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與犁”譯叢（李鈞鵬主編）新書
現代恐怖主義源於巴黎的一家小餐館，始於世紀末“美好時代”的那個陰冷雨夜......
歐洲史家約翰·梅裡曼追溯現代恐怖主義重要節點，講述左拉小說人物原型埃米爾·亨利令人嘆惋的一生。

★資料詳盡，追索暴力事件的草蛇灰線
歷史學家約翰·梅裡曼遍尋檔案與報刊資料，兼顧敘事技巧與史學家的嚴謹性，錯落有致安排章節、裁剪線索，講述主人公埃米爾·亨利的思想和情感變化，刻畫這位原本前途無量的青年知識分子如何一步一步走向暴力的窮途。

★筆力深厚，重審恐怖主義的前世今生
由小見大，視野宏闊。通過埃米爾·亨利事件，重審現代恐怖主義產生與存續的土壤，檢討西方冷酷國家機器，反思暴力在世界範圍內的勃興。

★描摹嘯聚巴黎的義士群像，展現妙趣橫生的時代畫卷
埃米爾·亨利是左拉小說人物原型，正是“美好時代”巴黎的光影與罪惡孕育了這樣的悲劇人物。19世紀末歐洲社會的暗潮湧動、激進思想的盛衰、恐怖主義圈子的聚散、階級矛盾的激化與爆發，在梅裡曼筆下悉數展開。

現代恐怖主義源於巴黎的一家小餐館，始於世紀末“美好時代”的那個陰冷雨夜......
1894年，青年知識分子埃米爾·亨利在一家餐館投放炸彈，無辜民眾受傷死去，在歐洲史家約翰·梅裡曼看來，此前的暴力襲擊總是針對特定的“大人物”，而埃米爾事件是“第一起現代意義上的恐怖主義襲擊”。
《一觸即發：現代恐怖主義的起源》把人們拉回真實的歷史現場，通過巡檢法國知識分子埃米爾·亨利的成長經歷、思想變化、社會交往，刻畫這位原本前途無量的青年如何一步一步走向窮途，也全景展現了“美好時代”的巴黎暗潮湧動的時代畫卷。作者梅裡曼運用詳盡的檔案與報刊資料，錯落有致安排章節、裁剪線索，兼顧敘事技巧與史學家的嚴謹性。
復盤埃米爾事件時，梅裡曼並不做非黑即白的道德判斷，而是充分還原人物與事件的復雜性，探索現代恐怖主義的真正根源。埃米爾事件發生一百多年後的今天，恐怖主義的隱患威脅著全球安全。通過重審現代恐怖主義產生與存續的土壤，反思無差別襲擊在世界範圍內勃興的來龍去脈，梅裡曼進而指出，西方世界冷酷的國家機器也是恐怖主義的幫兇。

約翰·梅裡曼（John Merriman，1946—），密歇根大學歷史學博士，耶魯大學歷史學傑出講席教授，布蘭福德學院前院長，美國歐洲史學界權威學者。曾獲法國政府頒發的榮譽博士學位、波蘭教育部頒發的榮譽勛章、耶魯大學傑出教學獎。著述甚豐，包括奠定其學術地位並已成為美國 高校通行教材的《現代歐洲史》。其主講的耶魯大學開放課程“歐洲文明”具有世界性影響

譯者簡介：
範譞，北京大學社會學繫博士，任教於中華女子學院女性學繫。研究領域為社會理論、身體社會學與性別研究。

裡曼的著作刻畫了法國“美好時代”的工人階級激進主義，是很有啟發的研究。那時的階級衝突並不隻是修辭。這是一個引人入勝的、真實的犯罪故事，運用陀思妥耶夫斯基般意味深長的筆法，講述了被崇高理想觸發的絕望行動。
——《出版者周刊》

梅裡曼重構了這場襲擊案，他用法官的視角巡檢“美好時代”的巴黎，巧妙地呈現了亨利的個性。本書無疑是在邀請我們將亨利與當代恐怖主義者的思維模式做一比較。
——吉爾伯特·泰勒《書單》

894年巴黎地圖 / 1
中譯本序 / 1
恐怖主義的前世今生 / 1

前言：終點站餐館 / 1
第一章 歐洲之都的光與影 / 1
第二章 流放者的次子 / 20
第三章 “因愛生恨” / 47
第四章 爆炸案 / 68
第五章 喋血警察局 / 100
第六章 兩枚炸彈 / 141
第七章 審判 / 168
第八章 反響 / 209

