智者哲學順應了當時的民主政治生活，民主制恰恰是柏拉圖所反對的。“普羅塔哥拉第一次開創了人類歷史上參與式民主的先河。經過家庭和社會生活的教育，所有人都獲得了一定的政治和道德洞見。”古希臘的智者學派的產生，正因為智者提供的辯論與雄辯術的教育順應了當時的民主社會的需要。哲人王統治不需要民眾發表意見，民主社會因崇尚法律而重視辯論。辯論的需要“一部分來自公民大會上的討論，但更多的是來自陪審法庭的爭辯，……伯裡克利所創立的公眾的、經常性的陪審法庭，恰恰為雅典人的纔智開闢了一個最適合其自然傾向的發展途徑。”這種新的司法制度“促使雅典人的天纔向雄辯術方面發展。這時，不僅那些想在政治上暫露頭腳的人必須具備一定的演說能力，而且那些普通公民也必須如此，以便在法庭上維護自己的權利或駁斥他人的控告。姑且不論它是否用於實現一個人的雄心壯志，雄辯術總是一種最有實用價值的纔藝，其重要性絕不下於武術或體育訓練。於是，那些講授文法和修辭學的教師，以及為他人撰寫演說稿的文人墨客，這時就開始增多起來，並且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不僅如此，智者還從事某種遊說或外交的活動。“早期智者是高尚的、備受尊敬的人，他們常常被所在的城邦委以外交使命。”
智者哲學也正因為順應了民主社會的需要而受到伯裡克利（Pericles，約前495—前前429年）等人的支持和贊助。伯裡克利執政時，奉普羅塔哥拉等智者為座上賓，多次與他們談話。後來民主政制的失勢，智者受到打壓。“三十僭主”所采用的第一個重要措施，就是明令禁止講授雄辯術。
由於柏拉圖對智者哲學的“有敵意的描述”，智者在西方哲學史上一直名聲不佳，其著作也未能完整地保存和傳播。受柏拉圖的影響，智者被視為“江湖騙子”。
（二）生命哲學及其內部衝突
智者哲學受到以柏拉圖為首的蘇格拉底學派的攻擊，但蘇格拉底學派內部也一直存在兩種衝突：一是知識哲學領域的經驗論與先驗論之爭；二是政治哲學領域的平民主義與精英主義之爭。由於生命哲學內部出現爭執和衝突，實踐智慧臨危受命，它與生命激情一起構成“生命·實踐”哲學。“生命·實踐”哲學的主要使命是超越知識領域的經驗論和先驗論之爭和政治領域的平民主義和精英主義之爭。
在知識哲學領域，生命哲學分化為兩個陣營：一是洛克、休謨、穆勒等人的經驗論。它重視人的感覺經驗，堅持任何知識都來源於人的感覺，否認任何先驗知識。這種哲學一度被稱為“經驗主義”或“感覺主義”、“實證主義”、“相對主義”。它肯定了生命的“感覺”，卻使生命朝向相對主義的方向發展。實證主義是經驗主義知識哲學的最後形式。二是康德、黑格爾、胡塞爾等人的先驗論（或觀念論）。它強調人的先驗範疇，認為先驗範疇以及先驗的思維形式是認識的充分必要條件。康德認為知識雖然始於感覺經驗，卻並不來源於經驗。沒有先驗範疇的支持，人的認識就像夜間觀牛，其色皆黑。這種哲學一度被稱為“先驗主義”或“主體主義”、“觀念主義”、“唯心主義”、“觀念論”。在這兩者之外，赫爾巴特、杜威、波蘭尼等人在知識哲學領域發起了“哲學的改造”，顯示出超越“經驗論”和“先驗論”的傾向，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了知識領域的“生命·實踐”哲學。
在政治哲學領域，生命哲學平民主義政治和精英主義政治兩個陣營。盧梭、馬克思、薩特等人追求平民主義政治，其政治思路接近韋伯的“法制型統治”。費希特、尼采、海德格爾等人追求精英主義政治，其政治思路接近韋伯的“卡理斯瑪型統治”，靠超凡魅力統治民眾。平民主義政治同情類似法國大革命那樣的平民主義運動；而精英主義政治傾向於國家社會主義或專家治國。馬基雅維利、霍布斯和施特勞斯等人強調以“共和”政治（平民與貴族各安其位）去超越平民主義政治哲學與精英主義（或國家主義）政治哲學之爭。
（三）生命哲學的內部衝突在西方古典哲學中的預演
古希臘雖然在實踐領域推行全民參與政治，但是，理論界對此並非沒有非議。色諾芬、柏拉圖和亞裡士多德等人的政治哲學已經出現明顯的分歧。總體而言，他們都認為共同體政治生活或軍事生活高於和優先於個體生活。個體自由甚至天倫之樂的家庭生活都必須讓位於社群生活。
