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在我博士論文的基礎上經多次修訂而成。拙作即將付梓，再次回望從選題到如今的路程，感恩、糾結、努力、欣喜、痛苦五味雜陳。多少次的山窮水盡，多少次的柳暗花明，那些刻骨銘心的片段依然恍如昨日。
能在華東師範大學高教研究所師從閻光纔教授攻讀博士學位一直被我視為學術生涯中的幸事。作為人文社科領域的長江學者特聘教授，閻老師淵博的理論知識、寬廣的社會學研究視野、嚴謹而又嚴肅的學術態度每每讓我望而生畏。我自知學術功底較淺，學術積累不多，因此，在確定博士論文選題的時候結合自己工作實踐就成為選題的一個重要考量，也得到了閻老師的同意。我工作所在的學校是一所以理工科為特色的研究型大學，工作部門是學校的高教研究所，因工作關繫在與學校老師的接觸過程中經常會萌生一種好奇，究竟工科老師的科學研究是如何展開的，團隊的組織結構如何，知識生產的過程怎樣。尤其是在當今世界，科學技術對於提升綜合國力、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已不容置疑的背景下，團隊進行高水平科學研究需要怎樣的制度環境，科學技術如何轉化為生產力促進經濟的發展，也成為本研究的問題起點。
我帶著這樣的問題進行思考，加上在課程學習中又接觸了知識社會學、科學社會學、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相關理論，知道了科學作為社會中的人所從事的一項活動，其研究範圍不僅包括科學這種社會體制與社會結構內部的人際互動關繫、組織結構和行為規範，還包括其與外部的國家、社會的互動關繫；踫巧這個時候也閱讀了張伯霖、刁小英翻譯，拉圖爾（B. Latour）與伍爾加（S. Woolg）合著的《實驗室生活： 科學實施的建構過程》和劉珺珺、張大川翻譯，特拉維克（S. Traweek）撰著的《物理與人理： 對高能物理學家社區的人類學考察》等著作，閻老師便建議我采用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對科研團隊的組織與運作進行抽絲剝繭式的案例研究與分析。
論文大致的研究方向確定之後，如何在內容繁多的科學社會領域建構理論框架，如何選擇團隊案例成為主要的問題。在閱讀文獻的同時，我開始尋找合適的團隊案例，雖然平時與工科專業的老師多有接觸，但要在符合理論抽樣的基礎上進入團隊進行參與式觀察依然是一件難事。在比較了一個又一個案例之後，我想到了A1教授，作為學校引進的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他負責的科研團隊成立十多年，有相對固定的團隊成員與研究方向，從理論上團隊內部具有穩定的組織結構與運作體繫；他本人及團隊成員均主持過多項國家戰略型科研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研究以及各類橫向項目；團隊與外部的市場、學校、國家也存在互動關繫。綜上，該團隊符合科學社會學視域下對科研團隊進行研究的理論抽樣標準。
確定研究樣本之後，A1教授會不會容許我進入團隊是研究的關鍵。A1教授曾經擔任我所在學校的副校長，主管我們部門，在平時工作中他的儒雅、謙遜、同理心，以及作為工科教授所具有的深厚的人文素養，深深影響了我的學習與工作，也讓我有勇氣把我的訴求告訴他，沒想到他很爽快地答應了，時至今日我依然清晰地記得他帶我到團隊的情況。
A1教授所在的T團隊有每周五喫工作餐的習慣，團隊成員在一個大的會議室邊喫邊聊，餐後進行學術報告。周五的午餐會就成為我進入團隊的第一現場。那是2011年9月20日中午，工作餐已經送到，大家正在閑聊，我就是在這個時候跟隨A1教授來到了T團隊。面對一個個陌生的面孔，我清楚地記得A1教授對我的介紹： 就像費孝通先生對“江村經濟”的調查一樣，小孫希望到我們這裡做一個有關科研團隊的人類學調查，什麼是人類學研究？就是和大家同喫同住。
我一方面驚嘆於A1教授對人類學方法的準確理解，另一方面我知道既然做不到“同喫同住”，那就盡可能多地對團隊成員、團隊的科研進行觀察。於是喫完工作午餐之後的幾天，我又去了團隊所在的大樓，站在空曠的走廊，看著團隊成員在不同的房間進進出出，忙著各種事情，我不知道該做什麼，也不知道該說什麼。那個時候我一度對這樣一個研究問題打了退堂鼓。但我依然堅持每周五都去參加團隊的午餐會，在兩年多的時間裡，我慢慢地了解了團隊，也熟悉了團隊中的每一個人。團隊成員的真誠和熱情給了我繼續做下去的勇氣和決心。隨著不斷地閱讀文獻，我知道了之所以不知道觀察什麼、記錄什麼是因為研究的理論架構還不清晰，還過於寬泛。