巴黎補記 / 225
致謝 / 226
參考文獻 / 229
索引 / 239
譯後記 / 257

恐怖主義的前世今生

1894年2月12日晚，一個年輕的無政府主義者埃米爾?亨利（Émile Henry），向巴黎聖-拉扎爾車站（Gare Saint-Lazare）附近的終點站餐館（Café Terminus）扔了一枚炸彈。可以說，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場現代意義上的恐怖主義行動。它代表了世界上一種新的恐怖形式：襲擊在錯誤的時間、出現在錯誤地點的無辜群眾。在亨利看來，身為資產階級，終點站餐館裡的用餐者本身就有罪過。
亨利制造的炸彈襲擊不同於其他暴力襲擊。以發生在俄國的襲擊事件為例，其目標是沙皇、地方長官或軍官，這些人顯然被視為政府代表。在此意義上，它與我們這個時代所發生的恐怖襲擊很不一樣，例如發生於2015年1月7日法國諷刺雜志《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總部的恐怖襲擊案，該案造成11人喪生，而襲擊對像是作家和漫畫家；再如兩天之後發生在巴黎南部一家猶太潔食超市的兇殺案，遇難者為4名猶太人質。另一起駭人聽聞的大屠殺發生在2015年6月的美國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市（Charleston），一名白人至上主義者在教堂裡屠殺了9名非裔美國人。和“伊斯蘭國”（ISIS）組織為了建立伊斯蘭教國家而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的大肆屠殺以及博科聖地組織（Boko Haram）在非洲的所作所為類似，這些悲劇提醒我們，這個世界日益為恐怖主義荼毒。
這些是19世紀的無政府主義者和當代恐怖主義者的本質區別。然而，有人會提出無政府主義的例子，它有某種由真實的信仰構成的世俗宗教的特點。最顯而易見的是，他們的目標大相徑庭。無政府主義恐怖分子——我們還應知道，絕大部分無政府主義者並非恐怖分子——想摧毀國家政權。在伊拉克，恐怖分子得益於一個極端虛弱的中央政府；而無政府主義者反抗的則是日益強大的國家政權。
然而，連埃米爾?亨利在內，19世紀末的無政府主義恐怖分子與2001年9月11日駕駛劫持的飛機撞向世界貿易中心和五角大樓的恐怖分子有一些重要的共同之處。歷史經驗以及現代恐怖主義起源所展現出來的共同點有助於我們應對和防範現代恐怖主義。
第一，在20世紀90年代末，奧薩馬?本拉登（Osama bin-Laden）宣布，他從此之後將襲擊美國平民，而不隻是軍事目標和領導人，以此打擊美國政府。顯然，在此之前，平民也曾被當成襲擊的目標，但是本拉登明確指出，在他看來，美國在中東（以及其他地方）的政策使針對美國平民、士兵和政治領導人的宗教戰爭具有了正當性。而亨利在一個世紀以前就作出了類似的殺戮決定。在他將炸彈投向終點站餐館的關鍵時刻，他重塑了“恐怖”這個概念的意涵。與之類似，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孟加拉地區的武裝分子把一切歐洲人視為可以襲擊的對像。
第二，無政府主義恐怖分子和今天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都超越了社會界限的藩籬。在19世紀90年代的法國，無政府主義爆炸襲擊者是被社會遺棄的一群人。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無政府主義者多為工匠或工廠工人，意大利和西班牙還有一些無政府主義者是農民。這些人在恐怖主義第一次浪潮時發動無政府主義襲擊，他們一般來說都沒受過什麼教育。而亨利卻大為不同，他是一個中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很多俄國革命家都出身非常貧寒，但是米哈伊爾?巴枯寧（Mikhail Bakunin）和彼得?克魯泡特金（Pyotr Kropotkin）卻都是貴族出身。本拉登也是一個極端富有的沙特阿拉伯家族的苗裔。