古希臘的教育雖然有各種課程，但幾乎所有的課程都指向政治教育。“事實上，所有的教育專業目的不外乎是政治教誨，詩歌、音樂、體操技藝，歸根到底都是一種政治—倫理任務。……其真正的意圖都可以被稱為政治教育。”從童年開始，所有的教育都以政治為基本主題。音樂和體育也有倫理的目的。從孩提時代到成年的一切教育就隻有政治技藝。西方古典教育所重視的文法、修辭、辯證法、算術、幾何、音樂、天文學等“七藝”明顯以政治課程為主。即便算術、天文學等，也是出於政治教育的目的而非現代意義上的科學教育。教育的唯一目的就是為了把人教育成為好公民。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課程體繫中有時稍微增加了一些自然探究的課程，便立刻遭致他們的同行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前436—前338）、阿裡斯托芬等人的挖苦和嘲笑。有人認為，古希臘的城邦生活的確是民主的，但它是“不自由的希臘民主”。古希臘最大的不自由，就是沒有不參與政治的自由：“國家不允許人對它的利益漠不關心。哲學家和研究者不能隱入山野。他們必須到議會投票，他們不能拒絕擔任官員，這是他對國家應盡的義務。在發生爭執時，雅典禁止公民持中立的態度，他們必須追隨一派，反對另一派。凡不入派又不反對的中立者，法律將予以嚴厲懲罰，剝奪他的公民資格。”古希臘的教育更不自由。“國家首先要獨攬的就是教育大權。在斯巴達，父親幾乎沒有教育子女的權利。雅典法律似乎比較寬松，但城邦仍規定兒童共同授業於指定的老師門下。……國家認為，公民的精神和身體都屬於它，所以它要塑造他們的精神與身體，使之對國家有益。公民的身體是國家的武器，為了使這武器有力且合手，有必要讓他們參加體育活動。”
過度的“參與式民主”政治對公民的私人生活必然帶來的擠壓和侵擾。古典政治哲學將一切不參與政治生活的離群索居者視為“非神即獸”的怪物。
接下來的希臘化時期的政治哲學走向另一個極端。希臘化時期的伊壁鳩魯學派、斯多葛學派和懷疑主義學派更重視“個體生命”及其倫理生活，遵循自然而拒絕習俗，聽從內心自由的召喚而藐視權威。
希臘化哲學轉向個體生命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以蘇格拉底學派為代表的過度政治化的哲學意識形態以及相應的政治實踐遲早會引發一般民眾對政治的厭煩情緒。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當時整個政治環境出現了變化。自由民主的城邦突然陷落，希臘人被“蠻族”（馬其頓人、羅馬人）征服，處於“亡國奴”的狀態，不得不臣服於外族的“軍閥”，這使“政治學”一度成為討論的禁區。“當政權轉到馬其頓人手裡的時候，希臘的哲學家們就自然而然地脫離了政治，而更加專心致意於個人德行的問題或者解脫問題了。他們不再問：人怎樣纔能夠創造一個好國家？而是問：在一個罪惡的世界裡，人怎樣纔能夠有德；或者，在一個受苦受難的世界裡，人怎樣纔能夠幸福？”
這個時期誕生的伊壁鳩魯學派、斯多葛學派和懷疑主義學派盡管存在細微的差異，但它們一致地呈現出重視個體生命的總體氣質，追求生命的自然狀態而拒絕社會的習俗規範。他們既不信任“政治科學”的技術設計，現實條件也不可能讓他們享受參與式民主的政治待遇。
直到羅馬時代，參與式民主政治與政治科學主義之間的關繫纔獲得某種平衡。羅馬哲學開創了古典哲學的新氣像。羅馬哲學延續了色諾芬和亞裡士多德等人的“審慎”、“中庸”傳統，追求“不動心”、反“激情”的斯多葛主義精神。西塞羅、塞涅卡等人的斯多葛哲學雖然延續了希臘化時代的斯多葛學派的意志主義，卻增加了更多的入世精神。奧古斯丁則兼采斯多葛哲學和柏拉圖哲學，並由此而開創了教父哲學（基督教哲學）的新傳統。總體而言，羅馬哲學再次恢復了“入世”精神，顯示出比較豐富的“生命·實踐”智慧。
