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鶴梁位於重慶市涪陵區城北離南岸約100米的長江水中，全長約1600米，寬10~15米，是一道由堅硬的砂岩和軟岩交互重疊而成的天然石梁。其狀自西向東伸展，與江流平行，以14.5。的斜面向北傾斜，相傳早年因常有白鶴群居梁上而得名。白鶴梁平時隱伏於江水之中不能得見。唯遇江水特別枯落時方能顯露。唐年（763），人們在石梁上鐫刻鯉魚一對作為枯水標記，以後每逢鯉魚顯出水面，便有人到石梁上題寫年代、日期、觀魚情形等，並鐫刻出來，於是形成了當地特有的一大人文景觀。”
據中共涪陵市委宣傳部所編《涪陵市》一書所作統計，“從唐代至今，白鶴梁上共有題刻174段。能構成水文資料的有114段共3萬餘字，其中唐代3段，宋代7代3段，明代12段，清代11段，民國5段，新中國2段，年代不詳者4段。除文字題刻外，還有魚雕12尾、觀音像、白鶴圖各一幅”。但是由於白鶴梁題刻區表面為厚約1～1.5米的堅硬砂岩，其下又是厚度在2米以上的軟質頁岩，致使題刻區高低不平，客觀上造成歷代所鐫題刻多排列無序，參差不齊，加之對題刻本身的認識不一，同一處文字有研究者認為是一段題刻，但也有人將其看成兩段甚至更多，這樣無形中就造成了各方所作白鶴梁題刻文字的統計數據多寡各有不同。例如曾參與白鶴梁水下題刻保護工程的謝向榮等人所編《水下文化遺產保護——白鶴梁題刻原址水下保護工程》一書所列各類數據與上文所言《涪陵市》一書所作統計大體相同，但孫華教授則認為“東區的石魚有11組15尾，文字題刻157段，清代以前的早期題刻全都在這一區域；西區有石魚3組3尾，圖像2幅、文字題刻28段，除一段年代不明外，其餘全都是清代及其以後的題刻”。至於題刻總數，則“石魚14組18尾，其他圖像雕刻3幅（其中白鶴雕刻1幅，觀音及人物線刻2幅），文字題刻183則，文字約12000字，在所有年代明確的題刻中，年代最早的是唐廣德二年（764）前的石魚，題刻包括唐代前1則、北宋27則、南宋7代5則、明代18則、清代27則、近代13則、現代3則，年代不詳者18則”。又，《涪陵白鶴梁》一書所記數據與此相同。陳曦震、陳之涵所編《中國長江水下博物館——白鶴梁題刻》則雲，文人題刻約174段，而其中宋代題刻有10代有5段，明代有17段，清代有24段，民國有11段，新中國有3段，年代不詳的有11段。
具體統計數據大家或有不同．但對於白鶴梁題刻所記載1200多年間72個年份的長江枯水水文情況，歷來都為研究者所珍視，其所蘊含的史料信息也為學者所看重。尤其是現在人們發現唐代線雕雙鯉的魚眼，竟與現今涪陵長江零點水位相當，這比我國在長江上設立的第一根水尺——武漢江漢關水尺的水位觀測記錄還要早1100多年，充分體現了巴渝地區先民的傑出智慧。
當然，白鶴梁題刻還有很高的藝術價值。這批題刻大多出自歷代士大夫之手，其中有名可考者就有約300餘人，除北宋詩人、書法家黃庭符庚辰涪翁來”外，還有朱昂、龐恭孫、晁公迦、吳革、楊名時、王士禎等人的詩文題刻。顏、柳、蘇、黃、趙，楷、草、行、隸、篆各體皆備。白鶴梁題刻曾使“行商往來停舟見，節使巡回駐馬鐫”，故被譽為“水中碑林”，是三峽庫區重要的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
歷代以來，特別是清末以後，對於白鶴梁題刻的研究漸趨深入，無論是傳統的金石碑帖角度的考察，還是現代學術視野之下的多學科綜合研究，其成果均代有所呈。
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作為白鶴梁題刻遺址的主管單位，早在20世紀中期就展開了對石魚文字的調查工作。自1953年起，幾代文博人圍繞白鶴梁先後進行了大量田野考古與野外調查、數據采集。在此期間，博物館積累了一大批有關白鶴梁題刻的第一手資料，但令人遺憾的是，由於種種原因，這些材料大都未能呈現於世人面前，尚不得為外界所知。基於充分保護與利用白鶴梁資料的需要，也為更好地宣傳白鶴梁，打響白鶴梁題刻的學術知名度，筆者在吸收現有發表成果的基礎上，立足於館藏材料，對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藏白鶴梁題刻拓片進行整理，並就題刻本身所隱含的一些史實予以考證與申述。
本書由白鶴梁題刻的點校、資料彙總以及相關問題研究等三部分組成。題刻點校在大量參閱相關資料的基礎上，比勘異同、標點斷句，對存在的一些重要問題，以按語形式在題刻錄文後予以考述。題刻研究則是從文獻學的視角探討白鶴梁題刻題名人、題刻斷代、題刻所涉及人物生平、題刻所反映出的地域或全局性史學議題。除上述內容之外，本書還就百年來白鶴梁題刻的研究狀況進行了分段梳理，對相關問題的研究前景做了展望。
客觀地說，本書所做工作和努力是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所進行的彙總與補充，旨在通過本書，能為白鶴梁題刻的繼續深入研究有所助力和推進。
本書所做幾個方面的工作固然有一定學術價值，但也存在不小的難度。尤其點校工作，前人成果再再有之，要想有所突破，則需作仔細的梳理，翔實的訂正與勘誤。為了保證點校的質量，本書遵循和采用以下基本原則和方法。
一、本次輯錄所用拓本以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藏拓本為底本。該批拓片主要拓取於20世紀60年代，與北京大學藏繆全孫拓片及貴州省博物館藏拓相比，雖年代不能稱之為久遠，但其收羅較為齊全，拓片數量較多，且拓片本身保存質量較好，所做基礎工作較為細致，足以為點校提供較為完備的基礎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