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紀30年代開始，媒介可信度研究日益成為新聞傳播學乃至相關社會學科的核心研究領域之一。作者將多年來在該領域的積累進行梳理與提煉，用三個核心問題貫穿全書：一是媒介可信度的概念界定與指標構成是怎樣的？二是在中國社會情境中，哪些因素會影響人們對媒介可信度的判斷？三是中國受眾究竟如何評價各種媒體的可信度？
《中國社會情境中的媒介可信度研究》將繫統梳理中西方學界在該領域的經典及前沿研究成果，從理論層面給出《中國社會情境中的媒介可信度研究》的邏輯起點。在此基礎上，作者結合深入、細致和繫統的實證研究數據進行分析，從質化和量化兩個層面對中國受眾的媒介可信度認知進行解讀，也與西方研究做出對比，力求對中國社會的媒介可信度問題給出深入的學理反思。
《中國社會情境中的媒介可信度研究》適合新聞傳播學科和相關領域的人士閱讀。

李曉靜，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導、副院長，同時擔任用戶心智與行為研究中心主任、健康與醫學傳播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上海市晨光學者、上海交大晨星青年學者。從事學科為傳播學，方向集中於新媒體用戶與媒介效果領域，近年關注新媒體對兒童青少年的效應、健康與醫學傳播。
已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上海社科一般課題、上海市教委課題、交大文理交叉重點課題及專項課題、智能科技公司專項委托課題等多個項目。在國際國內核心刊物及學術會議上發表論文三十餘篇，部分被《新華文摘》、人大復印資料全文轉載，出版學術著作三部。獨立獲得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二等獎、全國新聞學青年學者優秀學術成果獎、新聞傳播學學會優秀學術獎、《新聞與傳播研究》年度優秀論文獎、上海交通大學-國際傳播學會新媒體國際論壇論文獎等科研榮譽。參與獲得國家精品在線開放課、上海市教學成果獎、上海市精品課等省部級以上教學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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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第一章 媒介可信度研究的歷史脈絡
第二章 媒介可信度研究的新近動向
第三章 西方媒介可信度指標研究回顧
第四章 中國大眾媒介可信度指標建構（上）
第五章 中國大眾媒介可信度指標建構（下）
第六章 中國社交媒體可信度的評估及比較
第七章 社交媒體用戶的信息加工與可信度判斷
第八章 媒介可信度與社會民主化進程
參考文獻
索引
後記

曉靜教授雖然年輕，但從攻讀博士學位起，即開始在媒介可信度這一重要研究領域耕耘，迄今已有十多年，積累了較為豐富的學術沉澱和研究經驗，面前的這部專著，就是她對自身已有成果進行總結和展示之作，我有幸先睹為快，獲益良多。
對於此書的具體內容和創新價值，相信讀者自有見地。我在此想強調指出的是，其作為一個範例，很好地顯示了傳播學，乃至各個社會科學學科研究者應有的品格。試概括如下：
第一，問題導向與理論導向並舉。
無疑，媒介可信度或日公信力，歷來是新聞學、傳播學研究的核心課題之一，而且，隨著新媒體時代的來臨，其重要性越來越突出，為此，在國際傳播學界的熱度一直不減，甚或有增無減。然而，如作者所發現，中國傳播學界對此卻關注甚少，或許是人們誤以為其屬於“老生常談”？可見，所謂“問題導向”“問題意識”，不應是盲目地“跟風”“蹭熱點”，而應是提倡把目光投向那些真正重要的核心問題，通常，這類問題更有理論難度和張力，也更有基礎性和拓展性，讓學者更有可能大顯身手。
與此相聯繫，學術研究的最終目標固然是解決問題，這與日常了解活動並無二致，但其路徑則完全不同，即非“就事論事”，而是“追根究底”，透過現像，探索規律，以求得更高層次、更深程度，具有創新性、普遍性和解釋力的認識，這就是所謂的“理論追求”“理論導向”，它既是廣義的人類認知行為的高能手段，也是狹義的學術研究活動的直接目標。
為此，一項優秀的學術成果，必定兼具敏銳的問題意識和明確的理論追求，這正是此書的顯著優點之一。
第二，全球視野與中國經驗交彙。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融人世界已逾四十年，互相影響，彼此依賴，無論是就人類共性大於個性的情況，還是就中國社會科學水準總體仍落後於發達國家的現實而言，中國傳播學研究的國際化都是必不可少的，其實質就是攀登巔峰、趕超先進，媒介可信度研究領域自然也不例外。可貴的是，此書認真梳理了國際傳播學界八十餘年來在這一領域發表的四百多篇經典和前沿文獻，從而，為自身展開承前啟後、推陳出新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同時，誠如作者所言，借鋻不是照搬，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為此，必須立足中國，從本土的社會情境、媒介背景和受眾特質出發，將全球視野與中國經驗融合，唯有如此，纔能發展出既有在地特色（契合本國實際），又可對話國際學界（增益世界學術）的具有原創性的觀點、學說來。
第三，定性方法與定量方法結合。
對理論來說，方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此書根據研究需要，運用了焦點小組訪談、入戶問卷調查、在線問卷調查、網絡日志數據挖掘、Q分析以及眼動追蹤技術等多種定性和定量方法，切實地保證了研究結果的科學性和可靠性。
由於傳播學在中國是從新聞學“脫胎”而來，即在新聞學界的發起和推動下成長起來的，因此，在其短短四十餘年的發展歷程中，實證（包括定量、定性）研究方法被廣泛接受乃至蔚然成風，還隻是近十來年的景像，也因此，既重視方法，又能克服“唯方法”或“為方法而方法”的弊端，並熟練掌握多種實證研究技能的傳播學者目前尚不多見。從這一角度看，此書也提供了一個可資參考的樣板。
綜上，這是中國媒介可信度研究領域一部不可多得的繼往開來之作，值得關注媒介現像和社會信任問題的廣大同人及各界人士列入必讀書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