二、實踐哲學的分化
實踐哲學或“生命·實踐”哲學在不同的哲人那裡顯示出不同的追求。古典實踐哲學立足於人的柏拉圖式的美德和亞裡士多德式的情感。前者追求理性、勇敢、節制和公正等“四主德”；後者強調以明智、審慎和中庸等“實踐智慧”去化解衝突。近代實踐哲學以康德的“實踐理性”著名，其核心是至善的自由意志。現代實踐哲學則熱情洋溢地啟用政治科學及其民主與法制。
（一）立足於“美德”和“情感”的古典實踐哲學
古典實踐哲學的重點是“實踐智慧”，主要包含三個要素：一是明智，即審時度勢、隨機應變、當機立斷。二是審慎，即注意說話和寫作的對像，不以直言不諱的方式激怒他人，在必要的時刻甚至可采取“高貴的謊言”或“隱微教誨”。三是中庸，強調關繫思維和情境思維，為實現理想的目標而采取必要的妥協與讓步或中間道路。實踐智慧及其三個要素實際上是對人的情感（欲望與激情）的承認和保護。
色諾芬與亞裡士多德比較完整地堅持了實踐智慧的三個要素，而柏拉圖更重視以純粹的理論理性淨化不純粹的實踐。柏拉圖將知識劃分為應用性知識和理論知識兩種。實踐被視為應用性知識或技術。如果說柏拉圖哲學也蘊含了實踐智慧，那麼，其實踐智慧主要顯示為“激情”（spiritedness，也譯為“血氣”）學說和“隱微教誨”以及與之相關的“高貴的謊言”。“激情”在柏拉圖的“四主德”（智慧、勇敢、節制和正義）中占有重要地位。“激情”與勇氣相應，但柏拉圖並不認為人在任何時候都可以激情四射、勇往直前。相反，他認為激情及其勇敢應該受理性的控制。柏拉圖的隱微教誨以及與之相關的“高貴的謊言”主要來自“蘇格拉底之死”的震撼。他從他的老師被處死的哲學事件中汲取教訓，從直言不諱的危險的“反諷”轉向隱微寫作。柏拉圖以隱微寫作的方式建構他的“言辭中的城邦”（理想國）而不直接介入現實生活和現實政治。
亞裡士多德雖然是柏拉圖的學生，但在實踐哲學的道路上他從師叔色諾芬以及前蘇格拉底哲學（尤其是智者哲學）那裡接受了更多的教益。色諾芬既關注現實政治，又盡量回避鋒芒（避免蘇格拉底式的“反諷”），在追求真理與承認現實之間采取“中庸”路線。亞裡士多德將知識分為三種：理論、實踐和技術（也譯為“制作”）。與之對應的三種哲學或三種理性為：理論哲學（也稱為理論理性或理論知識）、實踐哲學（也稱之為實踐理性或實踐智慧）和技術哲學（也稱之為技術理性或應用技術）。三者之間，技術的自由程度最低，實踐高一個等級，理論的自由程度最高，它是純粹自由的沉思的生活。真正能夠幫助實踐者解決實際問題的既不是理論也不是技術，而是實踐智慧。亞裡士多德由此而被視為實踐哲學的創始人。
在亞裡士多德那裡，實踐智慧主要用於處理具體而特殊的事務尤其是有關政治的事務，實踐就是處理具體的事情，政治學幾乎就是明智、審慎、中庸之學。它是處理偶然性、特殊性的能力。與之相對的理論理性是處理必然性、普遍性的能力。
色諾芬、柏拉圖和亞裡士多德等人的“審慎”、“激情”等實踐智慧在希臘化時代和古羅馬時代流行的斯多葛學派那裡獲得延續。希臘化時代的犬儒主義、斯多葛學派和伊壁鳩魯學派開始明確抵制“激情”並將它發展為道法自然的苦行主義或“身體無痛苦，靈魂無紛擾”的意志主義。而在古羅馬時代的西塞羅、塞涅卡、愛比克泰德和奧勒留等人那裡進一步發展為“反激情”、“不動心”、“不允許憤怒”的冷峻的意志哲學。西塞羅甚至以“審慎”（prudentia，後來演化為prudence）翻譯亞裡士多德的“實踐智慧”（phronesis），並使之兼有理論智慧和實踐經驗的共和主義精神。這種“反激情”的共和精神後來在奧古斯丁以及整個基督教哲學中幾乎被完整地延續下來。“反激情”成為基督教哲學的重要主題之一。
古典實踐哲學的“審慎”在文藝復興時期的馬基雅維利及其後繼者霍布斯、施特勞斯等人再度引起關注。馬基雅維利以“德性”（virtue）代替亞裡士多德的“實踐智慧”，以此表達他所追求的“偽善”（道德與政治分離）、“公民宗教”、“審慎”，等等。其“公民宗教”理論接近伊壁鳩魯的宗教態度（他本人不信神但總是顯得信神），而此後的霍布斯幾乎完整地復制了他的宗教理論。直到斯賓諾莎纔將宗教轉換為“自然宗教”，而馬克思則將斯賓諾莎的“自然宗教”徹底轉換為社會歷史發展規律及其信念（比如共產主義信念）。馬基雅維利所追求的“德性”及其“審慎”後來在施特勞斯那裡則被轉換為柏拉圖式的“隱微教誨”。