第三，埃米爾?亨利和他的前輩們都追求革命的永垂不朽（immortality）。這些武裝分子希望通過自己英雄般的殉難來啟示別人，就好像二戰中的神風特攻隊飛行員和現代社會的自殺式爆炸襲擊者一樣。第一波恐怖主義襲擊的特征可以概括為對殉難的追求和歌頌，尤其看重被處決的一幕（比如“芝加哥的殉難者”的例子，1886年5月4日在干草市場（Haymarket Square）進行了一場屠殺，隨後又實施了絞刑；或是把法國無政府主義者拉瓦紹爾（Ravachol）和奧古斯特?瓦揚（Auguste Vaillant）送上斷頭臺）。對殉難的追求在新近的恐怖主義浪潮中越來越普遍，這為自殺式襲擊提供了意義和目的。對這些殘酷的處決可以有各種評價，但絕不可能說是失敗——反而，這些襲擊證明有可能把強大的政府卷入鬥爭。
第四，兩種類型的恐怖分子都針對強大的敵人，那就是他們試圖摧毀的社會結構，與此同時，至少能給某一人群制造恐慌。正如同一個出現於6世紀的中國成語——“殺一儆百” 。對無政府主義者而言，敵人是國家和資本主義（還有它們的基礎，如軍隊和教會）；對現代恐怖分子而言，敵人是整個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政府的權力。兩種恐怖主義都認為敵人在壓迫普通民眾，不管是19世紀政府使用的嚴苛手段和經濟不平等，還是當代西方對伊斯蘭世界的威脅——至少宗教激進主義者如是說。
第五，炸藥和炸彈成了首選的武器，因為炸彈容易獲得，且容易穿透全副武裝的國家的防御。信仰“制造事端搞宣傳”（propaganda of the deed）的無政府主義者和現代恐怖分子（這麼看來，包括國際主義運動中的遊擊隊戰士）都找到了制造炸彈的方法，且這種炸彈還易於隱藏，在制造爆炸襲擊時也很有效。在過去，強大的國家對遊擊隊活動束手無策，極易受到攻擊，比如拿破侖的士兵經常命喪西班牙、意大利和俄國的農民之手。比如路邊炸彈這樣的爆炸裝置，使“弱者的武器”概念有了新的維度。這又一次說明，強大的國家在面對一小撥意志堅定的敵人時，依然無可奈何，虛弱不堪，這些敵人會引發恐慌，還削減對政府乃至整個國家繫統的信心。
第六，恐怖分子熱誠地篤信他們的意識形態，而且自信他們的隊伍會日益壯大，最終他們會取得勝利。這對恐怖主義的運動而言，造成一種天啟式（apocalyptic）效應，甚至像千禧年耶穌再臨論（millenarian）一般。現在，很多參與暴力襲擊的恐怖分子都是一些年輕人，他們決定要按照適合自己的方式來改造世界，這和19世紀時的情形並無二致——埃米爾?亨利被處決時年僅21歲。在20世紀頭十年，年輕氣盛也是俄國社會主義革命恐怖分子的主要特征。
第七，在對付恐怖主義方面，不論是19世紀末的法國政府還是深陷伊拉克戰爭泥潭的美國官方，都想找出一個有組織、有預謀的大集團，而不願承認是很小的組織乃至個人制造了局部的甚至是隨意的襲擊。19世紀末的無政府主義者既沒有真正的組織也沒有領袖能夠控制全部信徒，他們強調發揮全部的個人能動性。盡管無政府主義出現了全球化的趨勢，但根本沒有大規模的無政府主義陰謀。1894年刺殺法國總統薩迪?卡諾（Sadi Carnot）的桑特?傑羅尼姆?卡西瑞歐（Sante Geronimo Caserio），1900年刺殺意大利國王翁貝托一世（King Umberto I）的蓋塔諾?布雷希（Gaetano Bresci），和亨利一樣都是單打獨鬥。所謂的“炸藥俱樂部”（dynamite club）純粹是當時人的想像而已。無政府主義恐怖分子最多是通過非正規的網絡得到一些資金上和情感上的支持。無政府主義流亡者在倫敦，或者在巴黎和巴塞羅那的工人階級區和城市郊區找到了避難所。在今天，潛在的伊斯蘭恐怖分子也經常能在西方國家的穆斯林社區中找到安全的天堂。有人深刻地分析了21世紀頭十年的伊斯蘭激進主義恐怖分子，強調“現在的恐怖主義已經從基地組織（AI-Qaeda）中心，變成全球遍布‘自發’行動的恐怖主義組織”。現在，由於穆斯林對宗教殉難的重視，自殺式爆炸襲擊對個人的吸引力遠勝無政府主義全盛期。而且，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中，媒體會迅速公開發生的恐怖主義襲擊及其各種形式的成功，這可能會在其他地區激起隨之而來的襲擊。這如同瘟疫——最近幾年的非洲和中東地區就是如此。
然而，革命式的暴力——比如拉瓦紹爾、瓦揚和亨利的所為——和反抗外敵占領的抵抗暴力——比如法國在阿爾及利亞、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美國在越南和伊拉克所遇到的——依然存在根本的差別。
