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寫作緣起
2010年9月，在華東師範大學教育學繫中外教育關繫專業的碩士階段學業結束後，我赴美留學，在洛杉磯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攻讀博士學位。當時，謹遵我的碩士生導師霍益萍教授的指點，我的研究興趣聚焦於課堂內部的學習與教學過程，尤其是課堂互動的運作機制及其方法論的問題。非常幸運的是，洛杉磯加州大學恰恰是北美研究人類話語與社會互動的重鎮之一。留美五年，我與互動分析領域的諸多泰鬥級人物進行了深入的接觸，向他們學習話語分析、互動分析、交談分析、溝通民族志、微觀互動民族志等研究方法。2015年回國後，我又承擔了哈佛大學考特妮·卡茲登（Courtney Cazden）教授的經典著作《課堂話語》一書的翻譯工作。這些接觸與問學的機會，讓我在關注社會互動理論與分析方法的同時，也得以管窺一個研究領域是如何在其特有的歷史背景和學術境脈中發展起來的。換言之，我有幸得見一個學術實踐共同體（community of practice；參見Wenger, 1998）中的“人們”，以及他們之間的“關繫”，而不僅僅是他們各自的“作品”。
緣於這些經歷，我開始嘗試一種對自己來說全新的寫作形式：把課堂互動研究的種種進展與成果，重新置回有“人”的歷史情境之中，用一群研究者的個人學術史，串起一個研究領域的發展史。此外，我也希望用具體的案例——他們或我自己的真實研究——呈現不同取徑的課堂互動研究究竟是怎麼操作的，能夠得到怎樣的發現。也就是說，我希望將學術史、方法論與案例分析編織在一起，在動靜之間呈現這一研究領域的根莖與枝葉。
基於這樣的考慮，此書的主體部分是引言之後的五個章節，以一些核心的課堂互動研究者為線索，引出五個互相關聯但又不盡相同的流派，這些流派的主要區別在於關注焦點的不同。第二章將介紹以考特妮·卡茲登和休·米恩（Hugh Mehan）為代表的課堂話語結構與功能分析，這不但是課堂互動研究的早期探索，也仍然是目前的主流取徑之一。在關注話語結構和功能的過程中，研究界一方面關心微觀層面上的互動過程與發生機制，另一方面對文化、種族、階層等問題有強烈的關切，這將分別是第三章和第四章所論及的問題，其代表人物分別是弗雷德裡克·埃裡克松（Frederick Erickson）與雪莉·布賴斯·希思（Shirley Brice Heath）、克麗絲·古鐵雷斯（Kris Gutiérrez）、卡蘿爾·李（Carol D. Lee）等人。此外，批判的向度也一直是課堂互動研究中的重要聲音，這將是第四章所介紹的主題，其代表人物是雷蒙德·麥克德莫特（Raymond McDermott）。最後，第五章將關注學習科學切入課堂互動的獨特視角與方法。
對於這樣的內容組織，有幾點需要說明。首先，五章的排列順序大體上基於各個流派的代表人物在歷史舞臺上的“出場時間”。但是，這樣的排序，乃至這樣的章節區隔，難免有“刻舟求劍”之嫌，因為課堂互動研究作為一個整體學術領域而言，各個層面上的關注焦點實際上是交織在一起的。例如，埃裡克松雖然被歸為微觀情境分析的代表人物，但他的研究也具有強烈的文化向度。又如，古鐵雷斯、李等文化向度的學者，同時也帶著批判的立場。因此，本書的章節安排隻是為了論述上的方便，而不能被視為對課堂互動研究的截然、明晰、確鑿的“分門別類”。其次，在書寫這五個流派時，我有時談及的是一個群體，如結構功能分析中的米恩、卡茲登、薩拉·邁克爾斯（Sarah Michaels）、瑪麗·凱瑟琳·奧康納（Mary Catherine
O’Connor）等人，有時談及的是有代表性的個人，如微觀情境分析中的埃裡克松，以及批判取徑中的麥克德莫特。這樣的選擇主要基於兩個考慮：第一，本書更關注的是對課堂互動研究領域做出巨大貢獻的人，而不是這個領域本身的發展史，因此我不打算做面面俱到的述評。第二，我希望書中有“對話”的聲音——有身為課堂互動研究者的我，與這些堪稱領域內最核心人物的同行之間的“對話”——所以雖然有我的選擇側重，但讀者仍可從中窺見這個領域的發展主線。再次，也正因為這樣的考慮，這本書聚焦於北美學界，而幾乎沒有涉及到其他地區的重要人物及其研究，如英國的尼爾·默瑟（Neil Mercer）、澳大利亞的阿蘭·盧克（Allan Luke）等。這既是我的有意為之，也是我的局限所致。