（二）立足於道德的近代實踐哲學
古典實踐哲學在康德那裡發生轉型。康德的主體主義哲學引發了知識領域和道德領域雙重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前者立足於科學並推動了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後者立足於“道德”並發展出獨特的“實踐哲學”。
康德哲學將他的道德哲學稱為實踐哲學，並視之為“第一哲學”。康德的實踐哲學接近柏拉圖追求“至善”的生命哲學而幾乎不考慮亞裡士多德式的實踐智慧，甚至將亞裡士多德式的明智、審慎與中庸視為實踐理性的墮落。康德實踐哲學的核心精神延續了他在知識哲學領域發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的思路，康德鼓勵人強調人憑借的其純然的善良意志（自由意志）追求“至善”品格。康德的主體主義哲學在胡塞爾那裡被進一步放大甚至發展到極致。
康德與亞裡士多德的實踐哲學的主要差異在於：雖然亞裡士多德所理解的實踐也是“自由實踐”，但亞裡士多德更看重“中庸”、“折中”、“妥協”的生活藝術。而康德的實踐卻顯示為絕對的、不妥協的、純粹的自由意志。康德從亞裡士多德那裡抽取了實踐的自由精神，他將實踐幾乎等同於“自由意志”。康德的“意志”類似古希臘哲人所謂的“激情”。康德並不認為這種執著、毅力、堅守是非理性的，相反，康德將“自由意志”以及與之相關的“激情”視為“純粹理性”（純粹的實踐理性）。
（三）立足於義氣之爭的現代實踐哲學
古典實踐哲學所討論的“義氣”（含“欲望”和“激情”）在現代實踐哲學這裡轉換為“革命”或“階級鬥爭”並以此重建建立新的秩序和“禮法”。
現代實踐哲學領域的重要背景或關鍵事件是“法國大革命”，黑格爾視之為主奴辯證法或奴隸起義，馬克思稱之為階級鬥爭。革命或階級鬥爭主要是勞動者對統治者的反抗。也因此，革命或階級鬥爭往往伴隨著勞動和勞動者地位的提升以及對勞動技術和科學的重視。西方現代哲學對古典哲學所鄙視的“技術”以及“科學”（以及與之相關的“勞動”）發生莫大的興趣。費希特、黑格爾和馬克思等人在恢復亞裡士多德的“政治實踐”的基礎上增加了“勞動”，並由此對當時不那麼入流的“政治經濟學”給予特別的關注。亞裡士多德的“三要素”（理論、實踐和技術）排斥了勞動。他認為勞動是奴隸的活動而非自由活動。亞裡士多德之後，勞動一直處於受鄙視和被遺棄的狀態。後來阿倫特在亞裡士多德的“三要素”的基礎上提出了勞動、工作和行動。但她也依然認為勞動是低級的不自由的活動。隻有在費希特、黑格爾和馬克思等人那裡，勞動纔重新成為有意義的主題。費希特認為勞動是人生存的首要條件，沒有人有不勞而獲的權利，“不勞者不得食”。在黑格爾那裡，勞動是主奴之爭的結果，它是奴隸的生活形式，但是，也正是勞動引發了新一輪的主奴之爭以及主奴關繫的顛倒。受黑格爾影響，馬克思也極度重視勞動，不僅將勞動視為從猿轉變為人的關鍵要素，而且並將自由勞動視為人的解放的一個標志性事件。與勞動相關的是技術和科學。費希特、馬克思等人對技術和科學給予厚望，期待未來的科學技術尤其是“機器自動化”能夠改變人類的勞動形態並最終為人類帶來解放。
而馬基雅維利、霍布斯、施特勞斯等人則重新引入古典共和主義政治哲學，他們試圖在盧梭-馬克思-薩特式的奴隸起義（革命）和費希特—尼采—海德格爾的精英主義之外尋找第三條道路。其核心策略是在大眾與精英之間保持共和關繫，並因此而重新亞裡士多德式的明智、審慎和中庸等古典實踐智慧以及柏拉圖式的“隱微教誨”。在種種方案之中，杜威的“參與式民主”代表了現代實踐哲學的一個重要方向。他主張把科學“推廣應用到社會的和人生的事務上去”，用非暴力的“科學的方法”來解決這種社會衝突。
三、本書的結構