在西方世界，革命的暴力和反抗外敵的暴力一般都是針對國家的，國家被視為壓迫性的或是不公正的。甚至，其實“恐怖主義”（terrorism）這個詞，恰恰要追溯到國家恐怖這個根源上，比如法國大革命期間的公共安全委員會（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馬克西米利安?羅伯斯庇爾是從塔西佗的《羅馬史》中借用的“恐怖主義”這個詞。最早的“恐怖分子”是為政權服務的，以懲罰那些敢於反抗國家權威的人。並且，有人已經指出國家恐怖主義不但是最早出現的，且其危險性之大讓對抗現存國家秩序的當代恐怖主義都難以望其項背。根據一項令人震恐的統計數字，在20世紀，死於政府之手的人竟然多達1.7億之巨，絕大多人數是在他們自己的國家被殺死的。在19世紀80年代，無政府主義者發動的襲擊至多也就造成60人死亡，200多人受傷。當然，不能說這不是悲劇，但和國家恐怖主義制造的受害者相比，隻不過是滄海之一粟。總體而言，國家恐怖主義的受害者和“非國家”恐怖主義制造的受害者數字的比例接近260∶1。而國家恐怖主義則經常被淡忘，或者被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
西方的恐怖主義於是變成了政治進程的一部分，某種國家與其兇殘敵人之間跳的“死亡之舞”（danse macabre）。此二者戲劇般地互動，又使彼此做出暴力反應。持不同政見者感到的仇恨隻會由於政府更為殘酷的鎮壓報復而越積越多。殘酷鎮壓有時似乎根本不管用，它隻會激發更多的暴力。9?11恐怖襲擊發生之後，恐慌氛圍橫掃整個美國，這正如無政府主義者在大開殺戒的年代給法國巴黎造成的恐慌一樣，而這種公眾恐慌又給西方政府鎮壓無政府主義者提供了合法的理由。過度鎮壓隻會增加恐怖主義者的規模，正如19世紀80年代的意大利和西班牙一樣。
9?11恐怖襲擊之後的世界也是如此，尤其是美國入侵伊拉克這場惡名昭彰的戰爭造成的災難，這個國家——盡管是有一個惡魔般的統治者——對美國兵本沒有嚴重的威脅，而且和基地組織毫無瓜葛，直到伊拉克戰爭給那裡招來了恐怖主義組織為止。
1871年5月21日至28日被稱為“五月流血周”，在這一周中，巴黎公社社員被大肆屠殺；1891年5月1日，法國北部的富爾米（Fourmies）發生了小規模的屠殺；同一年，在克裡希（Clichy），三個無政府主義者遭到殘酷虐待；這些事件都說明，國家對無政府主義者的以暴制暴，已經深深銘刻在普通大眾的集體記憶之中。毫無疑問，政府的血腥鎮壓在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國都激起了新的襲擊。不過，從法國在19世紀80年代的政策看來——西班牙的政策與之不同——監獄並不真正折磨犯人。然而，令整個世界大為震恐的是，美國軍隊在伊拉克繫統地虐待甚至折磨犯人。犯人常年被關在關塔那摩基地，並且被剝奪了接觸任何法律代理人的機會，甚至從未受到任何指控。據說，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在其他許多國家開設了大量秘密監獄設施（有時被稱為“黑監獄”），其中包括埃及、波蘭、羅馬尼亞和捷克共和國，與這些監獄不同，關塔那摩基地就是試圖讓公眾知道，傳說中的國外恐怖分子現在被關押在條件極其惡劣的監獄中，並且這合理合法。時任美國副總統的迪克?切尼（Dick Cheney）在回答關於犯人待遇的問題時幾乎是在自吹自擂，而總統喬治?W.布什（George W.Bush）則抱以他那招牌式的傻笑（smirk）。布什和切尼如此這般的回答，恰恰幫助了恐怖分子招募更多新成員。一位評論者甚至表示，“如此回應恐怖分子，簡直比這麼做本身的破壞性更大”，因為這會招致更多的恐怖主義暴力襲擊——這絲毫沒有低估恐怖主義的威脅。
最近發生的事件一再提醒我們，恐怖主義依然是世界範圍內的巨大威脅。在各國政府獨自打擊或與其他政府合作打擊恐怖主義的同時，思考恐怖主義的歷史起源與發展顯得尤為重要——因為它恰恰起源於歐洲。這本書追溯了無政府主義者埃米爾?亨利短暫而充滿暴力的一生。他在1894年2月向巴黎終點站餐館投擲的那枚炸彈，代表著現代恐怖主義的起源。

