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華猶太難民資料檔案精編（第4卷）：專家視點》彙集了“來華猶太難民研究”課題組專家和國內外同行多年來的研究成果。包括：“納粹大屠殺對猶太民族和文明的影響”“歐洲猶太難民選擇上海為避難地的內因外由”“中國報刊對德國納粹反猶暴行的揭露與譴責”“猶太難民來上海的路線、時間、人數和安置情況”“計劃外的逗留：1941年波蘭猶太人如何在上海淪為難民”“上海的歐洲猶太難民社區”“上海猶太難民社區面面觀”“上海猶太難民中的錫安主義活動”“《上海猶太紀事報》的社會作用和歷史意義”“猶太難民與中國人民同甘共苦的深厚友情”“來滬猶太難民人數考”“來到中國其他城市的猶太難民”“猶太難民斯特恩一家在哈爾濱的流亡生活”“1945—1947年德籍猶太人在青島的歸化問題和產業處理探究”“‘梅辛格計劃’和‘無國籍難民隔離區’”“為什麼猶太難民能夠在上海幸存下來”“‘來華猶太人’一永遠的熱點”等17篇。

潘光，歷史學博士。現為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上海政法學院特聘教授，上海猶太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合作組織研究中心主任，“一帶一路”項目主任，中國中東學會副會長，上海世界史學會會長，聯合國文明聯盟大使。長期從事國際關繫和世界史研究，在猶太研究方面取得豐碩成果，目前擔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來華猶太難民研究”首席專家。1993年獲詹姆斯·弗蘭德中國一猶太研究學術獎，2004年獲俄羅斯總統普京頒令授予聖彼得堡300周年榮譽勛章，2006年獲奧地利政府授予奧地利大屠殺紀念獎。2005年被評為全國勞動模範。與本書相關的主要著作有《猶太文明》《猶太民族復興之路》《猶太人在中國》（中英法德文）、《艱苦歲月的難忘記憶——來華猶太難民回憶錄》《猶太人在亞洲》（中英文）、《猶太學和以色列研究在中國的發展》（英文和希伯來文）、《猶太研究在中國——三十年回顧：1978—2008》《一個半世紀以來的上海猶太人》《猶太人與中國：近代以來兩個古老文明的交往和友誼》《納粹大屠殺的政治和文化影響》《猶太人在美國：一個成功族群的發展和影響》《離散與避難：猶太民族難以忘懷的歷史》等十餘部。

納粹大屠殺對猶太民族和文明的影響
歐洲猶太難民選擇上海為避難地的內因外由
中國報刊對德國納粹反猶暴行的揭露與譴責
猶太難民來上海的路線、時間、人數和安置情況
計劃外的逗留：1941年波蘭猶太人如何在上海淪為難民
上海的歐洲猶太難民社區
上海猶太難民社區面面觀
上海猶太難民中的錫安主義活動
《上海猶太紀事報》的社會作用和歷史意義
猶太難民與中國人民：同甘共苦的深厚友情
來滬猶太難民人數考
來到中國其他城市的猶太難民
猶太難民斯特恩一家在哈爾濱的流亡生活
1945—1947年德籍猶太人在青島的歸化問題和產業處理探究——以青島市檔案館館藏檔案為考察中心
“梅辛格計劃”和“無國籍難民隔離區”
為什麼猶太難民能夠在上海幸存下來
“來華猶太人”——永遠的熱點——20世紀中葉以來“來華猶太人研究”的演進和發展
附錄：關於來華猶太人研究的主要參考書目和資料來源
後記