本書重點關注哲學史上柏拉圖式的“三論”哲人。這類哲人的思考往往始於“方法論”（人性論或知識論），終於“政治論”和“教育論”。政治及其美好生命是目的，教育是實現美好生活的途徑。比如，柏拉圖有多種著作，但總體上呈現為三類：一是以《泰阿泰德篇》為代表的知識哲學；二是以《法律篇》為代表的政治哲學；三是以《理想國》為代表的教育哲學。與之類似，洛克的三類著作是《人類理解論》、《政府論》和《教育論》；盧梭的三類著作是《論科學與藝術》（以及《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社會契約論》和《愛彌兒》；康德的三類著作是《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和《教育學》；杜威的三類著作是《我們怎樣思維》、《新舊個人主義》和《民主主義與教育》，等等。對這類哲人來說，政治理想是核心主題，方法論（含人性論或知識論）是為政治哲學的建構提供思維方法的支持。他們最後之所以轉向教育，是因為教育可造就“新政制”所需要的“新民”。
本書大體按照時間順序解說歷史上的著名哲人及其知識哲學、政治哲學和教育哲學，並由知識哲學（以及方法論）或政治哲學引出相關的教育哲學。由於有些哲人偏重知識哲學，有些哲人偏重政治哲學。本書有時在知識哲學的主題下討論某個哲人的政治哲學和教育哲學，有時在政治哲學的主題下討論某個哲人的知識哲學和教育哲學。也因此，本書雖然大體上按照時間順序解讀歷史上的著名哲人及其思想，但偶爾也根據討論主題的需要超越時間的框架。
本書雖然也采用“傳統解釋學”的方式“簡述”某些哲人的思想，但是，本書更重視從發生學研究、比較研究、海德格爾式的解釋學現像學尤其是施特勞斯式的隱微解釋學等“現代解釋學”的視角為歷史文本提供解釋。在解讀色諾芬、柏拉圖、伊壁鳩魯、馬基雅維利、霍布斯、洛克、盧梭、尼采、海德格爾以及施特勞斯等哲人的文本時，本書區分了“文本的表面”和“文本的背面”所隱含的隱微教誨，追尋其言外之意或難言之隱。本書偶爾從發生學的視角去關注該哲人的個人思想成長史，留意其早期、中期和晚期思想的差異，勘察該哲人是否出現“否定之否定”的思想發展軌跡。比如，本書提示了青年蘇格拉底和成熟的蘇格拉底之間的差異、盧梭早期和晚期從“自然”到“自然”的轉換、康德早期和晚期在“德福觀”上的變化、杜威早期和晚期在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之間的遷移，等等。
本書重點敘述西方教育哲學的“思想史”，偶爾也以腳注或加引號、加括弧的方式提示相關的“學術史”（或效果史）。外國人名首次出現時均提供英文名和生卒年。但是，如果某個哲人在後文有專門的討論，則在專門討論的章節中顯示其英文名和生卒年。
上編 重點關注西方古典哲學：一是蘇格拉底學派及其分化，重點關注柏拉圖、色諾芬與亞裡士多德的實踐哲學及其相關的政治哲學；二是希臘化時代的生命哲學，重點討論犬儒主義學派、伊壁鳩魯學派和斯多葛學派的遠離政治的個體生命哲學。三是羅馬時代的“生命·實踐”哲學，重點關注西塞羅、塞涅卡和奧古斯丁的實踐智慧及其政治哲學。羅馬時代是西方古典生命哲學與實踐哲學的第一次綜合，顯示了“生命·實踐”哲學的古典意向。
中編 討論西方現代知識哲學。一是洛克、休謨、穆勒等人的經驗論知識哲學及其對政治哲學與教育哲學的影響；二是康德、黑格爾、胡塞爾等人的先驗論知識哲學以及與之相關的政治哲學與教育哲學；三是赫爾巴特、杜威、波蘭尼等人的“生命·實踐”知識哲學以及與之相關的政治哲學與教育哲學。
下編 關注西方現代政治哲學。一是盧梭、馬克思、薩特等人的平等主義政治哲學及其教育哲學；二是費希特、尼采、海德格爾等人的精英主義（或國家主義）政治哲學及其教育哲學；三是馬基雅維利、霍布斯、施特勞斯等人“生命·實踐”政治哲學及其教育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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