感謝理查德?拉茨拉夫（Richard Ratzlaff）對本文的建議。

中譯本序

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斥現代恐怖主義的世界裡：炸彈四處爆炸，無辜群眾喪命，一次嚴重的襲擊就足以傷害大量的生命。2001年9月11日，恐怖主義者劫持民航客機相繼撞向紐約的世貿中心和華盛頓的五角大樓，這兩架飛機連同墜毀在賓夕法尼亞州某處農田中的另一架，成了恐怖主義者手中巨大的、毀滅性的炸彈。中東地區發生的政治鬥爭催生了發生在法國、比利時、西班牙、德國和其他很多地區的恐怖襲擊。2015年11月，在巴黎發生的恐怖槍擊案，在尼斯、柏林和紐約發生的卡車襲擊案都說明：槍支、卡車還有刀具匕首都成為恐怖主義者的殺人工具。世界上許多國家都被迫面對恐怖主義，一場新的戰爭就此打響：對抗恐怖主義。
《一觸即發》這本書追溯並分析了現代恐怖主義的起源。讓我稍作解釋。1894年2月12日，一個名叫埃米爾?亨利的年輕人走進了巴黎聖?拉扎爾火車站附近的終點站餐館。他點了兩杯啤酒，又買了一根雪茄，就出了門，之後用雪茄點燃了一顆炸彈。他把這顆炸藥做的炸彈扔進了餐館，想盡可能多傷人命。在我看來，這一悲劇性的事件標志了現代恐怖主義的誕生/起源。
為什麼這樣說？在此之前也不乏恐怖襲擊，但總是針對國家的領導人或官員——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幾十年裡，不少國家的首腦相繼遇刺，其中就包括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Alexander II）、美國總統威廉?麥金利（William McKinley）、法國總統薩迪?卡諾（Sadi Carnot）還有奧匈帝國皇帝弗朗西斯-約瑟夫（Francis-Joseph）。1878年，在遭遇一次未遂刺殺之後，意大利國王翁貝托一世（Umberto I）把刺殺說成是“一種職業風險”。然而，埃米爾?亨利卻對那些在回家睡覺之前坐在飯館小酌和聽音樂的普通中產階級痛下殺手。他認為，這些人有罪，隻因為他們存在。
在《一觸即發》中，我想講述這個故事，並分析現代恐怖主義的起源。在我啟動這項計劃時，我想去理解埃米爾?亨利的仇恨。我對亨利毫無敬意，但我仍然花了兩年關注他的一切，當然，主要是通過檔案，同時也實地走訪了巴黎的大街小巷——我在巴黎獃了好幾年。當時，無政府主義者在巴黎的支持者主要是工人階級，他們居住在城市東部尤其是東北部地區，還有巴黎城牆之外迅速發展起來的工業化郊區。正是在那些地方，亨利感覺最是如魚得水。