在我困頓於究竟采用什麼樣的理論體繫作為研究切入點之時，我在北京的一次研究方法培訓課程上遇到了閻老師在北京師範大學的學生葉菊艷，她給了我靈感與思路。葉老師從香港中文大學博士畢業後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在此次的培訓中講授質性研究方法。課後她詳細地幫我梳理了我的研究問題、研究思路，也使我知道了從科學社會學的視角對科研團隊進行研究僅僅是我研究的problem，還沒有具體到question。北京回來之後，我又對知識社會學、科學社會學、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理論體繫以及組織行為學方面關於科研團隊的已有文獻進行了詳細的梳理，最終將知識生產模式作為研究的切入點與核心，將科研團隊界定為由技能互補的人為了共同的目的而形成的正式群體，一方面從知識社會學的視角研究團隊知識生產的問題來源、研究目的以及學術評價體繫；另一方面將團隊作為一個組織，從組織行為學的視角研究團隊成員的地位、角色、衝突；最終揭示團隊的知識生產模式是什麼，知識生產過程中學術共同體、國家和市場的關繫怎樣。這也構成了本書的研究框架。
本書第一章、第二章交代了研究的緣起，梳理了現有知識生產模式理論及其特征，科研團隊研究的現狀與問題等，在此基礎上對本研究中的知識生產模式進行了界定，確定了本研究的具體研究問題、研究對像、研究方法、研究設計與研究框架。
第三章從外部環境建構角度分析了科研團隊的生成。無論是知識社會學還是科學社會學視角下的科學研究、知識生產，都不否認社會結構因素、體制因素、文化因素等的影響，科研團隊作為以知識生產為目的的群體、組織，從其組建之日起，就開始徘徊於學術與行政之間。
第四章、第六章對科研團隊知識生產的目的與問題來源，學術評價體繫進行了研究，認為在知識生產的目的與問題來源方面，團隊成員對於“基於學科線性邏輯，以學理探究為目的”的研究有“好奇”的因素，但研究中的功利主義傾向同樣存在；而對於市場需求導向下的科學研究，由於研究的路徑不暢、學術評價體繫中的管理主義傾向等因素，團隊成員雖然願意做市場需求導向下的科學研究，但無法很好地實現；國家戰略導向下的知識生產又因為對研究人員的學術積累有較高要求以及某些特殊因素的影響，導致年輕的團隊成員不敢輕易申請該類項目。在學術評價方面，具有明顯“新管理主義”傾向評價體繫”是團隊學術評價的主要特征。這種評價體繫雖然提升了團隊的績效，但同時也給團隊成員帶來了極大的壓力，這種壓力一方面是由學術職業內部的過度競爭造成的；另一方面越來越泛化的榮譽與獎勵體繫也加重了成員的壓力。在重壓之下，團隊成員的學術浮躁心態自然而生，團隊人員也因此出現了兩極分化現像： 一部分人超負荷地工作，越來越優秀，集聚了所有的榮譽與獎勵，另一部分人則是“溫水煮青蛙”，得過且過。同時，評價體繫中對國家主導下的評價與獎勵體繫的重視，還導致科學研究中出現了“科研與經濟兩張皮現像”。
第五章、第七章、第八章主要將團隊作為一個組織，從團隊成員的角色扮演與地位分層，績效與衝突等方面進行了分析，研究認為，“具有組織特征的社團”是團隊在組織結構方面的主要特征。無論是團隊負責人、團隊成員的遴選，還是學術例會、小組討論會，團隊的運作都表現出以學術為導向，成員間平等、互助的社團特征。但是，職責明確的管理分工與責任人制度又使團隊具有了鮮明的組織特征。組織與社團本應遵循不同的邏輯，當兩者融為一體時，衝突便不可避免，主要表現為：團隊成員作為社團中的“成員”與作為組織中的“雇員”雙重身份引起的衝突；知識共享與獨享的衝突；“功利主義”與“好奇”之間的衝突；市場需求導向下知識生產的“想而不能”的衝突；團隊成員作為“教學人”與“學術人”之間的衝突。而學術職業內部制度體繫的行政參與或主導、市場參與科學研究相關制度體繫的缺失成為團隊衝突在制度層面的主要原因。
雖然最終的論文並沒有像當初預想的一樣，以人類學的方法貫穿始終，但論文中的數據、資料、參與式觀察、深度訪談等第一手資料都凝結了團隊中每一個成員對我的支持與幫助；論文成文過程中，我的老師們、同門師兄妹、單位的領導、同事在學術上、工作中給予了我極大的鼓勵與幫助。論文修訂、付印過程中上海交通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劉莉、馬春梅老師，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易文娟編輯付出了很多的辛苦與努力。此刻，浮現在腦海中的是一張張親切而又可愛的面孔，你們永存我心間。同時感謝華東理工大學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基金為本書出版提供了資助。