在作為主體部分的五章（即第二章至第六章），每一章將由三部分組成：首先，從每一個流派所對應的核心人物的個人學術史出發，勾勒這一流派的發展脈絡與主要關切；同時盡可能地寫出這些人物之間的關繫——我試圖呈現，或因學術旨趣，或因現實關切，或因社會風雲，這些人物的命運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互相關聯。其次，依照這些人物對課堂互動研究的主要貢獻，梳理每個流派的經典研究及其發現[1]；最後，在結語中回到這些核心人物，對他們的學術生涯及其關切做出簡要的總結或評論。
本書試圖用一個課堂互動研究的核心命題串起這五章，即教育公平與社會公正，這是五個流派的人物所共同關切的問題。而在全書最末的第七章，我將基於自己的研究經歷，進一步探討這一命題。我試圖論證的觀點是：互動研究抵達社會公正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通過學術研究獲得對他人的更深入、更共情的理解，而獲得這樣的理解需要研究者消除三個偏見：“語言中心”的偏見、“人類中心”的偏見，以及“編劇”立場的偏見。這裡將用三個具體的案例，分別闡述這些偏見如何阻礙了我們對課堂互動的理解，並探討消除這些偏見的方法。這些案例都來自於我在美國某小學做博士論文課題期間的田野工作、數據與反思。
總之，在講述每一個研究者的個人學術史時，本書關注的核心問題是：其人是怎樣開始研究“互動”的，又經歷了哪些轉向？他是在怎樣的社會和學術背景中開始學術旅程的？他最大的關切和困惑是什麼，所得又是什麼？在梳理每一條研究取徑（或言，每一個研究子領域）時，我關注的核心問題是：這一取徑有哪些最重要的研究？得到了哪些發現？它們和其他取徑的研究有何異同，又是如何影響了其後的研究？最終，本書將落腳在研究者的反思向度上，以期在更廣闊的社會變革背景下與讀者探討課堂互動研究的“可為”。
後記
這本書試圖將經典的課堂互動研究、做這些研究的學人，以及他們所處的社會歷史情境聯結起來。正如書中呈現的那樣，每一個研究者的學術關切都與其成長經歷密不可分。初出茅廬如我，也不例外。所以，我要感謝父母。當我沉浸在智識之中，他們牽掛著我的安全和健康。我對日常生活的興趣和對他人的共情能力，離不開父母的熏陶和教誨。我要感謝我的碩士生導師霍益萍教授。她建議並鼓勵我關注課堂，並將話語和互動分析作為博士階段的主攻方向。她的言傳身教對我有著無可估量的影響。我要感謝我的博士生導師威廉·桑多瓦爾（William
A. Sandoval）教授。我希望自己三十年後能成為他現在的樣子。
我要感謝華東師範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這裡的開放、團結和進取為這本書的寫作提供了最理想的氛圍。我還要感謝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的顧曉清女士。在稱不上順利的寫作過程中，一想到她是這本書的責任編輯，我就轉憂為安。
這是一本掛一漏萬、充滿缺憾的書。它最好的部分是標題。“聽說”有兩層含義：課堂互動素是“聽”與“說”；而我“聽說”了互動研究領域裡一些學者的故事，並把它們寫了下來。“Revoicing the minds”則是後面這層含義的意譯，同時又借用了“revoicing”這一課堂互動研究的經典術語。我自己不可能想得出這樣的標題，這兩者都來自於劉暢博士——我的同事、摯友與妻子。事實上，這本書的整體構想便是源於她的靈感與提議，而她的陪伴、鼓勵與討論也貫穿了寫作的始終。對於她的參與，再多的感謝也是不夠的。
在本書結束之際，我想起兩個聲音。一是在2009年夏天，霍老師建議我去美國留學，好好探索課堂裡的話語、互動和教學，把那邊的研究方法帶回來。二是在2017年春天，美國教育研究年會期間，在聖安東尼奧市一個巨大的會展中心裡，我和埃裡克松有一次短暫的重逢。我們邊走邊聊，他的步履沉重而堅定。在這兩個聲音之間，我離開母校，又回到母校，從青澀學子成為了青年教師，而課堂互動研究成為了我的志業與日常。
為此，我以這本書向這段求學生活致謝與告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