《來華猶太難民資料檔案精編（第4卷）：專家視點》：
與世界錫安主義組織和猶太代辦處不同，世界各地猶太社團和猶太組織展開營救行動的目的從一開始就是幫助猶太人離開納粹歐洲去任何願接納他們的地方，而並不是一定要去巴勒斯坦。他們在歐洲和世界許多地方建立臨時辦事處，以提供資助的方式幫助猶太難民獲得離境許可證，再獲得某國的入境或過境簽證。到戰爭爆發後，他們又建立了許多地下通道，將一批批猶太難民轉移出納粹占領區。對於在一些國家滯留或已發現暫時棲身處的猶太難民，他們也千方百計給予幫助，使之能渡過戰時的最困難時期。如1939年，德國侵占波蘭後，一大批波蘭猶太人逃到了立陶宛。1940年，他們想法獲得了去日本的中轉簽證，但每人必須付出約2纔能通過蘇聯去日本。美國猶太人聯合分配委員會（JDC）等組織立即全力以赴，募集了一筆錢支持他們，使他們得以在德國入侵蘇聯前陸續離開。美國猶太人聯合分配委員會在裡斯本的辦事處成了戰時救助歐洲猶太人的一個重要中轉站。美國猶太人聯合分配委員會甚至在遙遠的上海也設立了辦事處，以救助在那裡避難的近3萬名猶太難民。
遭受劫難的歐洲猶太人也並非隻是坐等外援或束手待斃，他們從一開始就采取各種方式抵制納粹的暴行。不過，在最初的幾年裡，突如其來的反猶狂潮使他們不知所措，最普遍的反抗方式隻有兩種：逃離和自殺。到“碎玻璃之夜”後反猶狂潮席卷納粹統治區，猶太人已忍無可忍，開始拿起武器進行抵抗。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大批猶太人參加盟軍和遊擊隊，走上了反法西斯戰爭的第一線。據統計，有168.5萬猶太人參加了美、蘇、英、波、法等國軍隊及各地的遊擊隊，如按希特勒的猶太人定義（三代中有一個猶太人的均為猶太人），這個數字可能會高達300萬1。同時，還有許多猶太人積極參加了地下鬥爭，奮戰在秘密戰場上，為盟軍收集情報，建立秘密交通線，破壞德軍設施等。最值得一提的是，處在隔離區和集中營內的猶太人雖然缺喫少穿，身體虛弱，手無寸鐵，卻依然寧死不屈，組織起來發動起義和暴動，打擊了納粹及其幫兇的氣焰，在人類反法西斯鬥爭的歷史上寫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頁。僅在東歐，就有20個隔離區和5個集中營爆發了中等以上規模的起義和暴動2。其中最著名的當然是華沙猶太隔離區的大起義。華沙這幾萬猶太平民居然能抵抗武器精良的德國正規軍這麼長時間，並且使之遭受了上千人的傷亡，實在是又一個馬薩達式奇跡。
納粹大屠殺從肉體上消滅了成千上萬的猶太人，但卻從精神上促成了猶太民族空前的大團結。當所有的猶太人都為著民族的生存而殊死拼搏之時，阿什肯那茲猶太人與塞法迪猶太人之間的差異，正統派、保守派與改革派之間的隔閡，錫安主義運動內部各派別之間的歧見，俄國猶太人與德國猶太人之間的矛盾，等等，都顯得無關緊要了。希特勒的反猶政策使歐洲猶太人不再是德國人、波蘭人、匈牙利人、羅馬尼亞人、法國人、蘇聯人，等等，而僅僅是猶太人，從而使許多猶太人的民族意識大大增強。這裡可以舉幾個例子。德國猶裔化學家弗裡茨·哈伯是諾貝爾獎獲得者，早在24歲時就改宗基督教。由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為德國研制出化學武器，他被任命為重要科研機構的負責人，但納粹上臺後照樣受到迫害而被迫辭職。
……

70多年前，當納粹瘋狂迫害、屠殺猶太人之時，世界上幾乎所有地方都對急需救助的猶太難民關上了大門。它們對每一個掙扎在死亡線上的猶太人的拒絕，等於是扼殺了一個生命。回顧那段歷史，我們可以自豪地說，中國人民和上海這個大都市在這生死攸關的時刻向猶太難民敞開了大門，為救助他們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從1933年到1941年，大批從希特勒屠刀下逃生的歐洲猶太人遠涉重洋來到上海，也有少數從其他城市進入中國，總人數達到3萬。除了其中數千人經上海等城市去了第三國外，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仍有2.5萬左右猶太難民把中國、上海當作他們的“諾亞方舟”，人數超過了加拿大、澳大利亞、印度、南非、新西蘭五國當時接納猶太難民的總和。
當600萬猶太人在歐洲被屠殺之時，來華猶太難民與中國人民同甘苦、共患難，在中國的土地上度過了艱難歲月，有的還直接參加了中國人民的反法西斯鬥爭和民族解放運動。目前，仍然健在的前來華猶太難民及其後代分布在世界各地，具有強烈的“中國記憶”和“上海情結”。這一重要歷史事件，被公認為中國人民在反法西斯戰爭期間所作出的一大“善舉”和貢獻，受到各國人民和國際輿論的高度評價。我記得，20多年前，在歐洲舉行了許多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50周年的活動，但隻有一個活動直接與中國有關，那就是在奧地利薩爾茨堡舉辦的“奧地利猶太人避難上海”研討會。我參加了那次會議並做主題發言，見到了許多當年在上海避難的猶太老人。會後幾天，奧地利議會決定設立基金，對納粹暴政給猶太人造成的苦難給予賠償。現在，每年都有奧地利“大屠殺紀念服務”項目的志願者來到我擔任主任的上海猶太研究中心工作。
1994年，上海市和虹口區政府在戰時猶太難民聚居的虹口霍山公園建立了猶太難民紀念碑。前來參加揭幕儀式的美國猶太社團領導人施奈爾拉比激動地說：“辛德勒的名單救了1000多人，而上海拯救了整個猶太社區數萬人。”21世紀，上海正式建立了猶太難民紀念館。不僅以色列總統、總理、各國猶太名流，而且其他領導人如德國總統和總理、奧地利總統、美國第一夫人等來上海時都要訪問該館，來自中國和世界各地的青少年也紛紛來紀念館“上課”。
現在，“上海”一詞在有關納粹大屠殺的史料中已成了“拯救”和“避難地”的代名詞。上海救助猶太難民和中猶人民互相支持的難忘歷史成了學術研究、紀念活動、藝術創作的一個持續發展的熱點，關於這個題材的論文、著作、小說、電影、戲劇、展覽會不斷湧現，因為這個題目不僅具有學術價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這些年來，國際上霸權主義與強權政治橫行，新納粹、種族主義、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再次泛濫，“文明衝突”論甚囂塵上，有人公然出來否定法西斯犯下的歷史罪行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成果，這就使來華猶太難民這個題目所具有的以史為鋻、溫故知新的意義越發突出。同時，這個題目因其特有的中猶友好內涵又在促進中國人民與各國人民的友誼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