然而，“恐怖”（terror）一詞實際上是政府最早使用的——尤其是法國大革命過程中的公共安全委員會（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 1793—1794）——而且也沒有現在“恐怖主義”裡的那種含義。埃米爾?亨利的父親福爾迪奈（Fortuné）曾目睹政府施行的恐怖。福爾迪奈在1871年巴黎公社（僅從當年的3月18日維持到5月28日）中是一位積極分子，他在公社失敗之後被以阿道夫?梯也爾（Adolphe Thiers）為首的那個殘暴的臨時政府判了死刑。約有15000名巴黎市民在當年5月21日到28日的“流血周”中喪生，很多人被集體處決。福爾迪奈僥幸逃到了西班牙。1872年，埃米爾在西班牙首都巴塞羅那出生。
埃米爾?亨利這個人物令我頗感興趣。他與別的恐怖主義者不同，他是一個知識分子。這倒不是因為亨利不易與人打交道。他愛抽像意義上的人勝過那些他實際遇到的人。與其他無政府主義者一樣，他憎恨政府、職業軍隊、官僚、資本家還有教會，他認為這些人群和機構不斷地集中權力並由此獲利，代價是普通人民遭受剝削。
《一觸即發》這本書實際也回應了今天我們所處的世界。誠然，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很多無政府主義者並非恐怖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能作為一股力量出現在歐洲、阿根廷乃至美國，難民潮（包括政治難民）起了重要作用，難民們乘坐火車往來歐洲大陸各地，乘坐輪船漂洋過海，速度之快非往昔可比。在某種意義上說，這就是早期的全球化。今天，網絡恐怖主義之猖獗反映了真正全球化年代所呈現的流動性（這種全球化被網絡所加強，恐怖主義者可以有效地使用它來招募新成員）。
然而，現代恐怖主義的起源以及我們時代恐怖主義的起源要復雜很多。本書的第二個主題是探索西方政府與政客如何利用恐怖的真實威脅試圖加強政治。一個關鍵的例子就是在2003年對伊拉克的災難性入侵之後，美國總統喬治?W.布什的案例。恐怖主義的威脅已導致政府暫停憲法權利和法治。2016年11月當選的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曾明確表示，他會批準未經司法途徑的處決（extra-judicial killings），最近，他放出了各種種族主義言論，這些表達是否是在放大恐怖主義襲擊的威脅則頗具爭議。他不斷對所有穆斯林民眾進行種族主義的攻擊和歧視，這非常有助於征兵工作，比如通過網絡征兵。與此同時，特朗普對來到美國的難民和移民大肆抨擊，目的是讓支持他的“基本盤”放心——這些人很多自己就是種族主義者，並且能讓特朗普達成把有色人種趕出美國的白人至上主義目的。
在中東，基地組織已經基本被打敗，伊斯蘭國（ISIS）看來也將束手就擒。當然伊斯蘭國仍有能力發動恐怖襲擊。互聯網把潛在的恐怖主義者聯繫在一起，啟發他們並提供具體策略。
這個世界似乎仍將面對國際恐怖主義的挑戰，恐怖襲擊可能在任何地方發生。可以認為，現代恐怖主義始於巴黎的那個餐館，1894年那個陰冷的雨夜。就是這樣一個故事。

約翰?梅裡曼
2018年1月18日
於法國巴拉祖克



譯後記

本書依據耶魯大學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平裝本The Dynamite Club： How a Bombing in Fin-de-Siècle Paris Ignited the Age of Modern Terror翻譯，並參考了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出版社2009年初版的內容。
從開始閱讀本書到完成翻譯工作，本人一直佩服作者宏大的抱負和高超的技巧：埃米爾?亨利的思想和情感變化、無政府主義思想的盛衰、恐怖主義者圈子的聚散、歐洲階級矛盾的激化與爆發、國家和政府對恐怖主義的認識和應對策略的發展……這眾多復雜的線索在作者精巧的內容剪裁和章節安排之下，顯得錯落有致，讓人讀來不覺凌亂，而感到作者在剖析那個巨變時代時遊刃有餘。
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言，本書的主題之一是分析現代恐怖主義產生與存續的土壤，作者巧妙地結合了社會分析與社會場景的描述，時而帶讀者走進當時法國上流社會出沒的餐館、飯店、歌劇院，領略飲食之豐盛、裝修之精致、衣飾之鮮亮，於是上流人士之窮奢極欲和不顧底層人民生死的做派躍然紙上；時而帶讀者走進底層人民生活的貧民窟與出沒的小酒館，讓我們看到他們食不果腹、衣不遮體、無立錐之地，男人被剝削致殘致死、女人為了活命出賣自身等各種人間慘劇，底層人民的痛苦、不滿、對上層階級的憎恨、對經濟制度的仇視讓人如見如聞。這樣鮮明的對比一次又一次強化了本書的主旨：剝削之殘酷、民生之凋敝、貧富差距之大、社會撕裂之甚，導致社會中最邊緣的無權者萌生無以遏抑的仇恨，再加上激進的社會思潮影響，復仇的矛頭就有可能從統治者指向普通人，也就是現代恐怖主義的模式。需要指出的是，本書的作者並不同情恐怖主義，但也絲毫不回避形成恐怖主義的社會因素，這種態度是出於對現實的關照，也在警告依然熱衷地緣政治的西方政治家：輸出戰爭、貧困、苦難和不公正，換回的可能是不計代價乃至不吝生命的恐怖主義襲擊。
本書的另一主題是分析西方政府反制恐怖主義以加強政治的機制。作者描述了針對恐怖主義活動的各種監視、搜查、密捕、審訊、鎮壓、處決、通過法案等等政府行為，充分展示出國家機器的冷酷。在這場力量對比懸殊的戰爭中，國家幾乎每一次都是贏家，在輿論、法律乃至肉體上戰勝了恐怖主義者和他們所依賴的理論。國家機器的殘酷集中體現，就是“正義之匣”——斷頭臺，閘刀的沉重鋒利，劊子手的冷酷無情，臨刑場面的恐怖瘆人，都通過作者細密的文字透過厚重的歷史向讀者撲面而來。
無疑，本書的主題是嚴肅而沉重的，但這並不妨礙作者呈現很多頗具可讀性的內容。比如，作者往往能從文學、繪畫、音樂、美術中搜尋出細膩的時代氣息，尤其喜歡將文學中的人物與意像同歷史中的真實加以對比，作者發現，左拉的《萌芽》和《巴黎》以及康拉德的《間諜》等許多小說的靈感都來自無政府主義者的思想和活動。尤其是，在作者看來，小說《巴黎》中那個又“身材瘦弱……尖鼻子和瘦削的嘴唇表達著堅定的意志和不可妥協的仇恨”的主人公小維克托?馬蒂斯的原型，正是埃米爾?亨利。又如，作者在梳理19世紀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和活動時，廣泛搜集了無政府主義圈子裡的逸聞趣事。這些無政府主義者來自三教九流，他們有的殺人越貨、打家劫舍，有的扶危濟困、劫富濟貧，有的為理想和藍圖不同而長期爭執，有的為支持同仁和事業傾囊而出。他們有各種稀奇古怪的綽號別名，有各種版本的江湖傳言，這不禁讓一個熟悉中國文化的讀者聯想到嘯聚山林的梁山好漢。這些內容的存在，讓本書不僅是一本出色的學術著作，還是一副妙趣橫生的時代畫卷，讓人讀來不忍釋卷。
還令譯者感佩的是，作者扎實的檔案工作和有趣的田野工作。作者為了寫作此書，查閱了法國和英國四所檔案館的檔案，參閱了十數種報紙，檔案的使用周密詳細，體現出一位史學家深厚的功底。此外，作者在巴黎一待就是幾個月，親自走訪本書主人公埃米爾?亨利的所到之處、親歷其所見之景，作者還試著走了一趟埃米爾?亨利借辦事機會安置炸彈的路程，時間相差無幾，一下拉近了作為歷史後點的讀者和著作主人公之間的距離。

最後向幫助和支持本人翻譯工作的兩位同志表示感謝並略抒情愫。
李鈞鵬兄從體例的安排、譯名的斟酌到訛誤的指出、格式的要求等各個方面，給本人很大幫助。李兄嚴格認真、一絲不苟的精神常常令我汗顏。向李兄致敬！
還要向我的妻子徐文婕同志表示感謝。翻譯本書的時候，正值小兒出生不久，我在不上課的日子白天要看孩子，晚上得靠妻子“喪偶式帶娃”，纔能跑到附近的咖啡館支上電腦工作。很多個夜裡，我筋疲力盡地回到家裡，妻兒都已睡熟，而我還難抑興奮，那些人物、主張或事件還在腦中縈繞，然後我就想著這東西，昏昏睡去。

以上拉雜散亂的文字以為譯後記。

範譞
2018年8月1日於北京北新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